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洛岭 (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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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妈有一个没结婚的表弟，以前每年夏天都到农场去看我们。和他妈妈内尔·鲍兹姑妈一起来。这位表弟名叫艾尼·鲍兹，个子高高的，面色红润，一脸好脾气的神态。方方正正的大脸，漂亮的微卷的金发在前额上跳来跳去。他的双手、指甲，简直和肥皂一样干净，他的臀部有点肥。我背后叫他“胖屁股”。我是毒舌。

不过我认为，我没什么恶意。绝少有恶意。内尔·鲍兹的妈妈去世以后，他就不来了，不过会寄圣诞卡。

我到伦敦上大学的时候，我说的是安大略省的伦敦，他就住在那儿。那些日子，他每隔一个礼拜的星期天晚上，都接我一起吃晚饭。对我来说，我以为这是他应该做的，只因为我是他的亲戚。他大概都没有想过我们的相处有没有问题。他带我去的从来只是一个地方，一家名叫老切尔西的餐馆，餐厅在楼上，可以俯瞰丹得斯大街，挂的是紫罗兰色的窗帘，铺的是白色的桌布，桌子上搁的是玫瑰色的灯罩。这样的消费他未必能承受得起，不过这个问题不是当时的我能想到的，对一个乡下姑娘来说，所有住在城里的男人，每天都穿西装，指甲修剪得都这么干净，绝对很富足，放纵对他们来说，不过是家常便饭。

我吃的都是菜单上最有异国情调的菜，比如蘑菇鸡肉酥盒、法式焦糖橙汁鸭胸，而他永远都是烤牛排，甜点是送餐车推到桌子旁边选的，大半的时候上面搁了一个高高的椰子蛋糕，铺一层不合时令的奶油小饼、装满冰激凌的巧克力羊角酥。我得花很长时间才能下决心吃什么，就像个五岁的孩子面对冰激凌的犹豫。因为这一天的暴饮暴食，我星期一只好再戒食一天。

如果说是我爸爸，艾尼看上去有点年轻。我希望学校的人看见他，不会以为是我的男朋友。

他会问起我的课程，我告诉他，或者提醒他我的专业是英语和哲学时，他就严肃地点点头。听别人说话的时候，他不像老家的人，他不会眼珠乱转。他告诉我说，他对教育怀有无上的崇敬之情，很遗憾他读完高中以后，没有机会继续深造，而是在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找了份当售票员的工作。现在，他已经是管理员了。

他喜欢严肃读物，但是这一切，都无法替代大学教育。

我很确定，他说的所谓严肃读物，指的是《读者文摘》精简本。为了避免继续讨论我的学业，我就告诉他我租的房间。那时候，大学没有宿舍，我们全都租房住，有的是便宜的公寓，有的是兄弟会、姐妹会的房子。我的房间是一幢老房子的阁楼，建筑面积大，实用面积却很小。不过因为是以前的用人房，所以有自己的卫生间。第二层住了两个公费学生，他们是现代语言学的学生，已经在读最后一年了。一个叫凯，另一个叫贝弗莉。楼下的房间有高高的天花板，不过被漫长的历史割得支离破碎，住的是一个医学院的学生，他极少在家，他的妻子贝丝则天天在家，因为他们有两个尚且年幼的孩子。贝丝也是这幢房子的管理人，住在二楼的姑娘们老在卫生间里洗衣服晾衣服，为此总和贝丝吵架。医学院学生在家的时候，有时会用那个卫生间，因为一楼的卫生间里塞满了婴儿用品。贝丝说不该在他用卫生间的时候，长袜之类暧昧的东西全挂到他脸上。凯和贝弗莉则反驳说，搬进来的时候就说好她们可以用卫生间。

这就是我有选择地告诉艾尼的事情，他脸刷地红了，说这类事情她们本该写在纸上。

凯和贝弗莉也让我失望。她们在现代语言系学得很勤奋，但是她们关心的东西，还有她们的对话，似乎和在银行或者办公室工作的姑娘没什么区别。她们把头发梳成鬈发，周六就开始涂指甲油，因为这天她们要和男朋友约会。星期天再用护肤膏擦脸，因为大胡子男友把她们的脸擦伤了。从两位男友身上，我就没找到一点点的优点，我都奇怪他们怎么能变成这样。

她们说，曾经有一度，她们有个疯狂的理想，就是希望到联合国当翻译，不过她们现在觉得，要是结婚的话，还是到高中当老师比较好。

她们给我的建议，我可真不喜欢。

我在学校的餐厅有一份工作。我推着小车收桌子上的脏盘子，客人走后还要擦洗桌子，及时补充架子上的食物。

她们说这份工作不是什么好主意。

“男生看见你做这种工作，就不会和你约会了。”

