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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5月19日，星期二
午夜过后，我们五个人——理查、帕桑、雷吉、让-克洛德和我——坐在雷吉的大帐篷中我们各自的睡袋里。大帐篷搭建在五号营地的倾斜石板上，每个人都紧紧抓住帐篷内的一根支柱，奋力不让越来越大的狂风把帐篷帆布撕裂，或者把我们抛到山下。我们特别特别累。
我感觉很难过，那天下午我们并没有花时间埋葬乔治・马洛里。我看了看表，这才意识到那已经是昨天下午的事儿了。现在是5月19日，距离理查计划中的登顶日已经过了整整两天。狂风越来越大，夜幕降临之后，一整个早晨都在珠峰峰顶盘旋的荚状云已经下降到我们头顶之上，带来了打旋儿的暴风雪。如果我们继续和马洛里的尸体留在北壁之上，那么就得再用一两个小时劈砍冰冻的岩石，得到足够的石块掩埋他的尸体。暴风雪就要来了，即便是最薄的一层石冢，也会比平常耗费更多的体力和时间。因此，我们仔细地检查了马洛里的尸体，记录下他跌落的位置和周围的特征，并且记下了地标，以便在必要之际我们可以找到马洛里的最后安息地。做完这些之后，理查就宣布是时候自西向东以横切攀登方式长途跋涉回五号营地了。我表示反对，说虽然天快黑了，风也越来越大，可马洛里当然值得被妥善埋葬，这时候还是雷吉说了句话：“在大雪、烈日、月亮和星辰之下，他已经在这里躺了差不多一年了，杰克。再多等一夜也无妨。我们明天再回来。”
事实证明，我们没有说到做到。
为此我感到非常遗憾。
可结果证明我们的返回绝对是明智之举。到了下午2点，狂风已经大到掀翻了五号营地一顶小米德帐篷的部分系泊索具的程度。在陡峭的山坡上，只剩下了乱糟糟一大堆倒塌的绿色帐篷帆布及折断的帐篷杆，帆布上还覆盖着冰雪。我们本应该把这顶帐篷重新搭建起来，或许要使用冰镐当支柱，可我们懒得费力气了。另外一顶米德帐篷被掉落下来的小块岩石砸破了，这些落岩就像是榴霰弹一样，把帐篷壁和顶部都砸裂了。要是那些岩石跌落的时候有人待在帐篷里，肯定当场就没命了。更糟糕的是，我们还要在漫漫长夜里忍受越来越大的狂风和更多从山上疾速滚下的岩石。
就这样，我们五个人全都挤进了雷吉的大帐篷。昨天（我更正，因为我想起来现在已经过了午夜，所以应该说是周日），理查和帕桑背运装备到五号营地，他们在一块倾斜的砾石顶上搭起了大帐篷，不过边上两块更大的砾石形成了一道崩岩保护屏障。理查和帕桑不仅用大块石块压住了帐篷边缘，把德国钢制岩钉凿进坚硬的岩石里，作为帐篷桩，而且把整个帐篷拴紧了，他们用20码长的高强度新绳索以Z字形来来回回地绕在帐篷圆顶的顶尖，然后把绳索拴系在比帐篷低的大块砾石上和上坡处的大巨石上。
雷吉的帐篷大得很，足能容得下我们五个人一起坐着吃饭，可是躺下睡觉就是个难题了。
尽管没有时间开凿被冻住的岩石埋葬马洛里，可我们还是冒着严寒，在北壁之上簇拥在他的尸体边上一个小时。即便我们在他的衣服里找到了标签，上面写着“G.马洛里”，可理查还是希望确认这个死者的身份。尸体的左边被冻住了，于是我们三个人用小刀把这一边的碎石一点点拨开，最后我们终于可以把他抬起来一点点，看到了尸体正面和脸部。
抬起尸体的过程真像是抬起一根经过漫长寒冷的冬天被牢牢冻在地上的木头。
最后，还是理查躺下来，一点点接近尸体，挪到被抬起来的僵硬尸体下面，并且停留了很长时间，以便可以看清这个死人的脸。
“是马洛里。”理查说。
“你还看到了什么？”帕桑问。
“他的双眼闭着。脸颊和下巴上长着须茬，但胡子没有长长。”理查的声音非常疲倦。
“我是说有没有明显的伤痕。”帕桑说。
“右边太阳穴上有一处可怕的刺伤，贯穿了他的眼睛。”理查说，“或许在跌下来的途中他撞到了石头上，也可能在他自我防滑的时候，冰镐的镐头发生了反冲，刺到了他。”
