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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这篇文章，以政治道德而论，几近邪恶；以文学成就而论，堪称先秦散文的名章；以功效结果而论，二世政权之不可挽救，李斯自身之诛灭，皆可以由此查验。
李斯彻夜不眠，绞尽脑汁，费尽心思，再次修书呈送二世。李斯上呈的这篇奏书，被称为《奏请二世行督责书》。这篇文章，行文老到深峻，论理紧凑有序，极尽阿谀逢迎之能事，全文巧妙引经据典，高明顺意曲解，以铿锵的气势，将白说黑，将黑说白，有理有据地为最高统治者提出一套兼顾个人享乐和专制独裁的督责方案。这篇文章，以政治道德而论，几近邪恶；以文学成就而论，堪称先秦散文的名篇；以功效结果而论，二世政权之不可挽救，李斯自身之诛灭，皆可以由此查验。由于此文不仅关系历史动向，也堪为千古鉴戒，我不惜笔墨，将司马迁记载于《史记·李斯列传》的这篇邪恶美文，通俗转述如下：
贤明的君主，一定是道法周全而能行督责之术的人。君主督责臣下，臣下就不敢不竭尽全能以事君主，君主臣仆的名分可以由此确定，君上臣下的地位可以由此分明，天下无论贤达还是不肖，也就没有人敢不殚精竭虑地服从君主了。如此而来，君主独断制控天下而不受任何限制，穷尽享乐的境地至于无极。贤明的君主，对此不可不体察洞明。
申子说：“拥有天下而不能放纵恣肆，可以说是以天下为桎梏。”之所以这样说，没有别的理由，由于不能行督责之术驱使臣下，只能以身替代，不得不为天下之民受苦受累，宛若尧和禹一样，自入于桎梏当中。如果不能修炼申子和韩非的权术，不能施行督责的道法，不能制控天下以适应自己，反而去劳累身体，苦痛精神，徇身百姓的话，只能说是黔首的仆役，而不是奴役天下的主人，毫无可贵之处可言。
使他人适从自己，自己尊贵而他人低贱；使自己适从他人，自己低贱而他人尊贵。所以说，适从他人者，低贱也；被他人所适从者，高贵也。古往今来，没有不是这样的。古来凡是被尊贤的人，是因为他高贵；古来凡是被鄙愚的人，是因为他低贱。尧和禹，是以自身适从天下，为天下所奴役的人，竟然被流俗尊贤为圣人，真是失去了尊贤之所以尊贤的根本真义，可以说是大谬大误。尧和禹的为人行事，是宛若桎梏般的为人行事，以自戴脚镣手铐比说，当是再贴切不过了。尧禹的自贱愚行，归结为一句话，都是不能施行督责之术的过错。
韩非子说：“慈母膝下有败家之子，严父之家无逆子悍奴”。之所以如此，是严惩必罚的结果。所以商君之法规定，扬弃土灰于道路者，处以黥鼻之刑。扬弃土灰是轻罪，黥鼻之刑是重罚，商君仰赖明主在上，所以能深行督责重罚轻罪。犯轻罪而有重罚，何况犯重罪？威慑之下，庶民哪里敢稍许有所触犯？
韩非子又说，丈余布帛，庸人不愿放手；千两黄金，盗跖不去攫取。之所以如此，不是庸人贪心重，盗跖欲望浅，也不是布帛利益大，黄金被轻贱，而是攫取黄金必有斩手之刑，入手布帛未必有处罚相随。城壁高五丈，勇士楼季不敢轻易冒犯；泰山高百仞，跛羊牧食践踏其上。之所以如此，难道是因为楼季困于五丈城壁而犯难，跛羊反而以百仞泰山为平易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五丈城壁峭峻难以攀登，百仞泰山和缓可以援行，取决于艰险之势的不同。同样的道理，明主圣王之所以能够久处尊位，长执大权，一人独擅天下之利，没有别的道理，只是因为能够独断专行，精审于督责之术而使用重罚之刑，使天下不敢有所冒犯。如果不致力于防止冒犯的要事，而是纠缠于慈母之所以导致败家子的琐事，则是没有体察到圣人所论的精髓。若不能专断行圣人之术，反而舍身服事于天下，当是何等悲哀。
俭节仁义的人立于朝廷，荒唐放肆的欢乐止息；谏说辩理的诤臣近在身旁，散漫疏懒的心志收敛；烈士死节的行为彰显于世，淫逸康乐的期待废失。唯有明主能够离弃这三种人，独操主上之术以御控顺从之臣，明法严察，所以能身位尊而权势重。大凡被称为贤主的人，必定是能够迕世变俗、废其所恶、立其所欲的人，在世有尊重的权势，死后有贤明的谥号。由是之故，明君独断，权不下臣，然后才能灭绝仁义之道，堵塞谏说之口，困阻烈士之行，绝听无视外界，专听独视内心，既不受仁义烈士之行的影响，也不被谏说争辩之辞所左右。如此才能茕然独立，畅行恣肆享乐之心而无人敢于违忤，如此才可以说是修明了申子、韩非的权术，商君的法令。法令修、权术明而天下乱的事情，古往今来没有听说过。
所以说，王道简约而易于操作，唯有明主能够实行。督责专精则臣无邪心，臣无邪心则天下安定，天下安定则主上尊严，主上尊严则督责必成，督责必成则所求必得，所求必得则国家富强，国家富强则君主丰乐。所以说，督责之权术设定，则欲求无不可以求得。督责设定之下，群臣百姓救过不及，哪里还谈得上图谋不轨？帝王之道如此齐备，则可以说是君臣之术明了，纵然申子、韩非复生，也不能超过于此。
二世皇帝读了李斯的这篇文章以后，大为高兴。老师赵高的理解，特别是丞相李斯引经据典、有理有据的肯定，消除了他对于自己追求恣肆享乐的疑虑和不安。二世是胆大妄为、行动鲁莽至于蛮干的人，他于是比照丞相提供的方案，肆无忌惮，有理论有纲领地实行督责之术，穷尽耳目之所欲。离宫别馆、阿房宫工程，益发抓紧进行；赋税不减，徭役加剧，兴作不已。对于臣下，厉行督责，对于官吏，严加训示，对于反抗叛乱，则一律诛杀无所宽免。如此施政的结果，转化政策以消除秦帝国过于紧张的内外关系之最后机会消失。天数未尽，事在人为。满身疮痍、战事四起的秦帝国，如果中止高速宾士，在缓行中作彻底的检修调整，并非没有复兴的机会。然而，在肆情纵欲的皇帝胡亥、保身阿谀的丞相李斯、残忍嗜权的郎中令赵高三驾马车的牵引下，巨大的秦帝国继续狂奔疾走，因为失去了刹车制驭，其车毁人亡已经难以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