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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对人说，对死去的人要宽容，对活着的人要严厉。当然，我也可以跟人讲，对死去的人要严厉，对活着的人要宽容。之所以我常常讲的是前面那段话，不是因为它比后面那段话更有道理，只是我先想到了它。
世事芜杂，人们却总想生活得简单。虽然不一定照办，但最好有那么几句话，翻来覆去可以运用，可以宽慰自己的浑浑噩噩。上学那时候喜欢在笔记本上抄写人生格言，到如今有了自己的格言，也不写在本子上，直接刻在脑子里了。有时候想想，一个人没有几句属于自己的，不同于其他人的语言，其实活着会更艰难。
在某部国产影片中，一群凶神恶煞的团练跟着一个腆着大肚皮的黑脸壮汉，齐声高喊“刀枪不入”，挥舞刀枪冲向红军的阵地。一梭子子弹将壮汉撂倒，众人惊慌四散。导演用了不少菲林来交代这段场景，可能只是觉得精彩，背后却隐藏着一种嘲笑，一种对语言的嘲笑。这种嘲笑像子弹一样滚烫而冷酷。
在蛍因一类的哲学家眼里，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东西，语言以及语言的对象。简要地讲，也就是两类，一种叫“刀枪不入”，一种叫“刀枪”。这两种东西彼此依存，又在历史中制造冲突。在上述那个场景中，信奉“刀枪不入”的壮汉是唯心论者，而显然，善用子弹的红军战士是唯物论者。当然，导演的哲学立场是不言而喻的。
但语言有语言的力量。在穿过一条寂静无人的夜巷时，语言能壮胆，这是儿时的经验。长大了，语言可以帮助一个羞涩的男孩去亲近一个女孩。“刀枪不入”显然是对语言力量的滥用，可反过来一想，不管这四个字如何荒唐，它毕竟支撑着那些人冲向了阵地，在子弹横飞之前豪情万丈。
语言究竟有多大的力量？苏格拉底把它用到了极致。他的学生斐多曾经满怀感激地说到自己的老师：“他治愈了我们。”用什么治愈？无他，唯语言尔。尼古拉·格里马尔迪（Nicolas Grimal-di）在《巫师苏格拉底》一书中说苏格拉底在本质上是萨满、魔法师和巫师的混合体，因为苏格拉底用有魔力的语言蛊惑人们，同时也治疗人们灵魂中的疾患。
正因为语言有特别的力量，使用的人便须谨慎。
以前百姓管写有字的书信、印有字的报张之类为“字纸”，是不可随意丢弃的。按习俗，这类“字纸”须拿到指定地点统一焚烧，以示对文字的敬畏。我所在的城市有一条街道叫“惜字宫”，就是因一个焚烧字纸的小庙而得名。这让我想起仓颉造字时“天雨粟，鬼夜哭”的异象。古人比我们多的，就是一份敬畏心：语言对这个世界造成的影响究竟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只有天知道。
于是有人开始反思语言，对如何使用语言、该不该使用语言产生了疑问。黄子平在《害怕写作》的代序中就表达了一个写作者对语言的诸多困惑。他问自己：是谁给了你写作的权利、写作的资格？是语言让他体会到了写作中的空虚与充实、软弱与坚强。他是一个有敬畏心的人。
和“刀枪不入”的壮汉一样，不少人仍在滥用语言。拙劣的翻译是司空见惯的例子，粗心大意的作者和编辑也在创造新的笑话。比如前面提到的《巫师苏格拉底》，在书的封面上，作者尼古拉居然印成了“居古拉”。这样的错漏也可以放过，看来出版社也在玩“刀枪不入”的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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