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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秋天我们谈到了死亡。我们的死亡。那时富兰克林八十三岁，我七十一岁，我们自然为葬礼（我们决定不办）和在已经买好的一块地上的安葬（立即下葬）做了安排。我们决定不火化，这种做法在我们的朋友中间非常流行。没被安排的只剩下实际的死亡，那交由天意决定。
一天，在离住处不远的乡下开车转悠时，我们发现了一条以前不知道的路。那里的树——枫树、橡树和其他的树——非常高大，但都是次生林，说明那一片地曾经被开发过。一度是农场和牧场，曾经盖过房子和牲口棚。但没有留下丝毫痕迹。路没有铺柏油，但并非没有人走。看上去似乎每天都有几辆车经过。也许有卡车把这条路当作捷径。
这很重要，富兰克林说。我们绝不想躺在那里一两天，乃至一个星期，都不被发现。我们也不想留下一辆空车，而警察不得不徒步穿过树林，寻找可能被郊狼侵吞后残留的骸骨。
而且，那一天不能太阴沉。没有雨也没有初冬的雪。树叶已经开始变色，但还没有落下来很多。一切涂上了金黄色，就像那天一样。但也许不应该有阳光，否则金色的阳光和迷人的天气会让我们感到自己像破坏者。
关于遗言我们有不同的想法。也就是说，关于我们是否应该留下遗言。我认为应该给人们一个解释。他们应该被告知不存在不治之症的问题，不存在阻碍我们正常生活的侵袭的病痛。他们应该得到保证，这是一个清醒的，也许几乎可以称为轻松的决定。
在最合适的时间离开。
不。我收回。那太轻率。是一种侮辱。
富兰克林认为任何解释都是一种侮辱。不是对别人，而是对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我们属于自己，属于对方，任何解释都让他觉得是假意哭诉。
我明白他的意思，但仍然倾向于反对。
正是这个事实——我们意见不一致这个事实——似乎让他不再考虑这种可能性。
他说这是个愚蠢的想法。他没关系，但我太年轻了。等我七十五岁时我们可以再讨论。
我说唯一让我不安——有一点不安——的是，这意味着我们假定生活中不会再发生任何事。不会再发生重要的事情，不用再应对任何事情。
他说我们刚刚还争吵过，我还想要什么呢？
争得太有礼有节了，我说。
我从不觉得自己比富兰克林年轻，也许除了谈论战争的时候，我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而现在我们很少谈到这个话题。首先，他比我更常做剧烈运动。他曾经是马厩管理员，我指的是那种寄养用来骑乘的马而非赛马的马厩。他仍然每星期去马厩两到三次，骑自己的马，和负责人聊天，那个人偶尔会问问他的建议。尽管大多数时候，他说，他尽量不参与意见。
实际上他是个诗人。他是个真正的诗人也是个真正的驯马师。他在好几所大学里教过一学期的课程，但这些大学都不会太远，这样他可以和马厩保持联系。他承认朗诵过几次作品，但那种情况非常难得，他说。他不强调诗人的工作。有时候我因为这种态度而感到气恼，我称之为他的谦卑人格，但我能明白其中的意义。当你为马忙碌的时候，人们可以看到你在忙碌，但是当你忙着写诗的时候，你看上去好像无所事事，而你不得不解释自己正在做什么时就会感到有点奇怪和尴尬。
另一个问题也许是，虽然他为人含蓄严谨，他最有名的诗却是这里——也就是他长大的地方的人们习惯称为原生态的诗。非常原生态，我曾经听他自己这么说，不是表示歉意，也许只是告诫某人不要去读。他能感知那些他知道可能会因为某些东西而感到不适的人的情感，虽然总的来说他强烈拥护言论自由。
关于你能在这里大声说出什么或读到什么，也并非没有任何变化。获奖会有所帮助，被报纸提及也可以。
在中学教书的那些年里我并没有教文学，你也许以为我教的是文学，但其实是数学。后来，待在家里时，我静不下来，又开始做别的事——为那些不应被遗忘或者从未得到应有关注的加拿大小说家撰写条理分明、希望是有趣的传记。如果没有富兰克林，如果我们没有谈起有关文学名望的问题，我想我不会开始这份工作。我出生在苏格兰，其实并不了解任何加拿大作家。
我从不认为富兰克林或任何诗人应该得到我给予小说家的那种同情，我的意思是，给予他们逐渐衰退、甚至已经消失的地位的同情。我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也许我认为诗歌本身就是目的。
我喜欢这份工作，我认为它值得去做，多年教学生涯之后，我很高兴能够掌控全局，享受安静。但也许会有某个时候，比如下午四点左右，我想放松一下，并且有人陪伴。
在一个阴沉憋闷的下午，大约就在四点，一个女人拎了一大包化妆品来到我家门前。如果在其他任何时候，我不会高兴见到她，但当时我很高兴。她叫格温。她说她之前没有来拜访过我，因为她听说我不是那种会买化妆品的人。
“无论听了些什么，”她说，“不管怎样，我想还是让她自己来发表意见吧，她只需要说不。”
我问她要不要喝一杯我刚刚煮好的咖啡，她说当然。
她说反正她已经准备结束一天的工作了。她叹着气放下沉重的化妆品。
“你不化妆。如果我不推销化妆品，我也不化。”
如果她没有这么说，我还以为她和我一样是素面朝天呢。没有粉饰，皮肤灰黄，嘴巴周围有一圈令人吃惊的皱纹。眼镜放大了她的眼睛，眼睛是非常淡的蓝色。唯一惹眼的是稀疏的黄铜色头发剪成的刘海，遮住了前额。
也许被请到家里来让她感到有些不自在。她的眼神不停地跳跃着环顾四周。
“今天真冷。”她说。
然后急切地说：“我看这儿没有烟灰缸，是不是？”
我从橱柜里找出一只。她拿出香烟，如释重负地往后一靠。
“你不抽烟？”
“以前抽。”
“每个人不都是嘛。”
我给她倒了咖啡。
“黑咖啡，”她说，“哦，这可真是好东西啊。我希望没有打断你刚才在做的事。你在写信？”
我发现自己在向她讲述那些被忽视的作家，甚至提到了目前正在写的那个作家的名字。玛莎·奥斯坦索，她写了一本书叫《野鹅》，还有一大批被遗忘的作品。
“你是说所有这些东西都会被印出来？比如印在报纸上？”
印刷成书，我说。她有些怀疑地吸了一口气，我意识到自己想告诉她一些更有趣的事情。
“人们认为这部小说的部分内容是她丈夫写的，但奇怪的是他的名字却没有出现。”
“也许他不想被人取笑，”她说，“你知道，他们会怎么想一个写书的家伙。”
“我从没想过这一点。”
“但他不会介意拿钱的，”她说，“你知道男人是什么样的。”
然后她开始笑起来，摇了摇头，说：“你一定是个聪明人。等我回去告诉家里人，我看见了一本正在被写的书。”
为了让她不再谈论这个开始让我感到尴尬的话题，我问她家里都有些什么人。
有很多人，我没弄清楚，也许是没有费心去弄清楚。我不太确定这些人被提到的顺序，只知道她丈夫最后一个被提到，他已经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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