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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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兄妹两人，只有一个荷包。说得更确切些，哥哥经常借用妹妹的荷包。装零花钱的黑皮马蹄形小荷包，红线镶边，这是女子用品的标志。因此，尽管安娜有一只与这个一模一样的荷包，但他不仅没有怀疑，还觉得这个俄罗斯姑娘也赶女学生的时髦，怪可怜的……

对了，妹妹邀他出来逛百货商店时，看见装饰着化妆品的玻璃柜上的篮子，用嘴指了指那上面挂的“每件一律五十分”的牌子，说：“我们班上的同学都有这样的荷包呢。”

那就买一个。荷包就是这样买下来的。

安娜也有与它一样的荷包。像死蝙蝠的翅膀一样挂在摊上的黑色披巾，长长地垂了下来，她买炒咸豆的时候，他看见了她这个小荷包。他知道她有与这相同的东西，就忽然向前迈出一步，想和她搭话。安娜用黑色的翅膀搂着弟弟伊斯拉尔那没有穿外套的肩膀。伊斯拉尔的弟弟达尼耶尔则把没有戴帽的脑袋，向老人的腰兜上蹭了蹭。

浅草公园一间间小戏棚的后台门口，涌出一些艺人和售票姑娘，这是流浪者引人注目的时刻。尽管如此，俄罗斯乐师们还是像乞丐一样，迈着缓慢的步子，踩着裸木般结了冰的影子远去。这个青年时而在后面，时而在前面尾随着安娜，好不容易才来到了公园后面的小客栈。他为了能看到安娜在二楼的廊道上走的情景，就靠在马路对面的胃肠医院的白墙上，呆立不动。

一个中学生像壁虎似的紧贴在白墙上，一边伸伸懒腰，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小客栈的二楼。毫无疑问，也是尾随着安娜来的。那时，他是个上大学预科的学生。两人像要哭出来似的，互相避开对方诚实的面孔，冰凉的腿约莫站了十来分钟。忽然，中学生猛地将斗篷从头上套下来，然后像狗一般跑了。他走进小客栈。客栈主管把他带到安娜隔壁的房间里，立即说道：

“对不起，小店规定先付房费。”

“是吗？是一元三角钱吧。”说着，他将手伸进上衣兜里，可是兜里没有荷包。他慌忙搜遍了全身的七个口袋，都没有找到。

因为荷包刚才已经被安娜掏走了。

安娜她们从N馆的后台门口出来，又在滑旱冰的小棚前驻步，钻进观看滑旱冰的人群里。他站在安娜的紧后头，让斗篷的袖口稍稍触到她的披巾。安娜想走开，猛回头的当儿，踩中了他的脚。

他脱口说了声“对不起”，安娜脸上顿时飞起一片红潮，微笑了。她那瓜子脸上的眉梢和有点往上吊的嘴角，像一只凶猛的鸟似的，她微笑着瞪了他一眼，而后又低下头来。他决意尾随她……大概荷包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她掏走的吧。

客栈主管在走廊上，依然双手着地，抬起头来嘲笑似的望着他。

“荷包可能是丢失了。明儿一早我让妹妹给送来不行吗……真不好办，深更半夜的，即使往我的公寓挂电话……妹妹也无法来呀。”

“先付款是我们的规定，所以……”

“就是说不能住宿啰。”

“真对不起，不过……现在可能还有电车，住在本乡的话，即使步行也能走回去嘛。”

他目不转睛地望着安娜那只扔在门口的舞鞋，一边走下小客栈的楼梯，一边用英语断断续续地唱起俄罗斯歌曲，向本乡的方向走去。

“欢迎惠顾。”第二天晚上，客栈主管佯作不认识似的欢迎他。他从隔扇的缝隙窥视安娜的房间。只见壁龛里放着安娜兄妹们满是皱纹的贴身汗衫，两个又旧又脏的箱子，箱子上面放着炒咸豆的袋子、生锈的口琴，衣服架上放着一个落满灰尘的花环，还有一具用木板组成的小木马——除此别无他物。倒下来的木马脖子上挂着一块似乎不是玩具的俄罗斯勋章。

“少爷。”来铺床铺的女佣用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的名词招呼他，而后嘎瞪一声，把隔扇打开了，“如果您喜欢这里的那个外国姑娘，我可以帮您忙。”

“啊。”

“能出二十元吗？”

“可是，可是，那个姑娘才十三岁呀。”

“哦。十三岁吗？”

安娜他们回来之后，弟弟们说了两三句话，马上就入睡了。他在硬邦邦的卧铺上哆哆嗦嗦地发抖。

第三天晚上，他从朋友那里筹借了二十元钱。但是，到他房间里来的，是另一个女佣。

父亲和弟弟入睡之后，安娜还在小声唱歌。窥视了一下，就见她坐着，只把两只脚伸进铺盖里坐着。她把裙子折叠得整整齐齐，摊放在床铺下，膝盖上摞着一摞贴身汗衫。安娜用日本针缝了起来。

传来一阵街上的汽车声。再窥视一下，只看见同伊斯拉尔搂在一起睡觉的安娜的头发。父亲和达尼耶尔睡在另一张床铺上。他悄悄地打开隔扇，像爬行似的爬了过去，将荷包——黑皮马蹄形红线镶边的小荷包放在安娜的枕边。这是他今天特地从百货商店买来的、同上次一样的东西。

他睁开哭肿了的眼睛，发现他房间的隔扇边上，竟并排摆放着两只相同的小荷包。新的荷包里装着昨夜的二十元钱，旧的荷包里装着十六元多——这是安娜前些日子从他那里偷走的钱，她如数奉还了。隔壁房间里的衣服架上只剩下落满灰尘的花环。安娜他们逃走了。他尽了一片稚嫩的心，却反而吓住了安娜！他从花环上摘下一朵人造菊花装进荷包里，然后急步向N馆走去。在节目单上没有安娜他们的名字。

鲁波斯基姐弟作为革命的对象，被撵了出来。漂泊无着的俄罗斯贵族的孤儿，住在N馆里。在电影幕间，十三岁的安娜弹钢琴，九岁的伊斯拉尔奏大提琴，七岁的达尼耶尔演唱俄罗斯摇篮曲。

他回到公寓里，对妹妹说：

“前些日子丢了的荷包找回来了。我去了一趟浅草警察署，原来是可怜的俄罗斯少女给捡起来的。”

“那太好了。是不是给那孩子一点谢礼？”

“她是个流浪的姑娘，不知上哪儿去了。以为丢了，本来已经死心……我想买点俄罗斯的什么东西，算是对她的纪念。”

“革命后，俄罗斯没有什么东西进口呀。进来的只有条纹呢绒。”

“对我们来说，这是很奢侈的啊，买点耐用的东西吧。”

他在那家百货商店给妹妹买了一个红色皮革的化妆盒。三四年后，妹妹旅行结婚时，还带着那个化妆盒呢。

三月间的一个晚上，一群像是不良少年的人，在银座人行道上撒开走了过来。他躲避到街树旁给他们让路。他看到这群人后面有个像蜡偶人似的白皙的美少年，身穿久留米碎白花粗布衣裳，眼窝深陷，头戴黑色钟形帽子，身披下摆开衩的学生斗篷，光脚穿朴齿木屐，美得令人真想咬上一口——是女子吗？擦肩而过时，他不禁脱口说出：

“啊！是安娜，安娜。”

“不是安娜。是日本人呀。”少年明确地说完，像一阵风似的消失了。

“不是安娜。是日本人呀。”他喃喃自语，忽然伸手摸摸西服内兜，荷包果然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