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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有对家、对我们成长的地方、对曾经是我们的家乡（这个家乡可能有多处）的爱，既而有对其邻近地区、类似地区的爱，对过去的相识、熟悉的景物、声音和气息的爱。注意，对我们来说，这最多是爱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或北爱尔兰，只有外国人和政治家才会说“英国”。吉卜林说“我不爱我的帝国的敌人。”真是虚伪可笑！谁会说我的帝国？伴随着这种乡土之爱的，其实是对其生活方式的爱：爱啤酒、茶、篝火、带包厢的火车、不带武装的警察等等一切，爱当地的方言，爱自己的母语（稍次于爱方言）。正如切斯特顿所说，一个人不希望自己的国家被外国人统治，与不希望自己的房屋被烧毁原因相似，因为要数算他因此会失去的一切，“无法计量”。
对这种情感，我们很难找到合理的理由去谴责。正如家庭使我们超越了自我之爱，乡土之爱使我们超越了家庭之爱。当然，这不是纯粹的仁爱。它的爱邻人，是指爱本地的邻人，而不是基督所说的邻人。但是，一个人若连自己看到的同乡都不爱，对未曾看到的“人”就更不大可能太爱了。所有自然的情爱（包括乡土之爱），都可能与灵性之爱为敌，但也可能是对灵性之爱的预备和模仿，（打个比喻说）是在训练灵性肌肉，也许将来上帝要将其派上更大的用场，正如女人小时候照料洋娃娃，长大了照料孩子一样。也许有一天，你需要弃绝这种爱，剜出你的右眼。但要这样做，你首先必须具备眼睛，没有眼睛、只有一个模糊的“感光”点的受造物很难理解这节严厉的经文的意义。
当然，这种爱国主义没有丝毫的侵略性，它只要求不受干扰，只在保护爱的对象时才会诉诸武力。任何人只要稍具想象力，这种爱国主义都会激发他对外国人的友好，因为，我若意识不到别人和我一样有权利爱他的家，我怎么可能爱自己的家？一旦你意识到法国人喜欢吃咖啡甜点，就像我们喜欢吃咸肉炒蛋，那就祝福他们，让他们吃好了。我们最不愿意的是让处处变得和自己的家一模一样，家若和别处无异，就不成其为家。
爱国主义的第二种成分是一种特定的对待本国历史的态度。我指的历史是大众想象中的历史——祖辈们的丰功伟绩。记住马拉松；记住滑铁卢；“我们操着莎士比亚的语言，不自由，毋宁死。”这种历史，我们觉得既赋予了我们责任，又给予了我们信心：我们绝不能低于先人为我们立下的标准；既然是其子孙，不低于那个标准就大有希望。
这种情感的信誉不及纯粹的爱家，每个国家的真实历史都充满着卑劣、甚至可耻的行径。英雄故事若被视为历史的代表，会给人一种错觉，其自身也往往经不起严格的历史考证。因此，以辉煌的过去为基础的爱国主义，是“拆穿家”最佳的攻击对象。随着知识的增长，这种爱国主义要么突然崩溃，转化为幻想破灭后的愤世嫉俗，要么靠故意的无视史实来维持。然而，在许多关键时刻，众多的人显然因为它，表现得异常出色。对这种爱国主义，谁能予以谴责呢？
我认为，一个人从历史形象中获得激励，同时又不至被它欺骗、因之骄傲，是有可能的。历史形象的危险性，与人们误将它当作或以它代替严肃系统的历史研究的程度成正比。把故事就当作故事来传诵和接受是最好的。我的意思不是说，故事只能作为纯粹的虚构来传诵（毕竟，有些故事是真实的）。我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将重点放在故事本身，放在那些能够激发想象力的画面、能够坚固意志的榜样上。听故事的小学生应该能够隐约感觉到（虽然无法用言语表达），他是在听英雄传奇。让他为那些“打下帝国江山的英雄事迹”振奋吧（最好是在“课外”）。然而，英雄事迹不同于“历史课”，也不是对帝国政策的严格分析，更不是为帝国政策辩护，我们将其区分得越开越好。我小时候有一本书，里面画满了彩色插图，书名叫《我们岛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这本书的名字很恰当，看上去一点也不像教科书。在我看来，向年轻人一板一眼地灌输明知是虚假或偏颇的历史，是十分有害的。这些所谓的历史，不过是英雄传奇，经过粗劣的伪装后被拿来充当教科书上的史实。以这种方式培育的爱国主义情感，一旦持续下去，便会有害，但不会在受过教育的成年人心中维系长久。伴随这种灌输潜入的，还有一种心照不宣的观念，即认为其他国家没有与己媲美的英雄；甚至可能还有一种信念，相信自己可以名副其实地“继承”一种传统（这无疑是十足蹩脚的生物学理论）。这些都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第三点，我们有时候也称之为爱国主义。
