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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真柄慎二吧？他是影山最要好的登山伙伴，援救时一起上山的。他提议要把影山的一部分骨灰埋到奥村田能看到Ｋ岳的墓地上，并把影山的登山用具也一起陪葬。”
“到时要把头盔也埋掉吗？”
“是的。”
“是真柄先生提出要把头盔陪葬的吗？”
“对，是这样。”
“侦探先生，啊，对不起，我总把熊耳先生当成侦探。”
“这没关系，虽然我不是刑侦科的，但制裁罪犯也是警官的工作。”
熊耳是言不由衷。现在自己所干的并非山岳遇难救援队的本职，而是类似于刑侦科的侦探们的工作。他不由暗自苦笑。
“到底是什么时候的事呢？”熊耳又回到本题上。
“是熊耳先生几次挂电话到我家中的那天晚上。当晚我之所以回家晚了，就是由于见到真柄和他谈论这件事的缘故。可这事难道有什么可疑吗？”
那天晚上的事情象烈火一样在贵久子的记忆中熊熊燃烧起来。前些日子，在她得知头盔实验结果的同时，也知道了影山大概死于谋杀，但她作梦也不会想到这一谋杀会与影山唯一的结组伙伴，同时对自己也不是外人的真柄有关。那天以来，虽然他疏远了自己，但只要一听到他的名字，自己仍然会羞得满脸通红。
“你把借头盔给我和实验的事告诉真柄了吗？”熊耳顾不上回答贵久子的疑问，焦急地追问。
“还没有告诉。从那以后还没有见过面，他也没有给我来过电话。”
那个晚上以后，真柄反而象个陌生人一样。痴情男女发生一两次最终关系后，反倒会产生一种隔开两人的反作用力。
熊耳此时闪过了一个念头。
“汤浅小姐，请你务必听从我的劝告。”
“什么劝告？”
“首先绝对不要把借给我头盔和实验的事情告诉真柄先生或其他人；另外你是否可以按照真柄先生的提议，把头盔和其它遗物一起埋到墓地去？”
“真柄难道有什么可疑之处吗？”贵久子的声音带有几分忧虑。
“汤浅小姐。”
熊耳改变了口气。知心朋友间的毫不拘束的闲谈忽然变成了警官的讯问。
“问你一个不礼貌的问题。请你明确地告诉我，你和真柄先生是一种什么关系？”
“一般的朋友啊。”贵久子有些心虚地回答。
“真是这样吗？”
“这是什么意思？”
贵久子的口气也有些强硬起来。她倒不是发怒，而且担心熊耳已经知道了那天晚上的事情。
“请不要动怒，此事至关紧要。眼下关于头盔的事，千万不要泄露给任何人。为发现杀害影山的罪犯，这是绝对必要的。我恳求你。我借的头盔会很快还给你的，还不至于马上就分葬骨灰吧。在我还你之前，若是真柄先生问及头盔的下落，只告诉他你珍藏着就行了。我尽可能早日到东京面告详细情况。在这之前请拖延点时间，这些都拜托你了。”
为了避免贵久子再详细打听，熊耳挂上了电话。
想接近头盔的只有一个人，就是真柄慎二！他到底是什么人呢？
现在就怀疑真柄还为时过早。他作为死者最亲密的登山伙伴，要把死者的骨灰和遗物一起埋在能看见他生前喜爱的山峰的地方。
这是登山伙伴的一种浪漫的想法，可以看作是登山友谊的表现。把头盔算在遗物中也并不奇怪，它与死者的丧生有着直接的关联，不包括它可能反而不正常。
不过，的确再没有比这更巧妙的销赃灭迹的地方了。估计罪犯在意识到头盔上留有致命破绽，并千方百计设法弥补的同时，也一定会明白接近它的危险性。
利用“无人登临的山巅”和“登山者中无恶人”的说法而进行的犯罪，的确是一件成功之作，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追捕的线索。如果没有头盔，甚至不会想到这是一起谋杀案。即使从头盔的线索怀疑到是谋杀，只要不接触它，罪犯仍然可以高枕无忧。
侦破中有一个微妙的问题。如果罪犯察觉到警方已从头盔上推断出了谋杀嫌疑，他（尽管犯人性别未明，但熊耳根据现场的特殊性已确认是男子）肯定不会再向头盔伸手。可如果罪犯不知道警方的动向，尽管是一种危险的赌博，他也必定要想方设法处理掉头盔。假如这条线索也断了，影山之死就只好维持遇难身亡的结论了。
所谓成功的犯罪有这样几种类型：
一是利用精神失常犯罪，尽管从社会常识来看是犯罪行为，且人证物证俱在，但法律上却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二是虽然罪行确凿，罪犯明确，但没有能确认有罪的证据。
三是案子陷入迷津，虽有作案的痕迹，却找不到罪犯。
四是尽管犯罪是千真万确，但由于找不出痕迹和证据，甚至无法证实真是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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