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岳飞之死与暴力均衡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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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6>附录</h6><h3>岳飞之死与暴力均衡——读《帝国政界往事》</h3>
◎ <b>吴思</b>
“岳飞必须死。”李亚平说。在《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这本书里，作者用五分之一的篇幅推演出这个结论。
这是一本坚持讲故事的历史书，读来很有《万历十五年》的味道，娓娓道来，隽永通达，让我们感应到古人的心跳。但在一连串的精彩故事中，我读出了一道关于暴力均衡的残酷方程式：自身暴力=异己暴力，这是维持既有秩序的常规条件。一个国家政权要维持既定的利益格局，必须拥有足够强大的暴力，抵御异己暴力的侵犯，让侵犯者得不偿失。在中国历史上，只要别人的暴力比我们强大，别人就可以扩张利益边界，就可以称霸，就可以让我们称臣纳贡，甚至可以踩着我们坐江山。反之亦然。岳飞之死，便是由这道方程式决定的。秦桧等人的忠奸正邪，反倒可以忽略不计。
整个推算过程，正如该书的结构一样，需要从宋朝的创建开始。这是一篇一波三折的故事。
<h4>一、内忧大于外患</h4>
宋太祖赵匡胤是篡位武将。在部属的拥戴下，他取代了他负责保卫的皇帝。这件事让大家看到了“太阿倒持”的结果：武装力量本来是皇帝用来削平外患、镇压内乱的宝剑，不过，这柄利剑握在部下手里，极易形成“太阿倒持”之势，反过来威胁皇帝自身。赵匡胤篡位并非特例。从安史之乱开始，一个又一个君王倒在了自身保卫者的剑下。于是，生活在宋初的人们，难免在前朝兴亡中得出结论：内忧大于外患，内部的异己力量比外部的异己力量更危险。
宋朝的军事制度就是在这种历史经验的背景下建立的，其主题便是抑制内部的异己力量。至于具体方法，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武将，他的持剑之臂与另外两位铐在一起，形成三方掣肘之势。同时，这位武将的脖子上骑着文官或宦官，转动脑袋必须事先请示。这还不算完。武将平时不准碰那柄剑，不知其轻重利钝，剑也不大跟手。此外，这位武将身边还有其他武将，构成彼此防范之势。最后，在所有武将之上，还有一支皇帝直接控制的御林军，就好比皇帝亲手持剑，虽然不那么膀大腰圆，但足以对付小漏洞和小兵变，至少可以拖延时间，等待众剑赶来勤王。
这套制度，可以保证稍微大点的军事行动都在皇帝的控制之下，保证每个将领反叛的胜算很低，确保枪杆子永远听皇帝指挥。但是，这样的军队还能打胜仗吗？《孙子兵法》之《谋攻篇》谈到预测胜负的五条标准，其中一条说：“将能而君不御者胜”。且不论才能如何，仅凭这套驾御体系，就可以猜到宋朝的将领不能真正负责，容易推卸责任，进而还可以预测宋朝对外的战绩不佳。《孙子兵法》名列宋朝汇编的《武经七书》之首，属于军事教育的必读书，宋代君臣不会不懂这个道理。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断言：宋朝对辽、金、西夏和蒙元的弱势，其实是自找的。更准确地说，这是皇帝深思熟虑后的选择——在内忧大于外患的基本判断之下，两害相权取其轻。外患，即辽金之类的异国暴力集团。内忧，指帝国内部的大小军阀或暴力集团的高级代理人。
如果把皇帝比作官军这个合法暴力集团的老板，他委托了一些将领代他管理军队，在监督不力的情况下，代理人很可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化公为私，实行内部人控制，甚至变成军阀，推翻皇帝。监督力度不同，这些代理人便拥有不同浓度的异己色彩。一旦异己的浓度与敌国近似了，内部与外部之间的界限也就模糊不清了。李亚平说，宋朝传统的军事体制以降低效率的代价换取内部安全。这是可以理解的。对皇帝来说，被辽金推翻与被部下推翻是一样的，他只管避害，不分内外。
事后看来，宋朝皇帝的掌握分寸似乎有点问题。他们对武将的重重节制，固然防止了军阀的产生，但自身的军事力量被过度削弱，破坏了与辽国、西夏和金国的暴力均势，结果不得不每年向“夷狄”进贡，以岁币补偿对手的强势。这未免有点亏，至少有些丢脸。当然，李亚平说，以宋朝每年六七千万两银子的财政收入而论，这笔七十五点五万两银匹绢的岁币不算沉重，比军费便宜多了。更何况这笔银子最终出在老百姓身上，并不是皇帝和大臣的血汗。
总之，以岁币补偿强者之后，宋朝与辽国和西夏的暴力均衡便达成了。这种甘居人下的均衡就是整个故事的起点。
<h4>二、外患大于内忧</h4>
经过一百多年的潜移默化，局势渐变，忽然间均衡大坏。