第三点不是一种情感，而是一种信念，一种坚定、甚至刻板的信念。持这种信念的人认为，自己的国家长期以来一直明显比其他国家优越，在今日仍然如此，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有一次，我很冒昧地问一位宣扬这种爱国主义的老牧师：“可是先生，您不是说，每个民族都认为自己的男性最勇敢、自己的女性最美丽吗？”他十分庄严地回答说（我相信，即使在圣坛上诵读《使徒信经》，其庄严的神情也不过如此）：“是的，但是就英国而言，这是事实。”毫无疑问，这种信念并没有将那位朋友变成恶棍（愿他的灵魂在上帝那里安息），只是将他变成一头极其可爱的老驴子、一个老顽固而已。但是，它却会培养出又踢又咬的驴子，发展到极端的地步，会逐渐演变成普遍的种族主义，而这是基督教和科学同样禁止的。
这就引出了爱国主义的第四种成分。如果我们的国家确实远比其他国家优越，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作为一个优越者，我们对其他国家享有权利或负有义务。十九世纪的英国人强烈地意识到这种义务——“白人的负担”，所谓的土著民是我们监护的对象，我们自封为他们的监护人。这不完全是伪善，我们确实给他们带来了一些好处。但是，我们每每将英国寻求建立帝国的动机（或将任何一个年轻人在印度民政部门谋职的动机），标榜为主要是为了他国的利益，这种习惯令全世界作呕。然而，这表现的还是优越感的最佳一面。一些同样具有优越感的国家强调的是权利，而不是义务。在他们看来，有些外国人是如此地低劣，乃至他们有权利予以灭绝；另有一些外国人只适合给自己——上帝的选民——劈柴、挑水，那么，最好让他们继续干这些粗活。“猪猡们，识相点！”在此，我决非暗示这两种态度属于同一层次。但是，二者都同样致命，同样要求自己的势力范围变得“越来越广”，同样具有这种明显的邪恶特征，即，唯有狰狞恐怖才能避免滑稽可笑。倘若没有与印第安人毁约，没有对塔斯马尼亚人实施灭绝，没有毒气室，没有贝尔森集中营，没有阿姆利则惨案，没有种族隔离，二者的狂妄自大就会是令人捧腹的闹剧。
最后，我们看到，有害的爱国主义无意之中否定了自己。切斯特顿援引的吉卜林的两行诗是最好的例证。这对吉卜林颇不公平，对像他这样颠沛流离的人来说，懂得爱家的含义着实不易。但是，孤立起来看，这两行诗却是对有害的爱国主义的自我否定的一个总结。这两行诗是：
英格兰若果真如她表面所示，
我们便速速弃之而去，可她不是！
爱从来不以这种口吻说话，这就如同只在孩子“乖巧”、妻子美貌、丈夫功成名就时爱他们一样。有一位希腊人说过，“人爱自己的城邦，不是因为它伟大，乃是因为它属于自己”。真正爱国的人在国家衰亡时仍然爱它——“英格兰，你纵有千般的过失，我仍爱你”。对他而言，国家“虽破，但仍是自己的”。因为爱国，他可能认为自己的国家强大而美好（实际并非如此），这种错误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原谅。吉卜林诗歌中的士兵却相反。他爱国，是因为他认为祖国强大而美好，即因她的优点而爱她。她像一个运转良好的企业，身在其中满足了他的自豪感。她若不复如此，情况会怎样？答案清楚明了：“我们便速速弃之而去。”船只下沉时，他会弃船而去。这种爱国主义出发时锣鼓震天、旌旗飘扬，实际却趋向变节和没落。我们在后面会再次看到这种现象。自然之爱一旦失去约束，就不仅会伤害其他的爱，自己也不再是原来的爱，甚至根本不是爱。
如此看来，爱国主义有多张面孔。那些全盘拒绝它的人似乎没有考虑到，剔除了爱国主义之后，什么定将取而代之（这个取代过程已经开始）。国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也许永远都会面临危险，统治者必须以这种那种的方式鼓励民众保卫国家，或至少为此作准备。在爱国情感已经被摧毁的国家，每次统治者号召民众动用武力，都只能诉诸纯粹的道义。如果民众不愿意为“自己的国家”流血流汗，统治者一定要让他们感到自己是在为正义、文明或全人类流血流汗。这不是进步，而是倒退。爱国情感当然必须考虑道义。