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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第二天中午到了明星音乐厅，发现它还不及伦敦西区的十分之一时髦——与之前那些我们和布利斯先生一起畅想姬蒂远大前程的音乐厅相比。不过，这个剧院还算华丽壮观。那时它由一位凌先生经营，他在台阶门口接待了我们，带我们到他的办公室，然后大声朗读了姬蒂的合约条款，并让她在上面签字。随后他站起身来，与我们握手，叫来一个催场员，迅速给我们展示了舞台。我在这里拘谨而笨拙地等着姬蒂和乐队指挥谈话，等她和乐队排练歌曲。其间有个肩上扛着扫把的男人跑过来，粗鲁地问我是谁，在那里做什么。
“我在等巴特勒小姐。”我回答道，声音小得跟吹口哨似的。
“那么，”他说，“亲爱的，你得去别处等，因为我要打扫这里，你挡了我的路。好了，让一让。”我红着脸躲开了，不得不站在一个过道里。拿着篮子、梯子和一桶桶沙子的男孩从我身边走过，朝我这边看，或者骂我挡了他们的路。
好在晚上再去的时候就从容多了，我们直接去了更衣室，相对而言我更熟悉的地方。尽管如此，当我们走进更衣室时，我却深感扫兴——这里一点也不像坎特伯雷那个舒适的小房间，姬蒂专用的更衣室，我把它打扫得干干净净。而这个更衣室光线昏暗，布满灰尘，有十几个艺人共用的凳子和衣钩，还有一个估计是公用的洗手池，油腻腻的；这里的门如果不用东西抵住，就会晃来晃去，每个艺人或者在楼下走廊里闲逛的访客都能往里瞄上一眼。我们来晚了，发现大部分衣钩都被占用了，几个长凳上坐着几位正在换下演出服的女孩和妇人。我们进去后，她们抬眼看了看我们，大都笑了笑。当姬蒂拿出烟和火柴的时候，有个人叫起来：“感谢上帝，一个抽烟的女人！亲爱的，能给我们一根吗？再不发工资我就要破产了。”
姬蒂当晚在上半场出场。当我帮她整理好衣领和领带时，我非常镇定，但当我们走到舞台一侧候场时，我在阴影里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不熟悉的剧场，还有一大堆漫不经心的观众，感觉自己开始发抖。我看了眼姬蒂。她隐藏在油彩下的脸色煞白——尽管我无法分辨这是出自恐惧还是狂热的野心。我发誓，除了安慰她之外我心无杂念——我谨记自己的决定，只做她的姐妹——我拉住她的手，紧紧握着。
然而，当舞台经理终于朝我们这边点头的时候，我不得不移开视线。这个音乐厅没有主持人维持秩序，而且姬蒂之前的节目大受欢迎——那个喜剧演员返场四次，最后不得不恳求观众让他退场。台下观众很不情愿，当乐队演奏起姬蒂的开场曲时，他们因为失望而无法集中精力。姬蒂走向聚光灯下，向观众问好，顶层楼座甚至没有人欢呼，只有包厢和前排座位的观众稀稀拉拉地鼓掌——我猜是因为她的服装。当我终于强迫自己往观众席上看，我看到他们坐立不安——有的站起来了，跑去买酒或者上厕所，顶层楼座的男孩们背过身去，女孩们开始和三排之外的同伴喊话，或者和邻座聊天；人们看哪儿的都有，就是不看舞台——而聪明可爱的姬蒂正在那里卖力地边走边唱边流汗。
