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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在南宋的初年，一直到绍兴十年，关于南宋以何种对外策略立国的问题，朝廷始终处在战与和的摇摆之中。高宗本人也一直是对国事抱着苟且态度。
对于恢复失地高宗不敢有妄想；但面对金人的咄咄逼人，他又深感屈辱。且金人周期性的入侵，也使得南宋常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无法向国人交代。
多年赋闲在家的李纲，在深山老林里也并未忘记国仇。对于南宋这个多难之邦，他是一个头脑极为清醒的“国医”。
绍兴五年时，李纲曾应高宗垂询，上过一道奏章，对南宋的国防之弊有过深刻的剖析。他认为大宋的衰弱是因为“上下偷安、不为长久之计”所致。
李纲毫不客气地警告说，朝廷一味采取的退避之策，“可暂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则失一步，退一尺则失一尺”。他告诫高宗：“勿以敌退为可喜，而以仇敌未报为可愤；勿以东南为可安，而以中原未复、赤县神州陷于敌国为可耻；勿以诸将屡捷为可贺，而以军政未修、士气未振、而强敌犹得以潜逃为可虞。”
他建议，朝廷应将淮南、荆襄建成东南的屏障，在两淮及荆襄置三大帅，各领重兵，以图恢复。有了这些措置，则大宋中兴之期，指日可待。
可惜，这些透彻之论不可能入高宗之耳。
这位胆小皇帝即使偶尔挺起了腰板儿，也是为挣脱一时的困境，从来没有收复幽燕之志。
既然如此，李纲的苦口婆心也就完全无用。
绍兴六年正月，李纲在赴洪州之任前，应召前往临安行在，高宗要见见他。
二月二十四日，高宗一日之内，三次召对。李纲不失时机，分两次递进三个札子，纵论国事，催促高宗拿出点儿祖宗的勇武之概来，进兵江北。高宗对李纲当然已全无猜疑，但是仍是不愿意听他唠叨，对“恢复”二字没有任何兴趣。
四月一日，李纲到了洪州上任。
这一年，又是南宋的好年景。十月，伪齐感觉宋军有可能大举渡江，于是纠集三十万民兵，分三路南下，准备与宋决战。开战前，刘豫担心实力不够，向金求援，但大金君臣已开始厌恶伪齐的无能，不愿意出手相助。
刘豫无奈，只得硬着头皮，让自己的儿子刘麟、侄子刘猊等率军击宋，结果又是大败。
李纲在战事紧张时，又有《论击贼》等两道札子呈上，献计献策，而高宗照例又是下诏表扬。
在洪州的这一年，李纲可是没有闲着，他积极赈济饥民，招抚流亡，增补军额，修建营房，催发钱粮，招捕盗贼，忙了个不亦乐乎。为长远计，他还募集工匠造了战舰数十艘，以巩固江防。
到了绍兴七年，洪州已经治理得像模像样，高宗又再次表扬。李纲对高宗的用人心理，摸得透透的。这种“大材小用”式的用法，不是大气君主之所为，李纲甚为失望。管理江西一路，他当然不会敷衍，但是他也不屑于长期给高宗充当这种“救火队员”。
年初，李纲看到边疆无事，用不着他在洪州继续张罗了，就准备“请祠”。所谓请祠，是大宋官员的一种退职请求，即：以年老多病为由，请求给个“提举宫观”的虚职回家养着。
在这期间，李纲的老朋友、左司谏陈公辅，以辨冤为由，向高宗提出辞职。陈公辅在靖康年间被李邦彦等人诬为煽动“民众闹事”，至今犹未昭雪。如今时过境迁，陈公辅觉得，如果不采取较为激烈的行动，在有生之年怕是要永远说不清了。李纲紧跟着也提出“请祠”，算是对老朋友表示了一种声援。李纲说：“臣当年遭谤尤甚，虽蒙渊圣皇帝下诏澄清，宣示四方，但仇怨者至今以为借口。”
高宗不愿翻这个陈年老账，只是下诏不允李纲辞职，并安慰了一下：“伏阕之往事皆无根之浮辞。朕力排邪议而用卿，卿也请守夙心而自信，无虑人言。”
这一年初，道君皇帝赵佶在两年前病死的消息传到朝廷，高宗给道君上的庙号，就是“徽宗”。
徽宗在做了俘虏后，一路迁播，颠沛流离，辗转四年后被安置在金国北方边境的五国城。这个地方，在今天的黑龙江省依兰县西北，是当时黑龙江、乌苏里江下游“生女真”五个部落的会盟之城。徽宗的晚年再也无法浪漫，在囚禁生活中常常衣食不继，连金人都有所怜悯。他的郑皇后，在迁入五国城后三天病累而死；他的一群女儿——大宋朝的帝姬( 公主)，被金国贵族哄抢一空。宗室八百余人在迁移路途中多有因饥饿而死的。
如此悲惨不算，还要不时向金国皇帝上表，感谢金帝的“深恩厚泽”。
——亡国之君的苦酒，他喝得是太多了！
