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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始皇帝晚年的秦帝国，宛如一辆不断加速奔驰的宾士马车，已经失去了控驭；又宛若一张绷得越来越紧的弓弦，已经失去了制衡。
国之兴亡，必有前兆。
历来史家论及秦帝国的速亡，无不指出其劳民过度是首要原因。始皇帝和秦二世酷使民力，最受诟病的就是阿房宫和始皇陵，纯粹是为君王私欲之满足。直道之建设，出于国防军用，姑且不论。至于为巡行出游而修建驰道，则是公私两论皆有。公务论者说，始皇帝的巡行出游是外出镇摄四方，安定新建的帝国；私欲论者说，始皇帝的巡游外出是游山玩水，求药寻仙。这些或许都有道理。然而，家天下个人专制独裁的体制下，君王的个人行动和国家的政府行为，往往是分不清、划不开。朕就是国家，皇帝的私欲也就是王朝的意愿。阿房宫的修建，既是始皇帝的个人喜好，其取代咸阳宫以作朝议正宫的考量，也是秦王朝朝廷的迁移；始皇陵是秦始皇个人的陵园，其承接先公先王陵园的余绪，也是王朝国家祭祀的要所。不过，不管公也好，私也好，君王欲念也好，王朝意愿也好，国防军用也好，修建阿房宫、始皇陵，整备驰道，建设直道，如此前所未有的庞大工程，其所消耗的巨额财力，其所征发的巨额人力，无公私之别，都是民脂民膏，都要由秦帝国的人民来承担。
为修建阿房宫、骊山陵，为整备驰道、直道，秦帝国总共动用了多少人力物力，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司马迁说，秦帝国曾经动员七十万人，一部分用来修建阿房宫，一部分用来修建骊山陵。至于驰道、直道，没有具体的数字。根据最新的研究，从秦始皇三十五年开始修建阿房宫起，直到二世元年周文军抵达骊山陵为止的四年间，阿房宫和骊山陵的工地上，常年有七十万人劳作。七十万人，多是青壮年男子，其中一部分是服刑的犯人，他们无休止地在工地上劳作；一部分是服役者，由全国各地征发而来，一年定期轮换。秦帝国时代，劳役与兵役等同，做工者按照军队编制，七十万工人常年劳作，相当于七十万军队常年屯驻。
七十万人屯驻做工，七十万人生活吃饭，七十万人的粮食供应，都要从函谷关外的关东地区转运。古代社会，生产工具简陋，一切依靠人力畜力，远距离运输的效率极为低下。以运送距离六百公里计，要维持一个人的粮食供应，需要十五个人专职负责运输，效率仅为百分之六点七。关中有渭河连接黄河漕运，距离短效率高。假设以百分之二十的高效率论，要维持一个工人的粮食供应，也要五人专门负责，七十万人的粮食供应，需要动用三百五十万人作后勤转运。秦帝国时代，一个家庭大致有五口人，阿房宫、骊山陵的七十万工人，又关联到全国各地二百八十万人的生活生计。三百五十万专职运输者的劳作，又影响到一千四百万人的生活生计。当是何等巨大的数字！
驰道、直道之修筑，想来主要由经行的各地负责，长途转运之苦，或许不及骊山陵、阿房宫，但大规模的财力投入和人力动员，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司马迁实有所感，他说：“我到北疆考察，由直道归还长安，沿途观看蒙恬所修筑的长城亭障，断山填谷所开通的直道通途，痛感秦之酷使民力。”舍此感慨不论，与修建阿房宫骊山陵、整修驰道直道并行，始皇帝派遣大军攻击匈奴，连接长城，三十万戍卒常年屯驻北边，又派遣大军攻击南越，五十万戍卒常年镇守岭南。分布在帝国南北两疆的八十万军队，后勤供应要由内郡远距离转运，动员的人力，按照高效率计，要四百万人专门负责。八十万军人，涉及三百二十万家属；四百万转运劳工，涉及一千六百万家属，又是何等巨大的数字！秦帝国的人口，估计在四千万左右，根据上述的计算，仅阿房宫、骊山陵、长城、南越两疆的人力动员，数量已在九百万，连累家属，已经超过四千万，几乎牵动帝国的全部人口。
草草如此算计，仅由此极不周全的数字，已经可以勾画出一幅秦帝国因为酷使人力物力而面临崩溃的图景。两千两百年前的中华大地上，南到北越五岭，北到长城沙漠，西到陇西临洮，东到黄海东海，四千万芸芸众生，宛若劳蚁工蜂，往来不停地奔走在纵横交错的道路上，劳作死斗于星罗棋布的据点中。关中咸阳的阿房前殿高台上，皇帝高高举旗，指挥宛若蜘蛛网般密布全土的官僚机器，操纵着帝国臣民的一举一动。皇帝挥旗往西，千万人西去，皇帝挥旗往北，千万人北行，皇帝挥旗往南，千万人南下。皇帝旗帜的挥动越来越频繁，四千万人的运动越来越剧烈，移动距离越来越拖长，道路交通拥塞，守备空虚失衡，民人疲惫不堪。官吏驱赶吆喝的威压，引来庶民躲避逃亡；政府执法刑戮的镇摄，引来民众反感抗拒。
始皇帝晚年的秦帝国，宛如一辆不断加速奔驰的马车，已经失去了控驭；又宛若一张绷得越来越紧的弓弦，已经失去了制衡。至于马车何时坠毁，弓弦何时断裂，只是时间的早晚和机会的引发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