但是，慢慢地，剧场的情绪变了——虽然不是巨变，但也足够了。当她唱完第一首歌时，有个坐在包厢里的男人叫起来：“让尼布斯回来！”他指的是尼布斯·富勒，姬蒂前面那个喜剧演员。姬蒂眼都没眨，当乐队演奏起她第二首歌的前奏，她朝那个男人举起帽子喊道：“为什么，他欠你钱了吗？”观众大笑起来，更认真地听她的下一首歌，待她唱完后的掌声也更欢快。过了一会儿，另一个男人想叫尼布斯回来，但被邻座嘘声制止。当姬蒂唱起抒情歌曲，并抛出她的玫瑰，整个音乐厅都为她折服，观众开始认真地欣赏。
我站在舞台侧翼看她看得入迷。她之后是一位喜剧歌手，她疲惫而满面通红地退回舞台侧翼，我把手搭在她肩上，用力拍了一下。布利斯先生和经理凌先生出现了，他们刚才从舞台正面看了演出，看上去非常满意。前者双手握住姬蒂的手，激动地说：“太好了，巴特勒小姐，这真是我看过的最成功的演出！”
凌先生更内敛些。他朝姬蒂点了点头说，“很好，亲爱的。这是一群很难对付的观众，你把握得令人钦佩。一旦乐队抓住了你的节奏，喔，那就棒极了。”
姬蒂只是皱了皱眉头。我从更衣室里拿来一条毛巾，她接过去按在脸上。然后她脱掉外套递给我，又解开了领带。“没有我想象的好，”她终于开口了，“跟我想的差不多，没有我想要的那种激情，没有火花。”
布利斯先生哼了一声，摊手说：“亲爱的，这是你在伦敦的首演！比你以往演出过的剧院都大！观众会知道你，你的名声会传开。你必须有耐心。很快他们就会专门买票来看你！”他说这些的时候，我看到经理眯着眼睛看着他，但姬蒂终于露出了微笑，“我看最好，”布利斯先生说，“现在，如果你们赏光，女士们，我想我们最好去吃点清淡的晚餐。清淡点儿的菜——或许，再来一大杯葡萄酒，巴特勒小姐，起泡酒应该有你想要的那种激情。”
他带我们去了一家演员常去的餐厅，离剧院不远，里面坐满了像他一样穿着华丽背心的人，还有像姬蒂那样袖口沾着油彩，眼角残妆犹在的男孩女孩。似乎每张桌子都有个布利斯先生的朋友，当他走过的时候好多人跟他打招呼。但他没有停下与他们聊天，只是朝大家挥了挥帽子。然后他带我们到了一个雅座，唤来服务员点菜。点完后，他叫来身边的一个服务员，对他耳语。然后服务员退下，片刻后取来一瓶香槟，布利斯先生动作夸张地拔出木塞。看到这一幕，附近的几桌发出一阵欢呼，一个女人在笑声和掌声中唱起来：“她不想要雪莉酒，不想要啤酒，也不想要香槟，因为她不想喝醉出丑……”
我在想，到家后我要寄一张明信片：“我在一家剧院餐厅吃了晚餐，姬蒂在明星首演，他们说非常成功……”
布利斯先生和姬蒂在聊天，当我注意听他们讲话时，发现他们在聊很严肃的话题。
“现在，”布利斯先生说，“我要让你做一件事，如果我不是剧院经纪人，我大概不好意思说。我想请你在城里四处走走——你一定得帮她，阿斯特利小姐，”他看到我在看他，便补充说，“你们两个必须一起在城里四处走走，观察一下男人！”
我看看姬蒂，眨了眨眼，她不确定地笑了笑说：“观察男人？”
“仔细观察他们！”布利斯先生看着一块肉排说，“观察他们的性格，他们的习惯，他们的举止和走路姿势。他们有什么样的过去？他们有什么秘密？他们有没有野心？他们有没有希望和梦想？有没有失去爱人？或者他们只是脚疼，只是肚子饿了？”他挥了挥手中的叉子，“你必须知道这些，必须模仿他们，让观众看出来。”
“那，你的意思是，”我不明所以地问，“要改变姬蒂的表演？”
