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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战国时代的任侠风气,根植于人性中个人的自由放任,不受社会群体约束的天性,是对于法治吏的反动。战国时代的游侠风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于自由的个人与个人间的友谊,是一种新的价值观念,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政府法制,总是有力不可及的地方;统治的真空,一定有隐形的力量来填补。这种填补统治真空的隐形力量,就是民间的政治社会。民间的政治社会,是政府政治社会的对立统一体,二者既互相对立,又互相补充,也可以互相转化,一切取决于相互存在的条件之变化。用通俗的话来说,政府政治社会是庙堂,民间政治社会是江湖;政府政治势力是白道,民间政治势力是黑道;政府政治是明流,民间政治是暗潮,二者同质异体,本质上都是强制性的人间统治体系。
商周以来的古代社会是世袭氏族社会,一切关系基于血缘氏族。天下是氏族国家的邦联体制,社会是世袭氏族的宗法社会,政治是分封氏族的世卿世禄,经济是氏族共同体的井田邑里,一切一切,都在氏族血缘的网络之中。庙堂与江湖同体,白道与黑道混淆,明流与暗潮共涌,人与人之间,无独立的个人间的交往关系,独立于血缘氏族的民间政治社会也不存在。
到了战国时代,由于列国间战争兼并的结果,古来的国家社会崩溃,政治经济关系瓦解,各国迫于战争的压力,纷纷实行变法改革,全民皆兵,建立官僚政治,以官制法制维系国家和社会,重新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社会的这种新旧交替之中,一部分从旧有的氏族血缘关系网中解脱出来的武士,由于种种缘故,没有被新的官制法制体系编入吸收,成为脱离于社会主流之外的游民,他们在新旧社会交替的缝隙间,以自身的行动,寻求新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连接关系,开始构筑新的民间社会。由此产生的新的人际关系,就是任侠风气;由此构筑成的新的民间社会,就是游侠社会。
所谓任侠,就是任气节、行侠义,个人与个人之间基于知遇,相互结托,行武用剑,轻生死,重然诺,以感恩图报相往来。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任侠就是哥们儿义气,男子汉间的友谊,大丈夫间的情义。任侠者之间,并无严密的组织,合则留,不合则去,也无固定的章程约束,只是凭藉人和人间的交谊,形成广泛的社会关系,构筑起网络状的民间社会势力。在战国时代,任侠者往往是强项的游民,他们不事生产,崇尚武力,在主流的法制礼制、伦理道德之外,凭着放纵的生活、不顺从的精神,营造独自的精神和实力的世界。任侠者之间,有取必与,有恩必报,讲的是义;承诺的事,一定做到,救人之难,不避生死,讲的是信。对于任侠者来说,人生的目的不在金钱和享受,也不在伟业的实现,只求结成人情的关系,达到义气的境界而已。士为知己者死的名言,就是任侠者的理想极致。
战国时代的任侠风气,根植于人性中个人自由放任,不受社会群体约束的天性,是对于法制吏治的反动。战国时代的游侠风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于自由的个人与个人间的友谊,是一种新的价值观念,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战国时代的游侠风气,从上层社会一直渗透到民间下层,既包括许多不法亡命之徒,也不乏王公贵人。战国七雄当中,秦国法制严明,对于游侠明令禁止,严予镇压,关东六国行政相对宽松,游侠们在各国间奔走往来,纷纷寄托于贵族门下,促成了各国的养士之风。楚国的春申君,赵国的平原君,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是名重当时的四大公子,以养士著名;他们的府邸,是游侠们集聚的去处。
在刘邦的任侠生活中,对他有影响的游侠人物有三位,一位是沛县的王陵,一位是外黄的张耳,还有一位,就是魏国的信陵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