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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义德访谈录》里有一篇访谈，题目叫《野兰花与托洛茨基》，可通篇看完，里面既没有托洛茨基，也没有野兰花。没有托洛茨基也就罢了，可“野兰花”三个字都不见踪影，这就让人不爽了（爱电影的人大概都知道我不爽的原因）。后来才知道，这托洛茨基和野兰花是有出处的，他们都来自理查德·罗蒂的自传。
在我读到的传记中，理查德·罗蒂的自传《托洛茨基和野兰花》是我的最爱。简短，翻译成中文不超过15000字。信息量还挺大，不亚于国内一个社科院研究员滔滔一辈子。罗蒂当年是个神童级的人物，到老了活力不减，争议不断，搅得大家心神不宁，这样的哲学家甚得我心。一个哲学家，如果让大家都活得很自在，在我眼里，那基本上就是废柴。
当然，一个哲学家如果让大家都活得不自在，自身也是危险的。苏格拉底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也就在苏格拉底之后，哲学直接介入世俗世界的方式基本上宣告失败。于是有的哲学家开始玩玄活，没一句实在的，最后搞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累死那些诠释者。有的哲学家则扮演先知的角色，替百年千载之后发言，煞有介事，一不小心成了神学家。
先知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搞不好就有十字架火刑柱伺候着。不过那毕竟已成过去，现在有谁上了火刑柱，那也不过是行为艺术。按理说，在我们这个社会，先知应该是一个竞争激烈的行业，可事实上呢，敢于竞争上岗的哲学家少得可怜。这可能和大家对哲学的认识发生了改变有关。陈嘉映在《哲学科学常识》一书中说，虽然哲学这个名号可能还会保留着，但它早已不承担“用巨细无遗的理论为世界提供统一解释”的任务，也不能为任何事物提供预测了。在他看来，这个任务已由科学来承担了，而哲学的任务呢？是“经验反省和概念考察”。按照他的说法，我的理解是，先知这个职业的最佳候选人，应该是托夫勒、奈斯比特，而非伯林、施特劳斯。
陈嘉映是哲学家，他对哲学境遇的体会肯定比我这样的读者深切。可是，我还是觉得他缺少一些勇气，对他将哲学限定在“经验反省和概念考察”的狭小地盘里心有不甘。何况，连他自己也承认，取哲学而代之的科学，虽然为这个世界提供了更为准确的统一解释，却独独把人的心灵遗留在了画面之外。而哲学虽然形销骨立，毕竟时刻惦记着人心。
人心难测，这不正是先知施展手段的前提吗？
理查德·罗蒂就是当代少见的有“先知”之誉的哲学家。他提出的“以希望代替知识”的哲学新主张，可能在实践意义上还有些脚步虚浮，但不失为一条新路。在自传中，罗蒂回忆起自己的少年时光。那时候，他心目中的英雄是托洛茨基，最独特的兴趣是研究野兰花。15岁考入芝加哥大学时，他一心想做的，就是用某一个思想体系或审美框架，将托洛茨基和野兰花调和在一起，以达到济慈诗中所写到的境界：“在单纯的一瞥中把持了实在和正义。”在那种境界里，真理的光辉普照，遍布着超凡脱俗的野兰花。可最终他意识到，他无法在托洛茨基与野兰花之间，在黑格尔与普鲁斯特之间，在公共正义与私人德行之间找到那唯一的真理——一个诚实的哲学家不可能在“单纯的一瞥”中把握住实在和正义。于是他提出另一种哲学。这是一种以希望取代真理，或者说以想象力取代理性的哲学。在他看来，纵然没有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真理，只要人类的想象力还在，人的希望就会一直存在。从这个角度讲，罗蒂认为，哲学家都应该做人类的预言家，做未来的先知，而马克思、杜威、哈贝马斯、德里达都是这样的先知。
让我遗憾的是，中国没有这样的先知。有的看起来像，其实只是神学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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