“我的意思是，阿斯特利小姐，拓宽姬蒂的戏路。她的女扮男装演得很好了，但是不能一直戴着淡紫色的手套在伯灵顿拱廊商业街散步。”他又看了一眼姬蒂，然后拿餐巾擦了擦嘴，用更为确信的语气说，“你觉得警察的制服怎么样？或者水手服？阔腿裤或者镶珍珠的外套？”他转向我，“想象一下，阿斯特利小姐，此刻服装店里那些帅气的男装还被压在箱底，就等着姬蒂·巴特勒前去光顾，赋予它们生命！只要想想那些美丽非凡的布料——乳白色的精纺毛线，闪闪发光的丝绸，深红色的天鹅绒和斜纹内衬；只要听听裁缝的剪刀剪断布料的声音，还有女裁缝的穿针引线；只要想象一下她打扮成水手、小贩或者王子，大受好评……”
他终于停下来。姬蒂笑了，“布利斯先生，”她说，“我真相信你能说服一个只有一条胳膊的人去玩杂耍。”
他笑了，用手敲敲桌子，桌上的餐具叮当作响。原来他真的为一个客户雇佣过一个独臂的杂技演员，并给他开薪水——那个杂技演员非常成功，简直就是琴科瓦利[21]第二：残缺的身体，双倍的技能！
一切都像他承诺的那样进展着。他把我们送去服装店和裁缝那里，让姬蒂穿上十几种男装，服装做好以后，他又带我们去找摄影师，让她口含警察的哨子拍照，或者肩扛一杆来复枪，一条水手的缆绳。他找到适合这些服装的歌曲，亲自带到吉妮芙拉路来，在邓迪太太那架糟糕的旧钢琴上演奏出来，让姬蒂试唱，我们其他人倾听并且提出意见。最重要的是他拿到了霍克斯顿、波普拉、基尔伯恩和鲍尔等地区的剧院合约。不到两个星期，姬蒂就在伦敦站稳了脚跟。现在，她在明星剧院演出结束后不会换上普通女孩的衣服，而是由我帮她拿着外套和提篮，当她走下舞台，我们就一起跑到后台入口，坐上已经在那里等候我们出发的马车，穿过城市到下一个剧院。现在姬蒂不再一晚上只穿一套服装，而是会换三四套。我作为她的服装师也相当认真尽责，在乐队间奏时替她解开扣子和拉链，而观众迫不及待地等着她再次出场。
当然，我们的作息时间相当不寻常，因为只要姬蒂一天晚上演两场，或者三四场，我们就得十二点半到一点才能回到吉妮芙拉路，虽然身上又累又痛，我们依然沉浸在晕眩与狂热中，因在午夜坐车横穿城市，因在更衣室或舞台侧翼坐立不安的候场。到家后我们会看到西姆斯或者珀西，还有“小心肝”和她的男女朋友们，都和我们一样快活得满面红光，他们在邓迪太太的厨房里泡茶、冲可可粉，做威尔士干酪或者煎饼。邓迪太太也会出现，因为她多年来租房子给剧院艺人，早就习惯了剧院式作息——她会提议我们打牌、唱歌或者跳舞。在这栋房子里，我喜欢唱歌且拥有一把好嗓子的秘密是瞒不住的，因此有时我也会和姬蒂合唱个一两首。如今我从不在三点以前上床睡觉，也从不在早上九点或十点以前起床。我已迅速而彻底地，忘了牡蛎女孩的生活习惯。
当然，我并没有把家和亲人抛在脑后。我遵守承诺给他们寄卡片，告诉他们姬蒂的演出以及剧院的小道消息。他们给我回信，寄来小包裹，当然还有一桶桶牡蛎，我拿给房东太太，让她为我们做成晚餐。然而，我给家里写信的频率越来越低，给他们的卡片和礼物的回复也越来越短，越来越偷懒。“你什么时候回来看我们？”他们会在信的末尾问，“你什么时候回惠特斯特布尔？”我会回复：“快了，快了……”或者，“看姬蒂什么时候有空放我回去……”
但姬蒂是不会放我回去的。一周又一周过去，季节随之变化，夜晚越来越长，越来越冷。在我眼中，惠特斯特布尔变得——不能说是黯淡了，但是褪色了。我也并非不想念父母、艾丽斯和戴维，以及我的表兄弟姐妹，只是更多地记挂着姬蒂和我的新生活……
