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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导言一，可见国防经济学的原则是最旧的。而世界上最先发明这个原则的还是我们的祖宗。可是这个发明，也是经过了一场惨痛的经验，几度的呼天泣血，困心横虑，而后增益其所“不能”的。这就是孟子说的大王事獯鬻。讲尽了外交手段，竭尽所能的珠玉皮币，结果还是“不得免焉”。所谓“穷则通”，因此想出一个又能吃饭，又能打仗的两全其美的办法。到了后来，周公又把这方法扩大了，一组一组的派出去殖民（封建），建立华族统一中夏的基础。一线相传，经过管仲、商鞅、汉高、魏武，一直到曾国藩、胡林翼，还能懂到强兵必先理财的原则。（《读史兵略》第一卷《卫文公》章下胡林翼的唯一批语）
从导言二，可见这个原则又是最新的。欧洲以前最肯研究兵事的德国也不知道。研究经济学的也不明白。到了战胜之后，凡尔赛会议的世界大政治家，还是不知道，所以国联盟约里，要想用经济绝交的手腕，来维持和平。乔治克里孟梭[1]在一九一九年还要抄一八〇九年拿破仑失败的老文章。殊不知经济绝交，只能用之于战时，不能用之于平时。因为人们可以禁止他斗争，而不能禁止他生活。但是能够生活，就能战斗。战斗与生活是一件东西。德国之复兴，意大利发展之可能性，都是根据这原理，而同时却是受国联盟约刺激而来。
但是要想解决中国当前的国难问题，复古也不行，学新也不行。还是从新古两者中间再辟一条路。如今且从世界全体状况来说起，所谓国力的原素（战斗的与经济的是同样的），可以大别之为三种：一曰“人”，二曰“物”，三曰人与物的“组织”，现在世界上可以分为三组：
第一组三者俱备者，只有美国。实际上美国关于人及组织方面尚有缺点。所以美国参谋总长发过一句牢骚话说：“如果开战我们要把那些破烂钢铁（就指现在的军实）一起送到前线去，让他去毁坏，只教能够对付三个月，我们就打胜仗了。”这句话的意思，是表示他国内物力（包含制造力与原料）的充足，而因为商人经济自由主义太发达，政府无法统制，不能照新发明改进。所以说人及组织上有些缺点。但是这个缺点，有他的地势，并制造方之伟大，人民乐观自信心的浓厚，补救得过来。
第二组是有“人”有“组织”而“物”不充备的，为英、为法、为德、为意、为日，以及欧洲诸小邦。这里面又可分为二种：第一种如英如法，本国原料不足而能求得之于海外者。物的组织长于人的组织。第二种如德如意，原料根本不够，专靠人与组织来救济。
第三组为有“人”有“物”而组织尚未健全者，为俄。
今日欧洲人所劳心焦思者，重点偏于物之补充，所谓基础武力Force Potentielle者，即是此义。至于人及组织之改善，要皆由于物之不足而来。故若将今日欧洲流行之办法强以行之中国，其事为不可能，抑且为不必要。
盖今日之中国亦处于有“人”有“物”而组织不健全之第三组，而中国之生死存亡之关键，完全在此“组织”一事。此在稍研究德法两国历史者皆可知之。菲列德、拿破仑军事行动的天才，不过为今日战略者参考之具，而其行政系统之创造保持，则迄今百年，而两国国民实受其赐。德国之外患经两度，法国之内乱经四度，皆几几可以亡国，而不到二十年即能复兴者，此行政系统之存在故也。故中国不患无新法，而患无用此新法之具，譬如有大力者于此，欲挑重而无担，欲挽物而无车，试问虽有负重之力，又何用之？
今日中国行政范围内未始无系统之可言，如海关，如邮政，确已成功一种制度；虽不敢谓其全善，但较之别种机关，已有脉络可寻。故今日欲谈新建设，则内而中央，外而地方，皆当使一切公务人员有一定不移之秩序与保障，此为入手第一义。
我说中国最没出息一句流行话是“人亡政息”（这一句话是战国时代以后造出来的，孔子不会说，孔子时代是政息而人不亡）。天天在那里饮食男女，何至于人亡？政治原是管人，人亡而政可息的政，决不是真正好政，像一大群有知识的人，内则啼饥号寒，外则钻营奔走，而负相当职务的，又时时不知命在何时，谁还有心思真正办事？
官吏有了组织，在国家说来，是政府保障了官吏。在个人说来，实在是官吏被质于政府，他的生命财产名誉一辈子离开不了他的职务，然后政府可以委任以相当责任。德人有一个专门名词，名曰“勤务乐”，这个勤务乐是与责任连带而来。若如现在的一个衙门的公事只有部长一人画稿负责，这勤务乐就永久不会发生，而且一定弄到事务丛脞。拿了这样朽索，来谈今日世界的物质建设，可以断定三百年不会成功。
官吏组织不过是最小条件，现在要谈全国的社会的组织问题，则范围更大而深刻了，原来中国现在还脱离不了农业生活，而农业生活单位组织的家庭制度，已经破坏无余。周代的宗法，财产传长子，是农业的标本精神（日本现在民法还是如此，所以新兴的知识阶级都是次男）。不知几时发生了平分财产的习惯，一个较好的中农阶级经不上二代就把他的土地分得不成样的零碎。不仅如此，一个家如有两个兄弟，不是互相推诿，就是互相倾轧（德国从前有限制分地法，因为德国民法也是平均分配于子女，所谓两马劳作单位，是农田以两个马一天所能劳作的范围为最小单位，此单位不准分割）。
所以到今日，先生们有的还在那里攻击礼教。有的还在那里想维持礼教。其实一只死老虎，骨头已经烂了几百年。一个还要寻棒来打它，一个还要请医生来打针，岂非笑话？
不过人类总是有群性的，而经济生活总是由彼此互助而发展，这里面本有天然的组织性。如果仔细考察，就可发见新组织的办法。这种办法不外乎两条路，而应当同时并举。一条是地域的组织，一条是职业的组织。
农民之爱土地，可说是爱国心的根苗。土地依天然之形势，自有其一定之区划，顺其自然之势，而国家所注重者，只在这许多个重要的神经结。这个神经结在军事上名之曰战略要点。然同时又必为经济中心，在中国这个幅员广阔的国家，这几个神经结，应该由中央直接管理，而其余的地方不妨委之于地方自治，而中央为之指导。自治之单位应从地方之最小单位起，而提倡每单位间之共同利益，及单位与单位间之互助，为政府指导之大方针。
职业的组织应以固有的同业公会为基础：（1）凡业必有加入公会的义务。（2）业必须由国家分类，其数不可过多。（3）公会办事员应由同业选举，而秘书长应由中央选任。（4）各地秘书长应隶属于国家最高经济会议。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们现在这个“器”还不曾完备，而即刻想直抄外国的蓝本，必至有其名无其实，而地方会发生种种危险。但是经济与国防两件事是天然含有世界性的，所以件件又必得照外国方法做。又要适于国情，又要适于应付世界，这中间有俟乎所谓“组织天才”，中国的管子、商鞅，外国的菲列德、拿破仑，就是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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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