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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京陷落，二帝被掳，伪“楚”登台，大宋的路原本也就该走到头了。大概是炎热的夏季气候救了大宋一命。一到天气刚热起来的三、四月之交，宗望和宗翰就先后匆匆北撤了。
女真人在北地生活惯了，惧怕中原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炎夏，终其一朝，对大宋的实际领土要求，只到黄河以北，而且两次割地受阻后，都没有认真执行。
女真主子一走，被强行扶植起来的伪楚政权毫无民意根基，立刻处于风雨飘摇中，几乎连一天也难以维持。
此时的大宋臣民，心中还有一个真正的希望，那就是天下兵马大元帅赵构。
赵构的被推出，是钦宗在最后关头做的少数好事之一。靖康元年闰十一月，汴京危在旦夕时，钦宗就派阖门祗侯（官职名）秦存，携带蜡诏前往相州，给了赵构这一个无比威风的任命。
秦存见到赵构，从头发里取出蜡诏，赵构当场宣读，在场军民无不流涕！
十二月初一，大元帅府在相州正式成立，初时即有兵五万。赵构的手下还有宗泽、张浚等一批强将，实力不算弱。
大元帅府几经辗转，最后落脚在济州（今山东巨野）。赵构所辖的官军与各地来投的义兵，与日俱增，不久就号称百万，完全可以左右当时的局势了。但此时钦宗已投降金人，他怕大元帅府的兵马轻举妄动影响他个人的命运，因而对赵构的行动多有制约。
百万大军就这样屯集在济州一带，不得施展。
靖康二年的一、二月，残破的大宋其实还有强大的民心可用，钦宗当初若能单骑逃出汴京，形势也会大不同。但是他的脊梁骨已经彻底断掉，情愿退出历史舞台，去做异邦孤魂野鬼，而把光辉的位置让给康王赵构。
赵构听说“大楚”建立，二帝北行，不禁大哭。副元帅宗泽带领万人驻扎在澶州（今河南濮阳），闻讯后立刻引兵进至滑州（今河南滑县），准备渡河截击，劫回二帝。这一举动，吓得回撤的金军晚间一度连火都不敢生。
但宗泽的行动，其他勤王军并不响应，最终只得作罢。
大元帅府内，耿南仲、汪伯彦之流见最佳的政治投机时机到了，都力劝赵构称帝即位。他们甚至以“天命”来忽悠未来的皇帝，说“靖康”二字，本身就含有“十二月康王立”之意。
张邦昌这边，金人一走，即如丧家之犬。他知道金人靠不住，也有心作出不忘旧朝的姿态。
原宋臣吕好问趁机逼迫张邦昌，将“大宋受命之宝”的玉玺呈送赵构，同时还在相国寺前的小巷中，奇迹般地找到一位宋哲宗时被废的皇后孟氏，迎入皇宫，上了元佑皇后的尊号。
总之，从汴京各方势力传来的信息，都是催促康王尽早即帝位。赵构终于心动，跪受了伪楚大臣谢克家送来的印玺，打发谢赶快回汴京去筹办登极仪式。
宗泽也于此时赶到济州，建议赵构可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因为此地是赵匡胤的封王之地，地理居中，漕运发达。在这种形势下，张邦昌被迫宣布退位，把自己降为尚书左仆射（左相），率百官上表请赵构即位。孟氏这位“传奇皇后”干脆手书一纸命令，公告天下，说赵构已经是大宋新皇帝了。
这是非常时代的离奇事件。新皇帝本人对此倒尚未认可，等到韩世忠、刘光世等一批将领来投之后，他感觉自己实力已经够了，才正式同意即位。于三月二十一日从济州出发，二十四日到达南京。两天后，张邦昌也从开封赶来，在赵构面前伏地痛哭，只求一死。此时金人还有相当大的威慑力，赵构尚不敢轻举妄动，安慰了这个家伙一通，也没问罪。
五月初一，赵构在南京应天府官署登极，改元建炎，由此成为“南宋”的第一个皇帝，史称“高宗”。