因为我要操心的事情太多了。我是姬蒂的服装师，也是她的朋友、顾问，我陪她做各种事。她学新歌时，我拿着歌词，在她忘词的时候提醒她。裁缝给她做衣服时，我在旁边看着，确认或纠错。聪明的布利斯先生——现在我应该叫他沃尔特，因为他已经成了我俩的一员，就像他叫我俩“姬蒂”和“南”一样——领她去商店、市场、广场和车站观察男人，经常一去就是好几个小时，我也会跟着。我们一起观察了警察的走路姿势、小贩疲惫摇晃的步履，还有结束任务的士兵潇洒干练的步子。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了解了整个伦敦城的生活方式和做派。我在伦敦越发从容不迫，如同我和姬蒂在一起一样——自在，并且经常为之着迷，心驰神往。我们探访了公园——宏伟而美丽的花园，在城市漫天的尘埃中，它们是如此独特而葱郁，里面有一些匆匆路过的行人。我们在伦敦西区漫步，凝视着各种美妙的景象，不仅仅是那些伟大著名的景观，那些宫殿、纪念碑和画廊，还有那些微不足道的场景——马车的翻覆，鳗鱼从渔夫的篮子里溜出来，扒手偷人钱包，路人的钱包被抢……
我们还去了泰晤士河。站在伦敦桥、巴特西桥，以及这两座桥之间所有的桥上，我们可以闻到这条大河的臭气，并惊叹于它的宽阔。我知道，泰晤士河在出海口变得更加宽阔，汇聚成闪亮而清澈的海——那陪伴我长大的、养育了牡蛎的海。看着朗伯斯桥下的小游船，想到我也是逆流而上来伦敦的——从平静的惠特斯特布尔来到这个悸动的大都市——我感到一阵奇特的激动。当我看到货船运来了肯特郡的鱼，我只是笑了笑，而没有想家。当渔人掉过头，沿河回家的时候，我也一点都不羡慕他们。
就在我们四处游逛，变得亲如姐妹时，这一年就要接近尾声。我们继续表演，可以说，姬蒂成功了。现在，沃尔特给她带来的每个合约都比上一个更长期、更慷慨，很快她的日程就排满了，开始拒绝一些邀请。她有了自己的歌迷，绅士们给她送花，还有晚宴的请柬（还好，她只是笑笑就置于一边，让我暗中松了一口气）。男孩们找她索取签名照，女孩们聚在后台入口告诉她她有多帅——对这些女孩，我不知该同情她们、保护她们还是害怕她们，她们与我如此相似，也许轻易就会取代我，而我则成了她们。
然而，她还是没有如她想象的那样，或像沃尔特先生保证的那样，成为一个明星。她演出的音乐厅还是郊区的那些，以及伦敦东区那些稍好些的剧院（有一两次还是不那么好的剧院——佛雷斯特和赛博雷特，那里的观众遇到自己不喜欢的演出就扔靴子或者猪蹄），她的名字并没有在音乐厅的海报上变得靠前，也没有变得更大。她的歌曲也没有在街头巷尾传唱。沃尔特说，问题不在姬蒂，而是她演出的性质。她的对手太多了，男装丽人太多了，这个行当原来和玩杂耍的一样具有专业性质，现在突然就成了个人满为患的行当。
“为什么现在每个登台表演的年轻姑娘都想穿着裤子来演？”当又一个男装丽人在伦敦初次巡演的时候，他生气地问我们，“为什么那些值得尊重的喜剧女演员都想改变戏路，穿上喇叭裤跳角笛舞？姬蒂，你生来就是要演男孩的，傻子也能看出来。如果你是正统舞台上的女演员，你演的该会是罗瑟琳、薇奥拉或者鲍西娅[22]这样的角色。可是那些微不足道的男装丽人——范妮·莱斯利、范妮·罗比娜，贝茜·博恩希尔，还有米莉·希尔顿——她们穿背心简直和我穿裙撑一样奇怪。这真让我气愤。”他坐在我们的小客厅里，说话时朝椅子的扶手拍了一把，于是椅子上老旧的缝隙中喷出一缕灰尘和填充物，“看到那些天赋不及你十分之一的女孩获得了那些本该属于你的合约，还有名声，这真让我气愤。”他站了起来，“你很快就能成名了，”他说着在姬蒂的肩膀上轻推了一下，她得抓住他的胳膊才没摔倒，“我们必须得做点什么，好帮你一把——在你的表演里面加一点东西，和那些趾高气扬的女学生区别开来！”
