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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把她的旅行箱拿上火车后，似乎急于下车。但不是要离开。他对她解释说，他只是担心火车会开。他站在月台上，抬头看着车窗，挥着手。微笑着，挥手。他对凯蒂绽开灿烂的笑容，笑容里没有一丝疑虑，仿佛他相信她在他眼里一直是个奇迹，而他在她眼里也是，永远如此。他对妻子的笑则似乎充满希望和信任，带着某种坚定。某种难以付诸言辞也许永远也不能付诸言辞的东西。如果格丽塔提到这种东西，他会说，别犯傻。而她会赞同他，认为两个人既然每天见面，每时见面，他们之间不需要任何解释，那样不自然。
彼得还在襁褓中的时候，他的母亲抱着他翻山越岭——那些山的名字格丽塔总是忘记——逃出了苏维埃统治下的捷克斯洛伐克，逃往西欧。当然还有其他人一起。彼得的父亲本来打算和他们一起走，但就在秘密离开的前一天，他被送进了一家疗养院。他计划一有机会就去找他们，但他死了。
“我读过那种故事。”彼得第一次告诉她这件事时她说。她解释道，在那些故事里，婴儿都哭了起来，不得不被闷死或掐死，这样哭声才不会给那群非法逃亡的人带来危险。
彼得说他从没有听过那样的故事，也不知道他的母亲在那种情形下会怎么做。
现实生活中她所做的是来到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在那里提高了英语水平，找到了一份工作，教当时被称作“商务实践”的中学课程。她独自将彼得抚养长大，供他上大学，现在他成了一名工程师。她来儿子家——他们起先住在公寓，后来搬进了独立屋——做客时，总是坐在客厅，从来不去厨房，除非格丽塔请她去。她就是这样。极力不去注意。不注意，不打扰，不建议，虽然在每一项家务技巧和本领方面，她都远胜儿媳。
而且，她搬出了抚养彼得长大的公寓，搬进了一套更小的公寓，那里没有卧室，只有放折叠沙发的地方。这样彼得就不能回家跟妈妈一起住了？格丽塔逗她，但她似乎吃了一惊。玩笑让她痛苦。也许是语言的问题。但英语是她现在日常使用的语言，而且实际上是彼得唯一会说的语言。他学过商务实践，虽然不是在母亲的课上学的，与此同时格丽塔却在学《失乐园》。她像躲避瘟疫一样避开所有有用的东西。他却似乎恰恰相反。
他们之间隔着车窗玻璃，而凯蒂一直不让他放慢挥手的速度，于是他们就保持着这副滑稽可笑或者说其实是疯癫友好的模样。她想，他是多么英俊啊，而他却似乎对此毫无察觉。他理了平头，正是时下流行的发式——特别是如果你是一个工程师之类的话——他浅色的皮肤从来不像她的皮肤那样发红，也从来没有晒斑，无论什么季节都是健康均匀的肤色。
他的看法跟他的肤色有点类似。他们去看电影时，他从来都不愿在散场后多谈。他会说不错，或者很好，或者还行。他认为多说没有意义。他看电视和读书的方式也基本上一样。他对这些都很有耐心。编写情节的人也许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格丽塔曾与他争辩，冲动地问他是否会对一座桥梁发表同样的言论。设计桥梁的人尽了最大努力，但他们的最大努力还不够大，于是桥塌了。
他没有争辩，只是大笑。
那不一样，他说。
不一样吗？
不一样。
格丽塔应该意识到，这种不加干涉、宽厚包容的态度于她而言是件幸事，因为她是个诗人，而她的诗里有些东西绝不是令人愉快的，也不容易阐释。
（彼得的母亲和同事，那些知道她是诗人的人，仍然使用女诗人这个词。而她已经把彼得训练得不再使用这个词。除此之外，没有训练的必要。那些被她抛在身后的亲戚和那些她以家庭主妇和母亲的身份认识的人不需要训练，因为他们根本不明白这个词的特性。）