“那个伤口有没有贯穿他的头骨？”帕桑问。
“是的。”
“我们现在能把他放下来了吗？”我一边喘粗气一边问。为了执行搬尸任务，我们几个人都把氧气罩拉了下来。仅仅是费力搬抬一具部分内脏已被掏空了的尸体就差不多让我受不了了。
“是的。”理查重复了一遍这两个字，然后从尸体身下滑了出来。然后，他用几近耳语的声音说道，“永别了，乔治。”
*
我们检查了马洛里的口袋，拨开了他挂在胸前的一个帆布袋。正如我说过的，这具尸体上没有背与氧气罐配套的金属吸氧装备，也没有背包，只有一个小手提袋被压在他的胸前和一只手臂下，他的口袋里卡着几样东西。
在他的诺福克夹克口袋里有一个测高仪，和我们带来的这种仪器差不多，最高可测量到30,000英尺，不过这个侧高仪的石英玻璃表面在坠落过程中已经摔坏了，指针也不见了。
“真糟糕，”雷吉说，“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他和欧文是不是登上了顶峰。”
“我想他们肯定带了几架相机，”理查说，“泰迪・诺顿告诉过我，马洛里本人就带了一部柯达袖珍相机。”
在可以伸进手的地方我们把那个小袋子向外拉，我用只戴着内层手套的手摸索了一番，摸到了里面一个硬邦邦的金属物件儿。“我想我们找到相机了。”我宣布。
可那并不是相机，而是一大块坚硬的东西，包括一大盒天鹅维斯塔斯牌火柴和装在金属锡罐里的肉糖锭。我们把这些东西放回了原处。我们在马洛里的口袋里找到的其他金属物都是各种个人日常用品，仿佛马洛里只是在冬日里出门到海德公园里散步：一小截铅笔、一把剪刀、一个安全别针、一个小金属剪刀套、一条可分离皮带，用于连接氧气罩和他的皮摩托头盔。我之所以认识最后这个东西，是因为当时我的下巴底下也系着这样一个带子。
我们把肉糖锭、火柴和其他东西都放回他的袋子和口袋里，继续把别的东西翻出来：一块非常旧的素色手帕，似乎是擦鼻涕用的，手绢里面有一管凡士林膏（我们知道这凡士林是用来涂抹在皲裂的嘴唇上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带了一管来，连牌子都是一样的），还有一条更漂亮的手帕。这块软绸手帕上有精致的交织字母印，印着G.L.M.[11]三个字母，有蓝色、深紫红色和绿色的图案，还包着几张纸。理查仔细看看这些纸，不过这似乎都是私人信件，除了信封上的致敬语和其他字迹他没看其他内容（其中一封是寄给乔治・莱・马洛里先生的，由西藏雅隆英国贸易代表转交）。这些只是私人和探险事务基本信函，没什么值得关注的地方，不过在一封信的空白处，有用铅笔潦草写下的一串奇怪数字，这封信并不是他妻子写给他的，而是来自于某位女士。
“这是氧气压力度数，”让-克洛德说，“或许记的就是最后一天凭借氧气他们可以走多远。”
“这里只有五组氧压度数，”雷吉说，“我想他们离开四号营地的时候带了不止五罐氧气。”
“确实如此。”理查说。
“这么说这里没有任何东西有助于我们了解他的死因了，”雷吉说。
“或许吧。”理查说，他把每封信都重新折叠起来，放回相应的信封里，用那块有交织字母印的手帕将它们整齐地裹好，又把手帕放进死者的口袋里。
虽然我们什么都没拿，我依旧感觉自己像个盗墓的。我以前可没翻过尸体的口袋。理查做这样的事儿似乎驾轻就熟，我意识到，在西方战线上，他当然这样做过，或许都做了几百次了。
我们在马洛里的其他口袋里只找到了他的折叠小刀和护目镜。
“这非常重要，”雷吉说，“他的护目镜还在他的口袋里。”
一开始我并没有明白个中原因，那时候我正忙着咳嗽呢，可让-克洛德说：“没错。他们摔下来的时候要么是黎明时分，要么就是天黑之后……在马洛里出发的前一天，他已经见识过了诺顿的雪盲症。所以他绝对只会在太阳落山之后才摘下护目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