但是，无论我们多努力，姬蒂至今也没有出名，她现在还是在那些偏离市中心的档次不高的剧院演出——伊斯灵顿、马里波恩、巴特西、佩卡姆、哈克尼——绕着莱斯特广场，在夜晚一个接一个的演出中穿越伦敦西区，但是从来没有像她和沃尔特梦想的那样，在阿尔罕布拉剧院和帝国剧院演出。
说句实话，对此我并不在意。姬蒂在伦敦的新事业没有她期望的那么卓越，我也为她感到遗憾，但私下里也松了一口气。我知道她有多聪明、多迷人、多可爱，尽管我一定程度上像沃尔特一样想和世界共享她，但是更大程度上只想独自秘密而安全地占有她。因为我敢肯定，如果她真的出名了，我就会失去她。我不喜欢她的歌迷给她送花，或者挤在后台入口索要照片和亲吻。而更大的名气会带来更多的花束和亲吻，我不相信她还会对绅士们的请柬一笑置之，我也不确定有一天，在那么多崇拜她的女孩里面，她不会遇到一个更喜欢的人……
如果她出名了，她就会更有钱。她或许会买一栋房子——那么我们就不得不离开吉妮芙拉路，以及我们所有的新朋友。我们得离开这个小小的起居室，还得离开这张床，住进单独的卧室。这个想法让我难以忍受。我好不容易才适应了睡在姬蒂身边，当她触碰到我的时候，我不再颤抖、身体僵硬或者觉得难堪，而是学会了依偎在她怀里，纯真而自然地接受她的吻，有时甚至也吻回去。我慢慢习惯了她在我身边熟睡或者光着身子。当我醒来，第一眼看到她在熹微晨光的阴影下安静的脸庞时，我也不再惊奇地屏住呼吸。我看到过她脱衣服洗漱和换睡衣的样子。现在我对她的身体和对我自己的一样熟悉了——或许更加熟悉，真的，因为她的头、脖子、手腕、后背、四肢（都和她的脸颊一样圆润而有雀斑），还有她的肌肤（有一种独特的优雅，简直就像另一件帅气的套装，度身定做的，穿起来非常舒服），都让我觉得比我自己的更可爱，更迷人。
不，我一点也不想要有任何变化——尽管我了解到一些关于沃尔特的事，十分令人不安。
我们不可避免地和沃尔特一起度过了很多时光——在邓迪太太的钢琴旁唱歌，或在演出后和他共进晚餐——他不再只是姬蒂的经纪人了，而成了我们的一个朋友。我们不仅工作日和他在一起，周日也与他共度。最后，周日和沃尔特一起出门变成了习惯，我们开始注意听着他的马车来到吉妮芙拉路的声响，他的靴子踏上我们阁楼的楼梯，他轻轻敲响我们客厅的门，还有他那傻里傻气的、夸张的问好。他会带来一些新闻和小道消息，我们会去城里，或者到城外；我们会一起散步——姬蒂挽着他的巨大的臂弯，我挽着他的另一条胳膊，而沃尔特像一个吵吵嚷嚷的叔叔，说话声音很大，和善而充满活力。
对此我并未多想，只是觉得愉快，直到某天我和姬蒂、西姆斯、珀西和“小心肝”一起吃早餐时聊起他。那是个周日，我和姬蒂都懒洋洋的，当西姆斯听说我们是在等谁的时候，他大声说：“我敢说，姬蒂，沃尔特一定是对你有点意思！我从没见过他在哪个艺人身上花过这么多时间。所有人都会以为他是你的情郎呢！”他说得如此坦然，但是我看到“小心肝”在笑，她瞟了珀西一眼——更糟糕的是，我看到姬蒂脸红了，转向一边——我突然明白过来，他们都知道，而我真恨自己没有早点猜到。过了半小时，当沃尔特出现在客厅的门前，把发亮的脸颊贴近姬蒂并说道，“吻我，凯特！”[23]我没有笑，而是咬着嘴唇陷入了思索。