我告诉了艾尼，艾尼问：“那你怎么说？”

我回答说，我也不想和这么想的男生约会。有什么问题吗？

这句话说到艾尼心里去了。他一下就容光焕发起来，手在半空中比画来比画去。

“绝对正确。”他说，“就是这样的态度。诚实的工作，永远别听这种人的话。她们因为一份诚实的工作就打击你。做你自己的事情，别理她们。保持你的骄傲，有人不喜欢，那就让他们将就吧。”

讲这番话的时候，正义和赞许让他硕大的脸闪闪发亮，他急促热情的动作，让我第一次起了疑心，第一次沮丧地怀疑，这个建议毕竟还是有一定的重要性。

一张纸条从门下塞进来，说贝丝想和我谈谈。我担心她要跟我谈我把衣服搁在楼梯扶手上晾干的事儿，或者指责我走路的声音太响，她丈夫布莱克白天要睡觉（有时候），她的孩子们白天也要睡觉（永远）。

门内一派悲惨的景象，屋里乱成一团，预示贝丝的好日子早已经结束了。湿淋淋的尿布和味道奇重的婴儿羊毛衫高高挂在天花板上，消毒柜里的奶瓶嘟嘟冒泡，炉子咔咔作响。窗户上全是蒸汽，椅子上扔着湿透的衣服和脏兮兮的毛绒玩具。大孩子吊在婴儿护栏上，发出愤怒的号叫—显然贝丝是故意把他搁在那里的。小点的婴儿在一把椅子上，嘴角、下巴上沾满了南瓜玉米颜色的食物，像长了皮疹。

贝丝就在这么一幅情景之中往外看，紧张的神情，扁扁的小脸上有一种优越感，仿佛在告诉别人，这世界上没有几个人能像她这般忍受如此的噩梦，尽管世界竟然吝啬到没有给她丝毫的荣誉。

“你搬进来的时候……”她的嗓音提高八度，为了把大孩子的声音压下去，“你搬进来的时候，我告诉过你，地方够大，可以住两个人，是吧？”

高度可不够，我想说。但是她立刻继续说下去，告诉我另外有个姑娘要搬进来了。她大概每星期四星期五住在这里，她是学校的旁听生。

“布莱克今天晚上搬张沙发床过来。她占不了多少地方。我想她也不会带多少衣服来，她就住在城里。你已经一个人住了六个星期。不过以后，周末还是你一个人的。”

甚至提都没提减房租。

妮娜确实没占多少地方。她个子很小，举手投足都小心翼翼的，从来不会像我那样，经常撞在柱子上。大半的时间，她都是盘腿坐在她的沙发床上，棕黄色的头发垂下来盖住她的脸，一件宽大的日本和服松松垮垮地搭在她孩子气的白色内衣上。她的衣服都很漂亮—驼毛外套，山羊毛套头衫，别了银别针的格子百褶裙。总之都是那类在时尚杂志上看到的衣服，往往都还配着这样的标题“全新的大学生活需要添置的……”不过，一从学校回来，她就把衣服全扔在地上，换和服穿。她甚至都懒得把衣服挂起来。我和她一样，一出门就换上学的衣服是常规，不过我还得烫衬衫，还要让我的长裤、毛衣保有清新的气味，所以衣服都是小心挂起来的。晚上，我穿羊毛浴袍。我都是在学校早早吃过晚饭才回来，晚饭算是工资的一部分。妮娜似乎也吃过了，不过不知道她在哪里吃的。也许她的晚餐就是零食，杏仁、橘子，还有用红色、金色、紫色的锡箔纸包装的巧克力球。

我问她穿这么薄的和服，会不会感冒。

“嗯哼。”她抱住我的脑袋，靠在她的脖子上，“我永远都这么暖和。”她说得没错。就连她的皮肤颜色，看起来都很暖和，但她说是因为晒成褐色了，颜色正在消褪。和她温暖的皮肤有关的，是一种特殊的香味儿。仿佛一种果子的味道，或者是某种香料，我不是说这种气味让人讨厌，不过经常洗澡的人，身上不会有这类味道。我自己也谈不上味道清新，因为贝丝规定，每星期只能洗一次澡。那年代，很多人至多一周洗一次澡，我有种想法，即使人们会用爽身粉和磨砂膏，周围人的味道更多。

我通常看书看到很晚。我原以为，屋里添了一个人，看书恐怕就难了。不过妮娜是个容易相处的人，她剥橘子，撕巧克力的包装纸，耐心地摆放纸牌。有时候她伸手去够纸牌会有一点点动静，叹气或者嘟囔的声音，仿佛在抱怨不得不挪一下身体，不过，她还是乐在其中的，如果她玩够了，就蜷起身子睡觉，灯还一直开着。因为没什么特别需要聊的，所以我们很快就开始聊天了，谈的都是自己的生活。

