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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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松说——历史上的今天》来到了5月2日。1895年的今天,在北京发生了著名的公车上书。1942年的这一天,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今天还是达·芬奇、大作曲家施光南,还有民国著名的大才子、僧人苏曼殊的祭日,也是恐怖分子头目本·拉登被击毙的日子。
<h3>| 公车上书 |</h3>
1895年的今天,来北京参加科举考试的各省举子出于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反对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上书朝廷,史称公车上书。1895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倒霉的一年。1840年鸦片战争惊醒了沉睡的中国,当时从经济规模的角度来看中国还是最强大的,但从社会经济形态来讲,中国还停滞在传统农业社会,而欧美各国已进入近代工业社会。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通过半个世纪的努力建成了亚洲最强大的海军和陆军,工业也是蓬勃发展,成为初步近代化的国家。1894年,中国和邻居日本对赌国运,在甲午战争这场豪赌中,日本赢了,我们输了。在这场豪赌中我们不光输了钱,输了士气,还输了整个国运,进入最危急的时刻。中国的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一直都有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所以来北京赶考的举子就发起了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正式拉开了中国百日维新或者叫戊戌变法的序幕。从历史的角度,公车上书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是中国必须改革,这是肯定的。当时国家已经衰落到如此地步,改革的要求迫在眉睫,所以知识分子要求改革,老百姓要求图强,皇帝也要求改革。另一方面由于大家都没有经验,尤其是皇帝太年轻,轻信了康有为这些人。康有为年轻时在家乡就被称为妄人,满嘴跑火车,不是一个真正负责任的知识分子。他自己没有读过那么多西方书籍,也没出过国,外国的事情全都是道听途说来的,但是光绪皇帝非常信任他。其实改革不应该这样“一刀切”:老臣全都不信,偏听偏信几个新人。在康有为等人的建议下,光绪皇帝百日之内发出七十多道闭门造车的诏书。但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改革必须循序渐进。过于激进的改革往往导致非常负面的影响,以失败告终。
1901年之后慈禧太后在清末新政时期实施的政策,包括袁世凯上台后实施的政策,就是戊戌变法时追求的那些东西,只不过由一些老成持重的人来操作的时候,不像那些对管理国家毫无经验的幼稚的知识分子那样激进。中国后来的改革遵循了维新的道路,只是那时国运已去,而日本早已拿着相当于日本数年政府收入的中国赔款扬长而去,加入世界最富强国家的行列。历史没有给中国的改革留时间,此后中国只能在黑暗中慢慢摸索。今天看来,我们似乎找到了前进的方向,但一百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h3>| 拉登被击毙 |</h3>
2011年的今天,拉登被美军击毙。这件事现在美国还在闹,因为击毙拉登的人出了一本书,然后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国防部起诉。拉登的阴影从“9·11”开始一直笼罩着美国和西方人民。后来很多事情都证明拉登并不能操纵所有的基地恐怖组织,但大家觉得所有的恐怖袭击好像都是拉登干的,只要拉登在,好像就永远不得安宁。所以美国人不管打到哪里,一定要把拉登刨出来。
拉登的名字的翻译有一点儿小问题。他的名字是Osama bin Laden,穆斯林的名字中bin后面是他父亲的名字拉登,他们全家包括他的兄弟姐妹都叫什么什么本·拉登,所以他的名字实际上应该翻译成奥萨马(Osama)。他的名字跟奥巴马(Obama)很像,以至于拉登被击毙的时候,美国媒体由于过于兴奋弄出了笑话,直接在电视上打出来的是Obama bin Laden被击毙。
美国人民对“9·11”仇恨非常深,“9·11”时死的美国人比二战日本袭击珍珠港时还要多。美国不管花多少纳税人的钱,甭管是每个月花一百万美元,还是每个月花一百亿美元(实际上就是每月一百亿美元花在伊拉克),也一定要把拉登抓住,最后美国人终于把他击毙了。拉登竟然没有逃到中亚的一个什么地方。那儿的人长得都差不多,他完全可以卖卖羊肉串,收工了弹弹冬不拉,苟活下去。但是拉登没有这样做。
实际上,对于击毙本·拉登这件事,美国政府老谋深算,我猜美国政府早就发现他在哪儿了,只不过不急于击毙他,要等到总统竞选连任的时候再用这招。民主社会有个问题,政客脑子里老绷着一根神经,就是选举,政府出台每个政策、做每件事,都要想着这和选举有什么关系,怎样做才能有利于选举。我猜奥巴马大概还经常会问一句:“拉登同志最近怎么样?”“最近吃得不错,不出门。”“好好好,留着留着。”一直留到总统准备竞选连任,才下令把他干掉。
按穆斯林习俗,死人必须二十四小时内下葬,所以拉登被击毙后,没来得及把尸体拉回美国给大家展览展览就海葬了。到现在美国还有很多阴谋论,说杀的其实不是拉登云云。
<h3>| 达·芬奇去世 |</h3>
今天是达·芬奇的祭日。很难用一个身份去界定他。他是个画家,但他1519年就画出了潜艇,过了好几百年,人类才真的造出了潜艇。他学过生物,学过解剖,设计过各种从建筑到机械的家伙。我在佛罗伦萨还看过他的机械工程图纸原稿展览,比四百年后我在清华学工程制图课时画的还要神奇。他会各种神秘的东西,还当过共济会的政治领袖。只有文艺复兴时期才能诞生这样伟大全才。
<h3>| 施光南去世 |</h3>
从新中国成立到今天,被授予“人民音乐家”称号的只有三位,这是中国音乐家的最高荣誉。前两位被授予此殊荣的是国歌的作曲者聂耳,以及《黄河大合唱》的作曲者冼星海。改革开放以后,唯一被授予这个光荣称号的就是施光南先生。
施光南是我们北京四中的杰出校友,北京四中的校歌也是由施光南学长创作的。1996年,那时候我二十七岁不到,在万人体育馆开我的作品音乐会。音乐会结束后那英跟我讲:“晓松,你应该感谢生活。”我说:“为什么?”她说:“施光南老师一辈子就想开自己的作品音乐会,而且只想在一个剧院里开,但始终都没有开成。”那时候大家对音乐不够重视,也没有钱去办这样的音乐会。我当时听了以后确实挺心酸的,像施光南先生这样影响了一代人的杰出音乐家,应该有音乐会来纪念他。
<h3>| 苏曼殊去世 |</h3>
民国时期有两位著名的僧人——李叔同、苏曼殊,都是大才子。可能才子们读书到一定程度,恋爱谈多了就会看破红尘,就有可能遁入空门。苏曼殊用中国非常漂亮的韵文去翻译拜伦的诗,有些地方有点儿像《楚辞》,是我读过的最好的翻译。苏曼殊在国外长大,是一个身世非常复杂的人,三十几岁去世前说了一句话:“一切有情。”另一位大师李叔同,也就是弘一法师,圆寂的时候也说过一句话:“悲欣交集。”人临终前说的话,其实是一个人对人世最终的看法。每当读到这两句话,我都会情难自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