宋高宗因为《岳飞传》的缘故，在我们中国可谓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同时由于冤杀了岳飞的缘故，总体上是个负面形象。但我认为，就他即位前后的这一段时间的表现看，可说是相当稳重，办事节奏把握的很好，各方面因素也都考虑得很周到。
在金军攻克汴京之后的险峻形势下，他既遵循了钦宗的意旨，低调地积蓄了力量；又不惧金人的威慑，在一个恰当的时候果断即位，从而延续了大宋的国祚，总还算难能可贵。
在他搭建起来的班子里，黄潜善为中书侍郎，汪伯彦为同知枢密院事，原兵部尚书吕好问为尚书右丞，宗泽为龙图阁学士、知襄阳府。这基本都是拥戴有功的人。
对钦宗重用过的李邦彦、吴敏等人，则以“主和误国”的罪名，给贬了官，发配到地方上管制。
对前朝的重臣，只有两位是例外，不仅没贬，还给了很高的位置。一是张邦昌，高宗认为他“知几达变，勋在社稷”，特别给予优待，后又进封为太傅。另一位是李纲，高宗觉得新班子的威望不高，镇不住，就任命李纲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这就是宰相了。并且，还叫他马上就赶来应天府。
对这两人的任用，朝中有些议论。对张邦昌，早在钦宗时期，朝中就有一批“邦粉”，现在都想为他说好话。中丞颜歧上奏说：“张邦昌为金人所喜，虽已为三公，更应该加同平章事”。也就是说，只加了荣誉衔还不够，还应让他参与朝政。
黄潜善、汪伯彦也是曾经的“邦粉”，所以对李纲很排斥。颜歧也主张：“李纲为金人所恶，趁其未到任，应罢之！”
事情闹得沸沸扬扬，最后还是高宗看不过眼去，出面干预说：“如朕之立，恐怕也非金人所喜！”
看来，如史书上所论：“李纲之用舍，系一时之轻重。”不过，也是李纲的命不好，这次他被高宗看重，本应大大施展一番身手的，却仅仅因为突然走红而得罪了黄、汪等一批“藩邸旧人”。从此屡遭暗算，仕途又遇到了新的坎坷。
颜歧为了达到阻挠李纲上任的目的，索性把自己写的奏章原稿，派公差直接送给李纲。这些奏章共有五道，高宗一道都没批。里面的内容都是说：李纲不应为相，给他一个讲筵官（皇帝老师）的闲职就不错了，等等。把这样的文字拿给李纲看，就是想让李纲知难而退。再说李纲率军到达繁昌，忽闻首都失守的噩耗，竟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他带来的勤王军，不可能就地解散，那样的话，大多数人都将陷于没饭吃的困境。同时士卒也都不愿被遣返——本是豁出一条命出来战斗的，怎能垂头丧气地回师？
经过考虑，李纲决定北上投奔大元帅府。无论如何，这是大宋仅存的一个中央政权。
船到太平州（今安徽当涂）时，又得到高宗“登大宝”的公告，令李纲悲喜交集。钦宗对李纲到底还是有知遇之恩的；徽宗到后来，对李纲也颇有故人之情。两位天子北去，一个时代结束，李纲的心情不可能不复杂。
继续前行不久，他得到消息说：前方不远处的金陵，被叛乱的兵卒所占领。叛军们囚禁了大帅宇文粹中，反了！他们滥杀官吏居民、劫掠官府，焚舟船无数，士民财物被抢劫一空。虽然后来被招安，但贼性仍然不改，常带甲横行，杀戮如故。
李纲立刻写了一份文告送去，要求他们听自己节制，加入勤王军行列。叛军们慑于李纲大名，都表示愿意解甲，听候收编，但仍然不大老实，李纲抵达金陵后，与负责当地事务的转运使李弥安联手，诛杀了叛军首恶者三十六人，其余徒众千余人交由有关武官统辖，为百姓除了这一害。在金陵，李纲向高宗上表庆贺，同时上书论时事，纵论宣和末年以来对金策略的失误。他说：自古中国对付夷狄之患，不过三策，即战、和、守而已。我方如果城池坚、人心固，则可以守；我方如果士卒勇、形势利（地势有利），则可以战；我方如果辞理直、威力强，则可以和。
这就是说，讲和，也是要靠资本的。在能打败敌人的条件下谈和，才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真髓。