他有点爱上她了，事实上，或许还不只一点。我现在看出来了——看出他有时注视她的眼神是湿润的，更诡异的是他会匆忙移开视线。我看到他抓住每个愚蠢的机会亲吻她的手，或者把他那沉重、笨拙而充满欲望的胳膊放在她苗条的肩膀上。我听到有时他呼唤她的名字时，声音变得更为甜蜜。现在我才发现这些——因为他的热情同我一样，只是我已对自己的这份感情习以为常。
我几乎要同情他了，几乎要喜爱他了。我不恨他，如果我恨，那只会是恨自己的镜像，因为镜子那么清晰、严厉而可怕地映射出了自己的不完美。我也没有记恨他在本该我陪伴姬蒂散步的时候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他是我的对手，但奇怪的是，在他的陪伴下爱她变得更容易。有他在场，我就可以和他一样大胆而感性。我们可以装作崇拜她，这简直和可以真的崇拜她一样美好。
如果我仍旧渴望拥抱她却顾虑重重——嗯，像我刚才说的，沃尔特对此也一样，这便显得我的谨慎和爱意是正常的，并且是正当的。她是个明星，我专属的明星，这就够了，像沃尔特一样，我会永远坚定不移地在我那固定而遥远的轨道上围绕着她。
我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迎面撞上，以及这一幕会多么具有戏剧性。
现在已经是十二月，寒冷的十二月，就像这一年的八月让人汗流浃背，这个十二月的天气冷得让邓迪太太的小天窗一连几天都结了冰，冷得我们早上起来时呼吸都起了雾，我们不得不穿着衬裙上床睡觉。
在惠特斯特布尔的家里我们讨厌严寒，因为寒冷让捕鱼人的日子变得异常艰辛。我记得那些一月的夜里，我的哥哥戴维坐在客厅的火炉旁哭泣，仅仅是因为疼痛，因为生活的艰辛让他被冻坏的手指皲裂，让他的脚也生了冻疮。我记得自己的手指也很痛，我要处理一桶桶冰冷的冬季牡蛎，不停地把鱼从冰冷的海水里放进热汤中。
而在邓迪太太家，人人都喜欢冬天。他们说冬天越冷越好。因为冰霜和冷风能让剧场坐满。对许多伦敦人来说，一张音乐厅的票比一桶煤更便宜——就算没有更便宜，至少更有趣。与其在你可怜的客厅里跺脚拍手驱寒，为什么不和邻居一起在明星剧院或者百丽宫跺脚鼓掌呢，而且还有玛丽·劳埃德[24]陪你！在最冷的冬夜，音乐厅里都是哭泣的婴儿，婴儿的母亲把他们带去看演出，以免把他们留在家里睡觉——一睡着或许就会死在那阴冷潮湿的摇篮里。
不过那个冬天在邓迪太太的房子里，我们并不怎么担心被冻坏的婴儿。我们都愉快而无忧无虑，因为演出票卖得很好，我们的工作排得很满，也比以前更有钱了。十二月初，姬蒂和马里波恩的一个音乐厅签了约，整整一个月每晚演两场。得知不用在雪花纷飞的伦敦狂乱地穿梭，幕间只要坐在休息室聊天，我们很高兴。其他艺人——一个马戏团、一个魔术师、两三个喜剧歌星，还有一对侏儒夫妇组合“小矮人”——都和我们一样心满意足，我们相处甚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