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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始皇帝晚年的秦帝国,宛如一辆不断加速奔驰的宾士马车,已经失去了控驭;又宛若一张绷得越来越紧的弓弦,已经失去了制衡。
国之兴亡,必有前兆。
历来史家论及秦帝国的速亡,无不指出其劳民过度是首要原因。始皇帝和秦二世酷使民力,最受诟病的就是阿房宫和始皇陵,纯粹是为君王私欲之满足。直道之建设,出于国防军用,姑且不论。至于为巡行出游而修建驰道,则是公私两论皆有。公务论者说,始皇帝的巡行出游是外出镇摄四方,安定新建的帝国;私欲论者说,始皇帝的巡游外出是游山玩水,求药寻仙。这些或许都有道理。然而,家天下个人专制独裁的体制下,君王的个人行动和国家的政府行为,往往是分不清、划不开。朕就是国家,皇帝的私欲也就是王朝的意愿。阿房宫的修建,既是始皇帝的个人喜好,其取代咸阳宫以作朝议正宫的考量,也是秦王朝朝廷的迁移;始皇陵是秦始皇个人的陵园,其承接先公先王陵园的余绪,也是王朝国家祭祀的要所。不过,不管公也好,私也好,君王欲念也好,王朝意愿也好,国防军用也好,修建阿房宫、始皇陵,整备驰道,建设直道,如此前所未有的庞大工程,其所消耗的巨额财力,其所征发的巨额人力,无公私之别,都是民脂民膏,都要由秦帝国的人民来承担。
为修建阿房宫、骊山陵,为整备驰道、直道,秦帝国总共动用了多少人力物力,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司马迁说,秦帝国曾经动员七十万人,一部分用来修建阿房宫,一部分用来修建骊山陵。至于驰道、直道,没有具体的数字。根据最新的研究,从秦始皇三十五年开始修建阿房宫起,直到二世元年周文军抵达骊山陵为止的四年间,阿房宫和骊山陵的工地上,常年有七十万人劳作。七十万人,多是青壮年男子,其中一部分是服刑的犯人,他们无休止地在工地上劳作;一部分是服役者,由全国各地征发而来,一年定期轮换。秦帝国时代,劳役与兵役等同,做工者按照军队编制,七十万工人常年劳作,相当于七十万军队常年屯驻。
七十万人屯驻做工,七十万人生活吃饭,七十万人的粮食供应,都要从函谷关外的关东地区转运。古代社会,生产工具简陋,一切依靠人力畜力,远距离运输的效率极为低下。以运送距离六百公里计,要维持一个人的粮食供应,需要十五个人专职负责运输,效率仅为百分之六点七。关中有渭河连接黄河漕运,距离短效率高。假设以百分之二十的高效率论,要维持一个工人的粮食供应,也要五人专门负责,七十万人的粮食供应,需要动用三百五十万人作后勤转运。秦帝国时代,一个家庭大致有五口人,阿房宫、骊山陵的七十万工人,又关联到全国各地二百八十万人的生活生计。三百五十万专职运输者的劳作,又影响到一千四百万人的生活生计。当是何等巨大的数字!
驰道、直道之修筑,想来主要由经行的各地负责,长途转运之苦,或许不及骊山陵、阿房宫,但大规模的财力投入和人力动员,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司马迁实有所感,他说:“我到北疆考察,由直道归还长安,沿途观看蒙恬所修筑的长城亭障,断山填谷所开通的直道通途,痛感秦之酷使民力。”舍此感慨不论,与修建阿房宫骊山陵、整修驰道直道并行,始皇帝派遣大军攻击匈奴,连接长城,三十万戍卒常年屯驻北边,又派遣大军攻击南越,五十万戍卒常年镇守岭南。分布在帝国南北两疆的八十万军队,后勤供应要由内郡远距离转运,动员的人力,按照高效率计,要四百万人专门负责。八十万军人,涉及三百二十万家属;四百万转运劳工,涉及一千六百万家属,又是何等巨大的数字!秦帝国的人口,估计在四千万左右,根据上述的计算,仅阿房宫、骊山陵、长城、南越两疆的人力动员,数量已在九百万,连累家属,已经超过四千万,几乎牵动帝国的全部人口。
草草如此算计,仅由此极不周全的数字,已经可以勾画出一幅秦帝国因为酷使人力物力而面临崩溃的图景。两千两百年前的中华大地上,南到北越五岭,北到长城沙漠,西到陇西临洮,东到黄海东海,四千万芸芸众生,宛若劳蚁工蜂,往来不停地奔走在纵横交错的道路上,劳作死斗于星罗棋布的据点中。关中咸阳的阿房前殿高台上,皇帝高高举旗,指挥宛若蜘蛛网般密布全土的官僚机器,操纵着帝国臣民的一举一动。皇帝挥旗往西,千万人西去,皇帝挥旗往北,千万人北行,皇帝挥旗往南,千万人南下。皇帝旗帜的挥动越来越频繁,四千万人的运动越来越剧烈,移动距离越来越拖长,道路交通拥塞,守备空虚失衡,民人疲惫不堪。官吏驱赶吆喝的威压,引来庶民躲避逃亡;政府执法刑戮的镇摄,引来民众反感抗拒。
始皇帝晚年的秦帝国,宛如一辆不断加速奔驰的马车,已经失去了控驭;又宛若一张绷得越来越紧的弓弦,已经失去了制衡。至于马车何时坠毁,弓弦何时断裂,只是时间的早晚和机会的引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