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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里正播出上海一场交响音乐会后进行的采访。好几个听众激动地对着镜头说：“感觉我们与世界同步了。”不禁笑出声来。之后看见一份上海杂志的广告语：“读××画报，与世界同步”，又读到上海一家报纸刊登的文章，才意识到这不是玩笑，“与世界同步”的观念已进入人们的意识深处。在那篇文章里，世界肉类组织的主席摩尔先生表示，中国猪肉价格上涨并不特殊，因为是与世界同步的。
简单一句“与世界同步”，让我颇多疑惑。首先是世界在哪里的问题。因为从人们的表述看，世界肯定不包括上海，甚至是一个外在于中国的实体，但恕我短视，这个“世界”我没有看到。至于所谓“同步”问题，更是有点玄乎。既不退步，也不抢步，还不错步，一定要“同步”生活在这个星球上，标准的步伐由谁规定？如此“与世界同步”，只可用激动人心的荒唐来形容。
近来读约翰·格雷（John Gray）的《伪黎明》才明白“世界”原来不是一个星球，而是一个正在塑造过程中的乌托邦。而所谓“与世界同步”更像一份全球性的政治纲领。简言之，它的学术定义叫全球自由市场。在书中，格雷表述了这样一个观点：以英美自由市场为模式推广的全球自由市场体制并不能通过促进繁荣增进自由主义价值，相反，它会导致恶劣的资本主义驱逐优良的资本主义，在产生新贵的同时还产生新型的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考虑到约翰·格雷本人的自由主义政治倾向，我不至于将他误判为“新马”——他是伯林最好的学生之一，曾经著有《以赛亚·伯林》《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同时考虑到他惊人的前瞻性——这本初版于1998年春季即饱受各个政治派别攻击的书早就预见到9·11的可能，使我对他在全球自由市场体制上所持的左派观点将信将疑。
一个精通劳动法的律师朋友不久前刚考察了深圳一家手机工厂，回来后问我：“你知道人工成本在一部手机的制造成本中占多大的比例吗？”我认真想了想说：“百分之三。”她说：“百分之三？千分之三！”
要知道，这微薄的千分之三是在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的前提下取得的。约翰·格雷在《伪黎明》里提醒人们，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和计划经济理论一样，都是理性主义的产物，二者也都是启蒙纲领的变种。它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共同之处，那就是“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伤亡者缺乏同情”。不得不承认，我对格雷的将信将疑变得很可笑了。
在《世界历史沉思录》里，雅各布·布克哈特（尼采的历史学良师）说，“现代”这个词成为进步的同义词，体现的不过是人们的狂妄。而“在评价这个所谓进步的时候，人们的安全感理应成为衡量一个社会的标尺”。我在想，那可怜的千分之三是否可以换得千分之三的安全感？抑或千分之三的时代进步？
当人们骄傲地描绘“与世界同步”的黎明时，就想想那千分之三的意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