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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伯夏特呢？”索尔说。

“没有入住记录。”娜塔莉说，“但维森塔尔证实，从1922年到1939年，威廉·冯·伯夏特在维也纳城外的佩希托尔茨多夫租了一座小别墅。战后那里就被拆毁了。”

“其他方面的情况呢？”索尔问，“比如犯罪记录。”

“着重调查了杀人案。”娜塔莉说，“大部分都是常见的街头暴力、政治谋杀、激情犯罪，等等。但是，到1925年夏天，出现了三件怪异的、无法解释的杀人案。两个身份显赫的男人和一个女人——维也纳著名的交际花——被熟人杀死。这三个案子里的凶手都没有杀人动机，没有不在场证据，没有任何借口。报纸上称他们是‘炎夏失心疯’，因为每个凶手都坚称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记忆。三人都被宣判有罪。一人被执行死刑，一人自杀，还有一人被送往精神病院，一个星期后淹死在鱼塘里。”

“听起来像是我们年轻的精神吸血鬼开始狩猎了。”索尔说，“初尝血腥味。”

“维森塔尔先生不知道这些都是他们所为。”娜塔莉说，“但他继续调查了下去。1926年夏天出现了三件无法解释的杀人案。1927年6月到8月之间出现了十一件，但那年夏天发生了一起失败的暴乱，示威行动失控，八十名工人死亡，维也纳当局没工夫理会几个下层小市民的死亡。”

“看来，我们的魔鬼三人组更换了下手的对象。”索尔说，“也许，在自己的社交圈中杀人让他们备感压力。”

“我们没有找到1928年冬天或夏天类似的犯罪记录。”娜塔莉说，“但到1929年，在奥地利度假小镇巴德伊舍有七人神秘失踪。维也纳的报纸都说这是‘早诺狼人’所为，因为所有消失的人——其中有些是维也纳或柏林的达官显贵——最后被看到的地点是广场上的早诺咖啡店。”

“但无法确认我们年轻的德国人和他的两位美国女伴在场？”索尔问。

“还没有证据。”娜塔莉说，“但维森塔尔先生指出，那一带曾经有许多私人别墅和酒店。”

索尔满意地点点头。两人抬起头，看到五架以色列F-16战斗机组成的编队从地中海上空呼啸着掠过，往南而去。

“这只是开始。”索尔说，“我们需要更多的详细资料，现在的还远远不够，但好歹是个开始。”他们默默地坐了几分钟。太阳向西南偏移，将他们所在的引水桥的影子投在沙丘之上。世界笼罩在金红的光芒之中。最后，索尔开口道：“大希律王，一个摇尾乞怜的献媚者，在公元前二十二年建造了这座城市，将其先给了恺撒·奥古斯都。到公元六年，这里已经是权力的中心，出现了歌剧院、竞技场和引水桥。彼拉多在这里担任了十年罗马帝国的犹太总督。”

娜塔莉对他皱起眉：“二月我们刚来这儿的时候，你就给我说过这些。”

“不错。”索尔说，“瞧。”他指着已经掩没了石拱的沙丘，“一百五十年来，引水桥的大部分都埋在沙里。我们坐着的这条引水桥是六十年代初才挖出来的。”

“所以呢？”

“想想恺撒的权力。”索尔问，“想想大希律王献媚的诡计，还有使徒保罗被囚禁在这里时感到的恐惧和忧虑。”索尔等了几秒，“都消失了，被时间之沙掩埋。权力烟消云散，权力的象征物倾塌荒废，只剩下石头和记忆。”

“你想说什么，索尔？”娜塔莉问。

“上校和姓福勒的女人现在应该至少七十多岁了。”索尔说，“艾伦给我的照片上的男人看上去六十多岁。正如罗布·金特里说过的一样，他们逃不掉衰老和死亡。他们不会在下次满月时复活。”

“那我们就待在这儿？”娜塔莉愤怒地咆哮起来，“我们就这么躲起来，直到这些……这些恶魔老死？或者互相残杀而死？”

“也可以待在别的安全的地方。”索尔说，“如果我们不躲起来，那就只有一个选择——杀人。”

娜塔莉站起身，在狭窄的石墙上踱来踱去：“你忘了，索尔，我已经杀人了。我枪杀了老太婆操控的那个可怕男孩——文森特。”

“他那个时候不能算是人。”索尔说，“杀他的人是梅勒妮·福勒，不是你。你只是将他的身体从她的操控下释放出来。”

“在我看来，他们都不是人。”娜塔莉说，“我们必须回去。”

“是的，不过——”索尔说。

“我不相信你居然阻止我追踪她们。”娜塔莉说，“杰克·科恩在华盛顿用电脑挖掘出那么多信息，他正在为我们冒险。我在多伦多、法国和维也纳调查了好几个星期，而你在犹太大屠杀纪念馆也待了数百小时……”

索尔站起身。“这只是个建议。”他说，“至少，不必我们两个人都去……”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娜塔莉说，“你少来，索尔。他们杀了我父亲。他们杀了罗布。他们中有人用肮脏的意志侵犯了我。虽然只有我和你两个人，虽然我还不知道怎么办，但我会回去。不管你回不回去，索尔，我都要回去。”