好士兵需要确信自己国家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但是，他们作战不是因为正义的事业本身，而是因为这是自己国家的事业。我认为这个区别很重要。我可以认为，用武力对付盗贼、保护自己的家是正当的，这用不着虚伪，也用不着自以为义。但是，倘若我假称，自己打青他的眼睛纯粹是出于道义，与被盗的是自己的家全然无关，这就未免过于虚伪。同样，声称我们支持英格兰，只是因为英格兰的事业是正义的（像一些中立的堂吉诃德式的人物所说的那样），也是虚伪的。荒谬的言论会导致罪恶：倘若我们国家的事业是上帝的事业，战争就一定是歼灭性的战争。于是，极其世俗的东西被赋予了虚假的超自然的色彩。
昔日的爱国主义的伟大之处在于，一方面，它固然能够激发人们为了国家不遗余力，另一方面，它仍然清楚自己不过是一种情感。战争不伪装成圣战，同样可以打得很英勇，英雄之死与殉道不相混淆。（令人高兴的是）在战场上如此庄严的情感，在和平时期也可以像所有轻松愉快的爱一样，不抬高自己，且能够自嘲。早期的爱国歌曲一唱起来就令人激动得热泪盈眶，近年的歌曲听起来则更像圣诗。我宁愿每天听（带有“拖-拉-拉”音的）“英国掷弹兵”，也不愿听“希望与荣耀之地”。
请注意，我一直在描述的这种爱及其所有的成分，其对象不限于国家，也可能是学校、军团、家族、班级。我以上所作的分析对它们都同样适用。这种爱的对象还可能是教会、教会中的某一派、修会等团体，它们要求成员付出超自然的情感。这个可怕的话题需要一本书来单独论述，在此说一点就够了。那就是，属天的团体也是属世的团体，我们对后者的（纯自然的）爱，很容易借用前者超自然的要求，来为自己最卑下的行为辩护。倘若真有人著书论述此话题，那一定是基督教界的彻底忏悔，忏悔在人类的凶残、狡诈中，教会应当独自承担的那份罪责。我们若不公开弃绝自己大部分的过去，就不会赢得“世俗界”的大量视听。他们为什么要听？我们高喊基督之名，干的却是摩洛的勾当。
也许有人认为，我不应该只字不提人对动物的爱就结束本章。对动物的爱，放在下章讨论更为合适。不管动物实际上是否低于人类，人似乎从来没有把它们当作低于人类之物来爱，总是考虑到它们的“人格”，不管这个人格是虚是实。所以，人对动物的爱其实是一种情爱，这是下章讨论的主题。
[1] 晚期古希腊哲学的一个派别，主要主张宿命论和禁欲主义。
[2] 英文原文用的是过去时态。
[3] 英文原文用的是现在时态。
[4] 英文原文用的是现在时态。
[5] 西德尼（Philip Sidney，1554-1586），英国政治家、军事领袖，1586年在英国支持荷兰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战争中负伤去世。
[6] 参见圣经《创世记》1：31——“上帝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
[7] 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英国主要的浪漫主义诗人和桂冠诗人。
[8] 指本能，尤其是性本能。
[9] 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文学批评家。
[10] 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65-1936），英国诗人、小说家。
[11] 切斯特顿（G.K.Chesterton，1874-1936），英国作家、文学批评家、护教学者。
[12] 英文原文中的“人”首字母大写，指耶稣基督。基督教宣称耶稣既是真正的上帝，也是真正的人。
[13] 参见圣经《马太福音》18：9——“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剜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
[14] 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原著民。
[15] 纳粹德国集中营，二战期间在此受难的人达3.7万之多。
[16] 1919年4月13日，英国军队在印度旁遮普省的阿姆利则屠杀大批印度群众。
[17] 古代腓尼基人信奉的火神，以儿童为献祭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