李纲分析靖康年间的失利，说，那是因为既不战、又不守，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只是向敌人乞怜，希望敌人有恻隐之心，怎么能成？就好比盗贼进室翻箱倒柜，主人竟然毫无阻拦，他下次怎能不再来呢？这一篇《上皇帝封事》的奏疏，足足写了七八千字，折算成现代汉语，大概有两万多字的分量。足见李纲对高宗“拨乱反正，以图中兴”抱有极大的希望。
李纲离金陵，率军北上，在途中看到公告，才知道自己被任命为宰相。当初康王赴金营为质之前的慷慨，给李纲留下过深刻的印象，即位后又对自己寄予如此厚望，思之，不禁“感极而继之以泣”。
到了泗州，整个局势有了变化，有诏令各地勤王军均停止前进，解散回归原地。李纲舍不得解散义军，就把从湖南带来的和在金陵收编的兵都留在泗州，自己只带了数百人的护卫队，赴南京上任。过去，尚书省不知李纲已率军前来，给李纲的文件都是发到湖北的。他们得到李纲在金陵的奏疏，才晓得李纲已经近在咫尺了。于是，关于新的任命与皇上欲召见的札子，很快就直接送到了李纲手中。
与此同时，李纲收到的还有颜歧派人送来的奏稿。颜歧的这个搞法非常不合官场常规，在中国古代史上极为罕见。当官儿的一般都很稳重，儒家熏陶下的官场就更是如此，但是事情一旦涉及利益，官员立刻就能变成泼皮！
李纲看了以后，倒是明白了：自己被任命为相，是高宗的“乾纲独断”，外廷大臣则是多有反对的。
这时有人劝他说：“不如就留在此地，不去算了！”
李纲哪里会被这几个小儿吓倒，他说：“国家艰危至此，岂是臣子避嫌疑、自爱惜之时！皇上对我知遇如此，得一望清光，推心置腹，即便将来退归田里，死且不朽。颜歧之言，何足恤？”
话刚说完，宫中又有使者前来催促李纲快行，说皇上决定赐御筵于金果园，由黄潜善主持宴会，吕好问、汪伯彦也出席。
李纲不敢受命，连忙写奏疏推辞。
走到南京近郊，龙图阁学士兼侍读董耘来见，说起前些日子高宗派人持御书，前往湖北迎接李纲，书信上写有“学究天人，忠贯金石。今日百姓之命急如倒悬，若非不世之才，何以成就大事”之语。李纲听了，更是感激流泪，马上就起身赶往行宫。
在南京城门外，黄潜善等三位执政亲自恭迎。他们告诉李纲，御筵已按李纲的意思免了，先请回馆所休息，暂以城北的一处官衙为宰相府第。
歇息了不大一会儿，高宗就派人来宣召。接见的地方是在由知府衙门临时改建的行宫里举行的，这天，恰好是高宗登极满一个月。见了高宗，李纲做了述职，说话间不禁涕泗横流，高宗也很感动。李纲在奏对时首先表示了两个意思，一是他对大宋百官没有气节表示了愤怒：“金人迁劫二圣之后，派奸臣传命，废灭赵氏，而立张邦昌，伪号大楚。在京侍从百官北面屈膝，奉贼称臣，没有一人死节。自古夷狄之祸中国，未有如此者！”
二是表示：中兴大业，责任全在陛下和宰相，而自己力量微小，不足以报答知遇之恩，望皇上收回成命，将宰相改授他人。
高宗这时初即位，头脑还相当清醒，他说：“朕知卿忠义甚久，在靖康时出力甚多，为同僚所不容。朕当时曾进言：欲使夷狄畏服，四方安宁，非以李纲为相不可。今日朕孑然一身，有赖卿左右扶持，共度艰难。此意已决，你就不要再推辞了！”
李纲见对话的气氛很好，就提出了颜歧奏稿的问题——他要把障碍尽量消除在萌芽状态中。李纲说：“假如颜中丞认为，臣之才能不足以任宰相，那还可以；但是说臣为金人所恶，所以不能为相，这我就不明白了！金人与赵氏为仇敌，赵氏之臣为金人所喜者，必有能得金人欢心之处。对这样的人不提防，反而要用为相，则自古卖国者都可为忠臣了！”
高宗听了笑笑，说：“颜歧是有此言。朕已告之：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之所喜者。颜歧无语而退，此不足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