“好吧。”索尔·拉斯基说，将背包递给了她，握住了她的手。“你真的确定？”

“我确定。”娜塔莉说，“给我说说科恩发现的新东西。”

“晚点儿吧。”索尔说，“晚饭后再谈。”他轻轻拉着她的手臂，沿着引水桥往回走。他们的影子纠缠、融合在一起，投在逼近引水桥的高高沙丘上。

索尔准备了丰盛的晚餐，有带新鲜水果的沙拉、硬面包圈（但模样和味道都不像真的硬面包圈）、用东方风格烹饪的羊肉，还有香甜的土耳其咖啡。直到天都黑了，他们才进入他的房间，打开了咝咝作响的科尔曼灯笼。

长长的桌子上堆满了文件夹、复印资料、照片——最上面的照片中是温驯地盯着镜头的集中营俘虏——还有被索尔写得密密麻麻的黄色便笺簿。粗糙的白墙上贴着层层叠叠的白纸，上面都是名字、日期和集中营的地图。娜塔莉发现了一张从报纸上复印下来的老照片，照片里，年轻的上校和几名党卫军军官正在微笑。照片旁边是一张8×10英寸大小的彩色照片，照片里梅勒妮·福勒正同她的男仆穿过查尔斯顿的家的院子。

他们坐在沉重而舒适的椅子里，索尔将厚厚一沓资料拿过来。“杰克认为他们找到了梅勒妮·福勒。”他说。

娜塔莉挺直身子：“她在哪儿？”

“查尔斯顿，”索尔说，“她的老房子里。”

娜塔莉缓缓摇头：“不可能。她不会那么笨。”

索尔打开文件夹，看着以色列大使馆专用信纸上打印出的文字。“福勒家被查封了，等待梅勒妮·福勒的状态从法律上得到最终确定。法院需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宣布她在法律意义上死亡了。处理她的房产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她没有在世的亲人。但是，一个名叫霍华德·沃登的人出现了，声称是梅勒妮·福勒的侄孙。他出示了信件和文件，包括一份1978年1月8日签署的遗嘱。遗嘱中，福勒表示从即日起，将房子和房中的财产都转让给他——而不是她死后才转让——并授予他处置之全权。沃登解释说，老太太之所以这么早就立遗嘱，是因为担心自己健康恶化，衰老加剧。他说当时他认为这只不过是在履行一个法律手续，他打心底里希望姑婆能在那座房子里终老。但现在，既然他的姑婆消失了，而且很可能死了，他认为自己有义务来打理这座房子。他目前正同家人住在那里。”

“他会不会真的是福勒的远亲呢？”娜塔莉问。

“不太可能。”索尔说，“杰克调查了沃登的背景。他在俄亥俄长大，十四年前搬到费城。过去四年里，他都是市政公园的副主管。实际上，过去三年他都住在费尔蒙特公园——”

“费尔蒙特公园！”娜塔莉惊呼，“梅勒妮·福勒就是在那儿消失的。”

“不错。”索尔说，“来自费城的情报显示，沃登三十七岁，已婚，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孩一个男孩。在查尔斯顿，他的妻子也与描述相吻合，但他们只有一个孩子——一个名叫贾斯汀的男孩。”

“可是——”娜塔莉插嘴道。

“等等，还有呢。”索尔说，“邻居霍奇斯家也被卖出去了。买主是斯蒂芬·哈特曼医生。哈特曼医生同他的妻子和二十三岁的女儿住在那里。”

“这有什么问题？”娜塔莉问，“我能理解为什么霍奇斯夫人不想回那座房子。”

“是的。”索尔说，将飞行眼镜推到鼻梁上方，“但哈特曼医生似乎也来自费城。他是一名事业有成的精神病医生，但突然放弃了工作，结了婚，并在三月离开了那里——刚好是霍华德·沃登和他的家人打算迁往南方那一周。哈特曼医生的新婚妻子——这是他的第三任妻子，他的朋友都对他的再婚感到惊讶——名叫苏珊·欧德史密斯，婚前是费城综合医院重症监护病房的护士长……”

“医生同护士结婚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吧？”娜塔莉问。

“是的。”索尔说，“但根据杰克·科恩的调查，哈特曼医生同欧德史密斯护士在辞职结婚之前关系冷淡，仅限于工作上的交往。更有趣的是，这对愉快的新婚夫妇都没有一个二十三岁的女儿……”

“那谁是……”

“查尔斯顿那个叫康斯坦斯·哈特曼的女孩同费城综合医院重症监护病房的一个护士非常像，护士叫康妮·休厄尔，同欧德史密斯护士同一周辞职了。休厄尔离开公寓和朋友的时候并未说她将去何方。”

娜塔莉站起身，在小房间里来回踱步，对灯笼的咝咝声和她投在墙上的巨大影子浑然不察。“看来，我们可以推断梅勒妮·福勒在费城的疯狂之夜受了伤。报纸上说，在联邦调查局的直升机坠毁地附近的斯古吉尔河里发现了一辆车和一具尸体。死的不是她。我知道她肯定还活着。我能感觉到。对，她肯定受伤了。科恩有没有查过医院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