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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的时候，似乎没有一次孩子出生、阑尾破裂，或任何其他严重的身体状况不是和暴风雪同时发生的。道路会封闭，而且反正不可能把车从积雪下面挖出来，于是不得不套上几匹马，送到镇上的医院去。幸运的是那时还有马——在正常的发展进程中本来已经不用养马了，但是战争和汽油限量供给改变了这一切，至少当时是这样。
所以，当我的体侧疼痛发作时，一定是在夜里十一点左右，也一定正刮着一场暴风雪，而且因为当时我们的马厩里没有马，所以不得不让邻居家的几匹马行动起来，送我去医院。路程不过一英里半，却仍然是一场历险。医生已经在等着了，他准备切除我的阑尾，没有人对此感到惊讶。
那个时候阑尾切除手术是不是比现在更为常见？我知道现在仍然有这样的手术，而且这很有必要，我甚至知道有一个人因为没有及时接受手术而死去。但在我的记忆中，这是不少与我同龄的人必须经历的一种仪式，尽管绝对人数不算多，但不那么令人意外，而且也许也并不那么让人不开心，因为那意味着不用去上学，还给予了你某种身份，暂时使你与众不同，因为你是被死亡之翼拂过的人。而这一切通常都发生在你人生中还能为这种事感到高兴的时候。
于是，我没有了阑尾，在病床上躺了几天，看着医院窗外的雪阴郁地飘过几株常绿植物。我想我从来没有考虑过父亲将如何支付这样的优待。（我想他卖掉了处理祖父的农场时留下来的一块林地。也许他曾经希望用那块林地捕鸟兽或者制枫糖。或者也许那能让他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怀旧乡愁。）
后来我回去上学了，很长时间都不用上体育课，时间长得超出了必要，让我感到很快活。一个星期六的早晨，妈妈和我单独在厨房的时候，她告诉我说我的阑尾在医院被切除了，正如我所以为的那样，但那不是唯一被切除的东西。医生认为当然有必要拿掉阑尾，但让他担心的主要是一个赘生物。一个像火鸡蛋那么大的肿瘤，妈妈说。
但是别担心，她说，已经过去了。
关于癌症的想法从来没有在我脑袋里出现过，她也从来没有提过。我想，如果是在今天，得知这样的真相后不追问下去，不去探查究竟是不是癌症，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想立刻知道是恶性的还是良性的。我们没有谈到这个问题，我能找到的唯一解释就是那个词周围笼罩着一团云雾，就像在提到性的时候一样。甚至更糟。性令人恶心，但其中一定有令人满足之处——我们知道的确如此，尽管我们的母亲没有意识到——但是哪怕只是提到癌症这个词你就会想到某种黑暗的正在腐烂的臭不可闻的物体，甚至在把它踢到一边时你都不愿意看它一眼。
因此我既没有问，也没有人告诉我，我只能假设它是良性的或者以高超技艺被切除了，因为我现在还活生生地在这儿。我鲜少想起这件事，在我一生中每当需要说明接受过哪些手术时，我都很自然地只说或写“阑尾手术”。
和妈妈的这次谈话大约是在复活节期间，那时所有的暴风雪和堆积如山的雪堆都消失不见了，小溪涨满了水，冲刷着能够冲刷的一切，肆无忌惮的夏天正朝我们逼近。这里的气候从不拖延，也从不慈悲。
在六月上旬炎热的天气里我放假了，因为我的成绩很好，不用参加期末考试。我看上去状态不错，在家里做家务，和平常一样读书，没有人知道我有任何问题。
现在我必须描述一下我和妹妹卧室里的布置。卧室很小，放不下两张并排的单人床，解决办法就是放一架双层床，有梯子可以让睡在上铺的人爬上去。那个人就是我。我年纪更小的时候喜欢逗弄人，会掀起薄薄床垫的一角，吓唬躺在下铺束手无策的妹妹说要往她身上吐口水。当然妹妹——她叫凯瑟琳——并不是真的束手无策。她可以躲在被单下面，但我的游戏就是一直留神注视，等到她因为憋闷或者好奇而忍不住伸出头来的时候，往她露出来的脸上吐口水，或者像模像样地假装吐口水，激怒她。