按照历史常规，宋朝的军政官僚体系将日渐腐败，原来的弱势将越变越弱。同样，根据官僚体制欺下瞒上的老传统，宋朝君臣对自身的弱势也缺乏自知之明。事实上，他们甚至感到自己很强大。看到新崛起的金国把辽国打得落花流水，宋朝君臣觉得自己比辽国强，便做出错误决定：本来应该联弱抗强，他们却联强灭弱，联金灭辽。留下一个弱宋，面对一个比辽国更强大的金国。在这个过程中，自以为强大的宋朝军队又被衰败的辽国打得落花流水，宋朝的军事实力在更强大的对手面前露馅，引发了金国的觊觎之心。
宋、金之间暴力失衡的结果，就是金国攻陷皇都汴梁，一老一少两位宋朝皇帝被俘，北宋灭亡。侥幸逃到南方的皇子赵构建立南宋政权。
这时候，主要危险是外患，而不是内忧。北宋官军基本崩溃，想忧也没多少可忧了。在战乱中，一些官吏、军官、军卒和强盗脱颖而出，主要凭借自己的才干组建扩充军队，发展壮大。以当代企业比喻，这些创业者只用少量官家资本，甚至白手起家，招兵买马，兼并重组，创出可观的家业。虽然戴了赵家皇帝的“红帽子”，真论起产权来，赵家并不能够控股。有些私营企业连红帽子也没戴。
面对这种形势，帝国在边境地区部分恢复封建制度，建立藩镇，任命39个镇抚使，授予军政人财各项大权，甚至准许世袭。继续用企业比喻，赵氏垄断集团衰落之后，被迫承认原垄断领域里杀出来的部分小老板合法，同时将他们拉入商会，皇帝兼任会长。岳飞就是这39位小老板之一。和他并列镇抚使的，有12位出身官吏，还有11位出身盗贼。数年之后，这批小老板有的战死，有的投敌，有的被杀，半数以上改任宋朝官员，被官家体系收编了。 尽管如此，官军中还是有许多将领近似军阀，他们的军队更像家兵，而不是官军。其中著名的五支武装力量，也确实被当时的百姓称为岳家军、韩家军、张家军、刘家军和吴家军。“家军”的异己色彩比较浓厚，但皇帝不得不暂时容忍，这也是无奈的选择——在外害大于内患的格局中，两害相权取其轻。
在继续推算之前，需要先搞清楚一个问题：宋太祖对内部异己力量是否过度敏感？该不会赵家天子做贼心虚，以己度人，把二三分异心看作五六分吧？
宋朝第十任皇帝赵构的亲身经验证明，祖先并非神经过敏。从1127年赵构登基，到1141年处死岳飞，短短十四年间，小的不说，大规模的叛变，赵构就经历了三次。
第一次是1129年年初，护卫亲军统制苗傅和刘正彦发动兵变，杀掉以王渊和康履为首的一批民愤很大的宦官，逼赵构退位，立不足三岁的皇子为帝，让皇太后垂帘听政。要不是韩家军赶跑叛军，赵构就算被推翻了。
第二次是1129年年底，戴宰相衔主持长江下游防线的杜充率直辖部队投敌。李亚平说，赵构闻讯后整天不吃不喝，唠叨说：我对杜充这么好，从普通官员一直提拔他当了宰相，他怎么可以这样做？这种遭人背叛的痛苦经验，想必引起赵构对人类良心的可靠性的疑虑。
第三次是1137年夏历8月的淮西兵变。皇帝和宰相设法解除刘光世兵柄之后，宰相张浚人事安排失误，刘家军的高级将领郦琼率四万官兵（南宋总兵力的十分之一）投敌。可见，一个武将的变心可以给帝国造成多么巨大的损失，而影响一个武将变心的因素又多么复杂。皇帝自己不犯错还不够，宰相也不能犯错。
总之，内部的异己力量不能不防。传统的暴力分权与制衡体系不仅是重要的，简直就是性命攸关的。问题是，节制和分权导致暴力机器运行效率下降，这个代价朝廷是否承受得起？
局势基本稳定之后，皇帝经常权衡分解兵权的利弊。绍兴八年正月下旬，岳飞预测金人南犯，申请增添兵马。赵构对左右大臣说：岳飞所防守的上流地方诚然阔远，但宁可把他的防区缩小，也不可以再增加他的人马。今日诸将之兵，已患难于分合。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古人所戒。近来的事势虽还没有发展到那样严重，但与其增添大将的实力，倒不如再另外添置几支部队，庶几缓急之际易为分合。
这次谈话发生在绍兴八年（1138）二月初六，淮西兵变半年之后。五月，监察御史张戒对皇帝说：现在诸将的权力太重了。赵构答道：他们还不至于骄横跋扈。兵虽多，聚则强，分则弱，分也不可行。
当时南宋建立不过十二年，并无抵御强敌的自信。两年后，金国统帅兀术的拐子马和铁浮图才败于刘锜，再败于岳家军，大失威风。此时此刻，朝廷不敢自毁长城——哪怕只毁一段。于是，体制得以维护，原状得以持续，岳飞没有得到补充，但也未被削弱。
<h4>三、暴力均衡的设定及确认</h4>
本国兵力究竟应该强到什么程度，还取决于皇帝赵构到底想要什么。如果他想收复失地，甚至统一中国，就要比敌国更强大，建立高效率的军事运行机制。这是保证优势的均衡。如果他想守成，兵力便无须那么强大，让敌国开战得不偿失即可。这是维持守势的均衡。如果他兼顾内外平衡，既想恢复传统，满足于一支容易控制的弱兵，又不想继续丧师失地，那么，最好先维持现状，等待敌国的主和派占上风，对手裁军后，再削弱自身力量。只要发动战争得不偿失，敌国的主和派早晚要占上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