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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界点仍是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以后的大唐似乎换了一个样,不但皇帝不再是李世民和武则天那样的,就连服饰也焕然一新:衣服由紧身窄袖变成长袍宽袖,眉毛则由又细又长变成又短又粗。难怪白居易这样描述老宫女的过时落伍: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52]
社会上也是另一番景象。实际上德宗以后,上层风气日趋奢华,浅斟低唱和车马宴游成为新的时尚。英勇豪迈的慷慨悲歌不大有了,青春年少的直朴气质不大有了,冲破传统的反叛氛围也不大有了,士大夫们更多地是痴迷于书法、图画、围棋、占卜,以及各种脍不厌细的精美饮食。[53]
这可真是恍如隔世。
◎唐代前后期服饰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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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时期,敦煌第151窟北耳洞龛女像。少女头梳双髻,着圆领长袍,选自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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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时期,陕西西安南郊出土韦顼墓石椁装饰画。图中少妇头戴胡帽,身着领袖窄小的翻领胡服,这是天宝年间流行的妇女时装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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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时期,选自周昉《簪花仕女图》。图中女子梳高髻,上插牡丹花,身穿大袖纱衫,披锦绣罗帔,下着长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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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时期,敦煌壁画第196窟。选自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
变化与两件事情有关,这就是科举制和两税法。后者简单地说,就是以田亩为单位确定地税,以贫富(户等)为标准确定户税,以货币替代谷米和绢帛进行缴纳,每年不晚于六月和十一月起征,其他苛捐杂税全免。由于有地税和户税两种,又是夏秋两季征收,所以叫“两税法”。[54]
平心而论,两税法的意义是积极的,因为赋税的征收由按人口计算变成了按资产计算。户税固然是大户多纳,小户少交,地税也是地多的税多,地少的税少。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广大贫苦人民的负担,有利于解放生产力,也促进了当时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55]
可惜在王朝时代,立法者的善意往往是一厢情愿,中晚唐皇帝的诏令更未必能真正实行。贞元三年(787),全国大丰收,物价低到每斗米一百五十钱,粟八十。为了防止米贱伤农,帝国下令以平价收购粮食。这当然是中央政府的惠民政策,结果却是农民苦不堪言,怨声载道。
德宗皇帝得知这一情况完全是意外。十二月某日,他外出打猎路过一家农舍,便信步走了进去。也许,他是想顺便做一次调研。当然,更可能是想听到歌功颂德。
农户叫赵光奇。
唐德宗问:怎么样?老百姓都很幸福吧?
赵光奇答:不幸福。
德宗奇怪:丰衣足食,为什么不幸福?
赵光奇说:因为政府不讲诚信。说是地税和户税之外不取分文,其实额外收的比两税还多。后来又说什么平价收购粮食,实际上是只拿粮食不给钱,还要我们运到老远,害得我们几乎破产。我等愁苦如此,哪有幸福?
德宗叹息,下令补偿赵光奇。
农民赵光奇确实光奇,皇帝唐德宗却其实不德。赵光奇说得非常清楚:朝廷体恤民众的所有诏令,到了地方上从来就是画饼和空文。德宗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只是补偿赵光奇一家,又有什么意义?难怪司马光很不以为然。[56]
但,实行两税法以后,帝国变得安定富庶,官员也变得阔绰起来,则是事实。更重要的是,由于唐代科举之盛始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极于德宗之世,所以创造了两税法的德宗朝,便成为历史的一个分界点——此后的中华帝国将是庶族地主阶级的政治舞台。[57]
没错,科举制和两税法,都是有利于他们的。
新阶级要有新文化。于是有了韩愈、柳宗元代表的古文运动,白居易的新乐府,以及唐传奇。传奇就是小说。小说原本不入流,唐传奇的作者却是大家,比如创作《枕中记》的是史官,创作《李娃传》的是诗人,元代戏曲《西厢记》前身《莺莺传》的作者更是大名鼎鼎的元稹。[58]
实际上传奇与唐诗不但并行不悖,而且相辅相成。白居易写了《长恨歌》,陈鸿就写《长恨歌传》;白行简写了《李娃传》,元稹就写《李娃行》。历来被看作高雅艺术的诗与通俗文学传奇,竟然毫无障碍地“同流合污”。
这是中晚唐的时代精神。
的确,由于越来越多的庶族地主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走上仕途,并逐渐成为官僚队伍的主流,文学艺术的平民化已是大势所趋。事实上,正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指向未来,古文运动也是借复古之名,行创新之实。韩愈和柳宗元们反对四六骈文,则其实是要颠覆门阀士族的意识形态和话语权。
因此,韩、柳的文章都明白如话,决不晦涩难懂。比如韩愈的《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此而已。又如他的《杂说四》: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至于柳宗元的《小石潭记》,更是不押韵的白话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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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