这时我已经太大了，确实太大了，不能开这种玩笑了。妹妹九岁，我十四岁。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直不太稳定。在我不折磨她或用愚蠢的方法戏弄她的时候，就扮演资深顾问的角色，或者讲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我会用收在妈妈嫁妆箱里的旧衣服打扮她，那些衣服要是剪了缝被子太可惜，但谁要穿的话又太过时。我会给她的脸上涂妈妈的旧饼状腮红和香粉，告诉她她是多么漂亮。她很漂亮，毫无疑问，虽然我给她画的脸让她看上去像个古怪的外国娃娃。
我不是想说我完全掌控着她，或者甚至说我们的生活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她有自己的朋友，自己的游戏。那些游戏都倾向于模仿家庭生活，而不是寻求刺激。娃娃被放在婴儿车里推出去散步，有时小猫被穿上衣服代替娃娃，猫咪总是发疯似的想要出来。还有那种游戏环节，有人扮演老师，可以打其他人的手腕，让他们假装哭泣，因为他们干了各种违反纪律的事或者蠢事。
我说过，六月份我没去上学，一个人待着，我不记得在我成长过程中的其他任何时候曾经再次经历过那样的日子。我在家里做家务，但到那时为止妈妈的身体还不错，可以做大部分的事情。或者也许当时我们还雇得起她——也就是妈妈——所说的女佣，虽然其他所有人都管那女孩叫雇工。不管怎样，我不记得当时有之后那些年的夏天需要应付的成堆的活，那时我心甘情愿地努力干活，尽量让家里保持体面。看上去，当时那个神秘的火鸡蛋一定给了我某种病弱者的形象，因此有一部分时间我可以像个客人一样四处闲逛。
不过没有某种特别的忧虑如影随形。如果忧虑存在，家里没有人能不受影响。这一切都发生在我的内心——那种无用和奇怪的感受。而且也不是一直都无用。我记得蹲在那里削胡萝卜苗，每年春天你都得这么做，这样胡萝卜才能正常长大，可以食用。
一定只是因为并非一天当中的每一个时刻，都像在那之前和之后的夏天一样，被工作填满了。
因此也许这就是我的睡眠开始出现问题的原因。 我想，刚开始，那意味着清醒地躺在那里直到午夜时分，并奇怪自己为何如此清醒，在家里其他人都陷入睡眠之时。我会读书，以寻常的方式让自己疲劳，然后关灯，等待。没有人会在这期间叫我，让我关灯睡觉。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一定也标志了某种特别的状态）我可以自己决定一件事。
白天的光线消失，深夜的灯光熄灭之后，要过一阵子家里才发生变化。将平日那些待做的、搁置的和业已完成的喧嚣事务放在身后，家变成了一个更为奇怪的地方，家里的人和支配他们生活的工作不见了，周围一切事物的用处消失了，所有的家具都隐匿起来，由于没有任何人关注而不再存在。
你也许认为这是一种解放。开始时也许是的。自由。陌生。但是我失眠的时间渐渐延长，终至整夜无眠，眼睁睁地看着黎明到来，我越来越感到心烦意乱。我开始念押韵的小诗，后来又念真正的诗歌，刚开始是为了让自己失去知觉，但后来几乎是在不自觉地念。这个做法似乎在嘲弄我。我是在嘲弄自己，当词语变得荒唐，变成最可笑的任意发声。
我不像真正的我了。
我一生中时不时地听人这样形容自己，却没有想过这可能是什么意思。
那么，你以为你是谁？
我也听过这样的说法，却没有将它和任何真正的威胁联系在一起，只是把它当作一种常规的讥讽。
再想想。