妮娜二十二岁，下面就是她十五岁以后所经历的事。

首先，她把自己搞怀孕了（这是她的原话），然后就嫁给了孩子的爸爸，孩子的爸爸也不比她大多少。那时候，她住在芝加哥城外的某个小镇。小镇的名字叫兰尼维尔，在那儿，男孩子能做的事只有在谷物仓库干活或修机器，女孩子只能在商店里打工。妮娜的理想是当个理发师，但想要学理发，必须离开小镇。乡间小镇不是她长大的地方，而是她外婆生活的地方，她之所以和外婆住在一起，是因为她爸爸去世了，妈妈改嫁了，继父把她赶出了门。

她还生了另外一个孩子，也是个儿子，她的丈夫在另外一个小镇找到了工作，所以就走了。他本来答应回来接她，却再也没有回来。她把两个孩子留给了外婆，就坐车到了芝加哥。

在车上，她遇见了一个叫马西的姑娘，马西也是去芝加哥的，马西很喜欢她。马西认识芝加哥的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开了一家饭店，他能给她们工作。不过，等她们到芝加哥的饭店的时候，发现原来这个男人不是开饭店的，只不过曾在这个饭店工作，不久前已经辞职了。饭店真正的老板在楼上有个房间，他收留了她们，回报就是每天晚上她们得打扫饭店。她们可以用饭店的洗手间，但白天不许待太久，因为白天洗手间是给客人用的。她们只能在关门以后洗衣服。

晚上她们几乎都不睡觉，因为她们和一个酒吧男招待交上了朋友。这个人有点怪，但是个好人。酒吧就在马路对面，他给她们免费喝姜汁汽水。在酒吧里，她们碰到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请她们去参加一个酒会，在这个酒会上，她们又接到了别的酒会邀请。后来，妮娜就认识了普维斯先生，实际上，妮娜这个名字就是普维斯先生取的，在此之前，她的名字叫琼。她搬到了普维斯先生在芝加哥的住处。

她一直等待有合适的机会，告诉他她有两个儿子。因为普维斯先生的家很大，她以为两个孩子可以和他们一起生活。但是，当她提出来的时候，普维斯先生说他讨厌小孩子，他也永远不想让她怀孕。不过，她还是怀孕了。然后，她就和普维斯先生去日本堕胎。

直到上手术台以前，她都以为自己会堕胎的。但到最后一分钟，她却决定不干了。她决定就这样吧，她要这个孩子。

好吧，他回答。他会支付她回芝加哥的路费，然后，请她一切自便。

这一回，她已经大致知道怎么办了。她找了一个地方，那儿的人会照顾她，等孩子生下来，可以送人收养。这一回，是个女儿，妮娜叫她吉玛。妮娜决心自己抚养她。

就是在这个地方，她认识了另一个姑娘，她们都在这里生孩子，都决定自己抚养孩子。于是她们决定在一起生活，轮流上班，一起养孩子。她们合租了一个公寓，两人都找到了工作。妮娜在鸡尾酒吧工作。一切都挺不错的。然而，圣诞节前，在吉玛八个月大的时候，某一天妮娜回到家，发现那一位妈妈喝得半醉，和一个男人在一起厮混，而吉玛发着高烧，病得连哭都哭不出来。

妮娜抱起孩子，拦了辆出租车，去了医院。因为圣诞临近，交通混乱。等她们到了医院，医院告诉她说，你送错医院了，然后把她送往另一家医院。在路上，吉玛一阵抽搐，死了。

她想给吉玛办一场真正的葬礼，不想把她和那些死掉的老叫花子埋在一起。她听说过，就是因为没钱，一个小孩子的尸体就这么被扔掉了。所以她又去找了普维斯先生。出乎意料的是，他的态度居然很好。他付了棺材钱，付了墓碑钱，墓碑上还刻了吉玛的名字。葬礼之后，他又把妮娜接回去，他们一起去伦敦、巴黎还有很多地方旅游，他想让妮娜高兴。回芝加哥以后，他关上房子的大门，搬到了这里。他在这里的乡下养赛马。

他问她想不想上学。她说想。他叫她来旁听几门课程，看看自己究竟想学什么。她说她希望给自己一些时间过普通学生的生活，像学生一样穿着，像学生一样学习，他说可以。

她的生活让我觉得自己是个笨蛋。

我问她普维斯先生的名字叫什么。

“亚瑟。”

“那你为什么不叫他亚瑟？”

“听起来怪不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