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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在鱼朝恩、郭子仪和元载的三角博弈中，鱼朝恩已经逐渐居于强势地位。他因此越发忘乎所以，不仅视郭子仪和元载为无物，而且渐渐不把天子放在眼里。
满朝文武向天子奏事，可与不可都要凭天子决断，唯独鱼朝恩把奏章递上去之前，就已经料定事情必成了。换句话说，别人的奏章是在请求天子批准，他的奏章则仿佛是在通知天子执行。
此外，朝中大大小小的政务，只要事先没有知会他、没有让他参与决策的，鱼朝恩必疯狂叫嚣：“天下事有不由我者邪？”（《资治通鉴》卷二二四）
听到这样的悖逆之言，代宗李豫当然非常不爽，但是为了维护朝政的稳定，他也只能忍气吞声，假装没听见。
不过，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到了大历五年（公元770年）正月，终于有两件事激起了代宗的愤怒，让他忍无可忍。
第一件事，是鱼朝恩及其手下居然在禁军中私设黑牢。
为何设立黑牢？
答案很简单：为了钱。
鱼朝恩手底下有两个心腹，一个是神策军都虞侯刘希暹，一个是都知兵马使王驾鹤。他们贪图长安某些富豪的财产，就撺掇鱼朝恩设立了一个秘密特务机构，并网罗了一帮地痞流氓，专门捏造罪证，诬陷某些富豪犯罪，然后将其打入禁军黑牢，百般拷打，迫使他们招供，最后再抄没他们的全部家产。
表面上，这些没收的财产是入了禁军的府库，事实上谁都知道，入公账的只是零头，绝大多数则落进了鱼朝恩、刘希暹、王驾鹤等人的私人腰包。
由于禁军不受任何部门管辖，且自设黑牢不必走任何司法程序，所以鱼朝恩等人就这么肆无忌惮地干了好几年，不知有多少富豪死于非命，也不知有多少巨额财产落到了他们手里。
得知这件事后，代宗李豫大为震惊。
天子脚下，皇城根儿，居然发生了这种事，国法何在？朝廷纲纪又何在？
正当代宗为此又惊又怒的同时，鱼朝恩又变本加厉地搞出了一个“紫衣事件”。
鱼朝恩虽是宦官，但养了一大群儿子，最小的养子叫鱼令徽，年方十余岁，在宫中担任内给使，穿绿衣（六、七品官服）。有一天，鱼令徽不知何故与同僚吵了一架，回来就向鱼朝恩告状。第二天一早，鱼朝恩就怒气冲冲地拉着儿子入宫，在朝会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对代宗说：“我儿子官职太低，经常受人欺负，请皇上赐他紫衣（三品以上官服）。”
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儿竟然想穿紫衣？
代宗觉得此事太过荒唐，就闭口不言。
没想到，还没等天子发话，有关官员就慑于鱼朝恩的淫威，忙不迭地捧出了一袭紫袍。鱼朝恩当场命儿子穿上，然后向天子拜谢。
事已至此，代宗只好勉强露出笑容，说：“此儿穿上紫袍，还是挺合适的嘛。”
鱼朝恩得意洋洋，鱼令徽欢天喜地，满朝文武皆垂首不语。
此时此刻，很少有人注意到天子眼中掠过的那道杀机。
但是一个人注意到了。
他就元载。
元载无声一笑。几天后，他找了个机会向代宗密奏——“朝恩专恣不轨，请除之。”（《资治通鉴》卷二二四）
代宗虽然极为宠信鱼朝恩，把他视为三角政治中不可或缺的一角，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允许鱼朝恩为所欲为。
人都是有底线的，更何况是手中仍然握有生杀之权的天子！而“黑牢事件”和“紫衣事件”，无疑已经突破了天子李豫的底线。
假如任由鱼朝恩的欲望和权力如此膨胀下去，代宗相信，自己苦心维持的这个三角政局迟早会被鱼朝恩打破。
既然这样，那还不如主动打破它，以便再造新局。
于是，代宗采纳了元载的建议，命他设计一个万全之策，务必一举除掉鱼朝恩。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元载发现，要收拾鱼朝恩，最重要的就是先摆平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鱼朝恩的贴身侍卫长周皓，鱼朝恩每次进宫，周皓必率一百名禁军士兵随行；另一个是陕州节度使皇甫温，此人是鱼朝恩的心腹党羽，他手握重兵，是鱼朝恩最主要的外援。
只要摆平这两个人，收拾鱼朝恩易如反掌。而只要鱼朝恩一死，他手下那帮见风使舵的禁军将领根本不足为虑。
但是，要如何摆平周皓和皇甫温呢？
元载的方法很简单，一个字：钱。
在这个世界上，所谓的人际关系大多是用钱堆起来的，而要拆解这种关系，最有效的办法当然也是用钱。准确地说，是用钱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