这时我想要的已经不是睡眠。我知道心无杂念地入睡是不可能的。也许甚至不值得向往。什么东西控制了我，击退它是我的责任、我的希望。我有这样做的意识，但似乎一点儿都不强烈。无论那东西是什么，它在试图告诉我去做些什么，都没有什么特定的原因，只是为了看看这样的行动是否有可能。它告诉我没必要寻找动机。
只需要屈服。多奇怪啊。不是出于报复，或任何正常的原因，只是因为你心里想到了什么。
而我的确想到了。我越要把那个想法赶走，它越要回来。不是为了报复，也没有痛恨——正如我所说，没有原因，只有那个极度冰冷深刻的想法，与其说是冲动，不如说是沉思，就是这样的东西支配了我。我甚至想都不该去想，但我想到了。
那个想法就在那里，在我的心里挥之不去。
那个想法是我可以掐死妹妹，那个正在我的下铺熟睡，那个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
我可能这样做，不是出于忌妒、恶毒或愤怒，而是因为疯狂，在黑夜中，疯狂就躺在我身边。也不是那种残暴的疯狂，而是某种近乎玩笑的东西。一种似乎长久以来一直等在那里的懒洋洋的、开玩笑的、半迟钝的暗示。
它没准在说，为什么不呢。为什么不试试最糟糕的事呢？
最糟糕的。在这个最熟悉的地方，这个我们一直躺在里面而且自以为最安全的地方。我可能这样做，不是出于我或者其他任何人能够理解的原因，我只是忍不住。
需要做的是爬起来，走出房间，走到房子外面。我爬下一级级梯子，没有朝睡着的妹妹看一眼。然后静悄悄地走下楼，不惊动一个人，走进厨房，那里放置的一切我熟悉极了，不用开灯就能找到路。厨房的门并没有真的锁上——我甚至不太确定我们有门钥匙。一把椅子抵在门把手下方，如果有人企图进来，会弄出很大的声响。但如果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把椅子移开，就可以不发出任何声音。
第一夜之后，我可以流畅地完成这一系列动作，似乎只需要几秒钟就可以来到外面。
当然，外面没有街灯——我们离镇上太远了。
一切都变大了。房子周围的树总是以各自的名字被指称，山毛榉、榆树、橡树，而我们却总是不加区分地说枫林，不说枫树，因为它们紧靠在一起生长。现在所有的树都黑乎乎的。类似的还有白丁香树（花已经谢了）和紫丁香树，它们总被叫作丁香林而不是丁香丛，也是因为长得太大了。
房子前面、后面和旁边的草坪很容易走过，因为草坪是我亲手修剪的，我想让我们的房子看上去和镇上的房子一样体面。
房子的东侧和西侧面对的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或者说在我看来是如此。东侧朝着镇子的方向，尽管你看不到任何镇上的景象。在距离我们不到两英里的地方，房屋鳞次栉比，是配备着街灯和自来水的地方。虽然我说过你看不见这些，但实际上我不太确定如果你一直盯着看，能不能看见某种光亮。
西边是与世无涉的蜿蜒的长河，一块块的农田，一片片的树林，还有一天天的日落。在我心里，这些和人或日常生活始终没有任何关系。
我来来回回地走，先是在房子周围，然后大着胆子走到更远的地方，因为我开始相信自己的视力，绝不会撞上水泵手柄或晾衣台。小鸟开始醒来，然后在树上啼唱——好像每一只鸟是分别想到要这么做的。它们醒得很早，比我以为的要早很多。但是在这些最早的晨起之曲过后，很快天空就开始泛白。猛然间我会被睡意侵袭。我回到家里，四周突然一片黑暗，我非常准确地小心而无声地用椅子倾斜着抵住门把手，然后静悄悄地上楼，小心翼翼地开门和走路，虽然我似乎已经处于半梦半醒之中。我倒在枕头上，很晚才醒来——在我们家里，很晚的意思是八点钟。
之后我会记得前一天晚上的一切，但非常荒唐的是——糟糕的是这真的非常荒唐——我也可以非常轻易地忘记这一切。弟弟和妹妹已经去公立学校上学了，但他们的碗还在桌上，几粒炒米漂浮在剩余的牛奶里。
荒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