在她后来的生活中，关于那个时代什么合宜什么不合宜会变得难以解释。你可以说，比如，女权主义不合时宜。但接着你就不得不解释人们当时甚至不用女权主义这个词。然后你就会结结巴巴，不知该如何解释一个女人在当时如果有任何严肃的想法，更别提雄心抱负，甚至只是读一本真正的书，都会让人感到可疑，怀疑这与你的孩子得了肺炎有关系，而在某次办公室聚会上发表的一句政治评论可能会导致你的丈夫得不到晋升。评论哪一个政党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一个女人居然信口开河。
人们会哈哈大笑，说，哦你一定是在开玩笑，而你会不得不说，嗯，但也不完全是。然后她会说，不过有一点，如果你写诗，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做女人比做男人安全。这时女诗人这个词派上了用场，就像一团棉花糖。彼得不会有那种感觉，她说，但要记住他生在欧洲。不过他也明白，和他一起工作的那些男人对这种事会有什么感觉。
那年夏天彼得要去隆德一个月或更长时间，主持正在那里进行的一项工作。隆德在内陆遥远的北方，实际上，是在最北的地方。那里没有凯蒂和格丽塔的住处。
不过格丽塔与她以前在温哥华图书馆一起工作的一个女孩保持着联系，这个女孩现在结了婚，住在多伦多。那年夏天她和当教师的丈夫要去欧洲一个月，于是写信给格丽塔，非常客气地问她和她的家人能不能帮个忙，在他们离开的那段时间住在他们多伦多的家里，别让房子空着。格丽塔回信告诉她彼得要出差，但她本人和凯蒂接受了这个提议。
于是他们现在分别在月台和火车上不停地挥手。
那时有一本杂志，叫《回声回答》，在多伦多不定期发行。格丽塔在图书馆发现了这本杂志，给他们寄去了几首诗。其中两首发表了，结果去年秋天杂志编辑到温哥华来的时候，她和其他作家一起受邀参加一个聚会，与他见面。聚会在一个作家的家中举行，于她而言那个作家的名字如雷贯耳。聚会安排在下午晚些时候，彼得还在上班，于是她临时雇了人来家照看孩子，然后乘上北温哥华的公共汽车，越过狮门桥，穿过斯坦利公园。下车后，她得在哈德逊湾百货公司门前等车，然后乘很长时间的车到大学校区，那个作家就住在那里。她在汽车最后一次转弯时下了车，找到那条街，边走边仔细看门牌号码。她穿着高跟鞋，因此走得很慢。还有她那条最为时尚的黑色长裙，拉链开在后背，腰身收得正好，但臀部总是有点太紧。这让她看上去有些滑稽，她一边想，一边沿着没有人行道的弯弯曲曲的街道磕磕绊绊地走；下午行将消逝，她是那里唯一的行人。现代化的房屋，大落地窗，跟任何一片崭露头角的郊区一样，而完全不是她所预料的那种街区。她开始怀疑是不是弄错了街道，这个想法并没有让她不高兴。她可以走回公车停靠站，那里有一张长凳。她可以脱下鞋子，舒舒服服地坐下来，等待那趟独自乘车回家的悠长行程。
但是当她看见停在路边的车，看见门牌号的时候，再要转身返回已经太迟了。喧闹声从紧闭的房门的缝隙透出来，她不得不按了两次门铃。
迎接她的女人似乎在等其他什么人。迎接这个词用得不对：那个女人只是开了门，而格丽塔说，这里想必是举行聚会的地方。
“你觉得呢？”那个女人说，然后靠在门框上。门口被挡住了，直到她——格丽塔——说：“我能进去吗？”接着是一个似乎带来了极大痛苦的动作。她没有让格丽塔跟她进来，但格丽塔还是进来了。
没有人和她说话或注意到她，但很快一个十几岁的女孩把一个托盘伸到了她面前，上面放着几杯像是粉色柠檬汁的饮料。格丽塔拿了一杯，因为口干舌燥一饮而尽，然后又拿了一杯。她对女孩说了谢谢，并试图和她攀谈，说自己这一路又远又热，但女孩不感兴趣，转身去做自己的事情了。