落魄后的徽宗异常悔恨，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绍兴五年的四月二十一日，他在拘押地病死，终年五十四岁。他死后，仍有一批被囚禁在各地的北宋旧臣坚持不降金，宁愿一世流落在金国做贱民。宋旧臣洪皓为徽宗写了一篇祭文，字字泣血。大宋旧臣们读了，无不流泪。
“五国城”从此成了历史上永久的隐痛！后世民间一直传说，徽宗父子在这里是被拘押在一口井里的，每日只能坐井观天。以至五国城遗址至今仍有一景叫做“坐井观天遗址”。
笔者幼年时曾经看过《岳飞传》的连环画，里面徽、钦二帝最后的形象，就是他们蓬头垢面坐在一口枯井里发愁的样子。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南唐后主的这一曲悲歌，徽宗在他生命的尽头，怕是吟味得最多的一段文字吧？
李纲听到这个消息，自是悲不自胜；当年任调解使、迎回道君的往事一如昨日！他上了个札子，建议高宗化悲痛为力量，“推广孝思，益修军政”。
绍兴七年春，高宗巡幸建康，对伪齐做出一个强硬的姿态。李纲借此机会，接连上了四个札子，请求皇帝加强战守之备、建立中兴之功、任用直谏之士等。
直到这时，李纲也还没放弃对高宗的说服，企图以利害打动高宗，雪国家之耻，报父兄之仇，免蹈靖康之覆辙。
高宗是徽宗的第九子，是钦宗的弟弟。靖康巨变中，他不仅父兄被俘，而且亲生母亲与妻子也都落入金人之手。父母、兄长及其他亲属的悲惨命运，理应在高宗心中激起强烈的复仇情绪。不要说贵为天子，即使一般平民遭此厄运，也会奋起雪耻。可惜，做了十年皇帝的高宗，到此时大志全无。近些年虽然对伪齐的态度比较强硬，但实际上只想保住现有地盘。他一直在寻找一个对金人永久妥协的机会。李纲的中兴之论，在他不过是东风吹马耳罢了。在高宗看来，一个前任宰相，唱唱恢复高调也无妨；一方面可装点一下南宋的门面，另一方面也可构成对金人的心理压力。
因此，李纲的反复劝说，就像石头扔进深潭里，无声无息。高宗那里既不接受，也不恼怒——朕知道你忠心就是了！
这年三月，伪齐方面发生了一些事情，使南宋一下摆脱了近在咫尺的威胁。当月，南宋方面的一员猛将郦琼叛变，率三万人投降伪齐。困窘之中的刘豫大喜，授郦琼以节度使职，两人商议要再次出兵南宋。刘豫新添了羽翼，雄心勃勃，便向金人请求援助。哪里知道，大金方面对伪齐的态度已发生重大变化。原先坚决支持伪齐的金国权臣宗翰已死，新即位不久的金熙宗本来就不大买宗翰的账，对伪齐就更是厌恶了。好几年都搞不定南宋，这使金熙宗深感厌倦；现在又见刘豫跃跃欲试，更是怕刘豫势大难制。他于是产生了废除伪齐、全面与宋妥协的全新战略设想。
随后，金人便开展了一系列行动。先是通知刘豫：郦琼靠不住，恐是诈降，强令刘豫解散了郦琼叛军。
这时候的刘豫全然不知道金人已经开始对他用计了，仍坐在汴京城里做灭宋的美梦。——早在建炎四年，金人就已占领了汴京，并于绍兴二年，将伪齐的首都从大名迁到了汴京。
此时，金将领完颜昌、完颜宗弼以南下攻宋为名，率军至汴京，将刘麟先哄出城来，一举擒获。而后，金军骑兵一拥入城。
宗弼本是沙场能征惯战的悍将，对付刘豫简直是杀鸡用牛刀，他只带领三名随从，就闯进了东华门去捉拿刘豫。
当时刘豫正在讲武殿练习射箭，宗弻便呼刘豫出来。伪皇帝见主子来了，连忙下殿相迎。宗弼下马，一把拉住刘豫的手，拉扯着走到宣德门，让他骑上一匹瘦马，令军士以刀剑挟持，带出宫城，囚禁于城西的皇家园林金明池。
次日，两员金将对伪齐百官宣读了金帝诏书，宣布废黜刘豫。又派出铁骑兵数千围住宫城，巡逻街巷。对伪齐军队，一律解甲遣散；对伪宫里的宫女，也一律听其嫁人。
一个傀儡政权就这样可悲地烟消云散了。
刘豫惊恐异常，只是哀求保命。完颜昌对他哧之以鼻：“宋帝赵桓（钦宗）离京，百姓哭泣挽留。而今废汝，无一人怜汝，还不自责么？”当年十一月，金正式废除伪齐政权，废刘豫为蜀王。其后把刘豫父子打发到临潢府（今内蒙巴林左旗）去呆着，让他们又多活了一些时候。
这一年，李纲仍然密切关注着局势。三月郦琼在淮西兵变，带着自己的队伍，裹胁都督府和庐州的官吏、兵民等共二十万人投降伪齐，这是一件足以撼动南宋边防的大事，但朝廷却无任何补救措施。——事情的严重程度超出了高层的理解力和想象力，又不肯自我问责，于是就有这种反应迟钝的表现。
李纲心急，上了《论淮西军变札子》，指出事件发生的根源在于大将刘光世治军不当。他列举了五条教训，感叹道：“军旅之事，机会之来，间不容发。措置一失，祸患随之，而况五条乎？”
他说，近来士气稍振，国势渐强，眼看就可以定恢复之谋了，可惜淮西军因处置不当跑掉了。他劝高宗：要赶快谋善后之策，思己之过，坚持抗战，不要轻易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