格丽塔往里走。她一直在微笑。没有人像是认出了她或带着愉快的表情看她，他们有什么必要这么做呢？人们的目光从她身边滑过，然后继续交谈。他们哈哈大笑。除了格丽塔，每个人都身处朋友之中，开着玩笑，谈论着半公开的秘密，每个人看上去都找到了欢迎他们的人。除了那几个总是闷闷不乐地穿梭于人群之中端送粉色饮料的十几岁的孩子。
但她没有放弃。饮料鼓舞了她，她决定等托盘端过来就再喝一杯。她留意寻找着一个看上去有空隙的谈话圈子，也许可以把自己塞进去。她似乎找到了一个。她听见有人提起电影。几部欧洲电影，当时正开始在温哥华上映。她听见了她和彼得去看过的那部电影的名字。《四百击》。“哦，我看过那部电影。”她大声地、热情地说，她们全都看向她，其中一个，显然是这群人的代言人，说：“是吗？”
当然，格丽塔醉了。她匆匆地灌下了飘仙一号和粉色葡萄柚汁。因此她没把这个冷落放在心上，而往常她可能会伤心。她只是继续随意走动，明白自己有些迷茫，却又感觉室内有一种轻狂放任的氛围，交不到朋友也没关系，她可以四处走走，自己下评论。
拱道里挤了一群人，都是重要人物。她在这群人中间看到了主人，那个名字和脸她从很久以前就知道的作家。他的语调响亮而兴奋，似乎在他和其他几个男人周围盘绕着一种危险，仿佛他们只要一看你就会向你发射侮辱。他们的太太，她开始相信，就是她刚才想闯入的那个圈子的成员。
给她开门的那个女人自己就是个作家，不属于这两个圈子中的任何一个。格丽塔看到有人叫某个名字时那个女人转了身。那是那本杂志的一个撰稿人的名字，而她本人也在那本杂志发表过作品。基于这个理由，她有没有可能走上前去介绍自己？她们是同等的，尽管那女人在门口表现冷淡？
但现在那个女人正懒洋洋地把头靠在那个叫她名字的男人的肩膀上，他们不会愿意被打扰。
这个想法让格丽塔坐了下来。因为没有椅子，她就坐在地板上。她想了点事情。她想到跟着彼得去参加工程师聚会时，气氛很愉快，尽管谈话很乏味。那是因为每个人的重要性都很确定很清楚，至少当时如此。而在这里没有人是安全的。人们可能会有隐秘的评论，甚至针对那些大家熟知的已有作品问世的人。无论你是谁，都会被这里机敏伶俐或紧张不安的气氛所笼罩。
而在这里，她刚才还迫切地渴望随便什么人能像扔给狗一根啃过的骨头一样扔给她一个交谈的机会。
想出了解释不愉快的理论之后，她感到松了一口气，不再那么介意有没有人和她说话了。她脱下鞋子，感到轻松极了。她背靠墙坐着，伸出两条腿，对着人较少的一个聊天圈子。她不想不小心把饮料洒在地毯上，于是匆匆喝干了。
一个男人站在她身边看着她。他说：“你是怎么来的？”
她可怜他鞋底厚重的粗笨的脚。她可怜所有不得不站着的人。
她说她受到了邀请。
“是的。但你是开车来的吗？”
“我是走来的。”但这并不是全部，很快她就说出了其余过程。
“我先乘公车，然后走路。”
刚才在那个特别的圈子里的一个男人现在来到那个鞋底厚重的男人身后。他说：“真是个好主意。”他居然看上去准备和她说话。
第一个男人不太喜欢这个人。他捡起格丽塔的鞋，但她拒绝穿上，解释说鞋让她的脚很疼。
“拿上你的鞋。不然我就拿着了。你能站起来吗？”
她期待那个更加重要的人来搀扶她，但他走开了。现在她想起来他写过什么了。一个关于杜霍波尔派的戏剧，剧本引发了强烈的争议，因为那些杜霍波尔派教徒需要裸体出现在舞台上。当然他们不是真的杜霍波尔派教徒，只是演员。而且他们终究没有被允许裸体登台。
她试图对搀她起来的那个男人解释这些，但他显然不感兴趣。她问他写过什么。他说他不是那种作家，他是个记者。带着儿子女儿，也就是房子主人的外孙和外孙女，一起来做客。他们——孩子们——一直在端送饮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