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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通电话搞得罗伦一整天都很郁闷，让她觉得口干舌燥，呼吸加速，好像自己做错了什么似的，可这明明不是她的错。她走在回家路上，呼吸着凉爽的空气，把那些负能量丢在清风里，释放出自己的压力。她一边走一边想，这就是真正的权势，把自己的问题丢给别人，摆脱承诺和责任对自己的束缚，然后——什么都没有。不用承担任何后果。这就是名人。当然，她在工作当中认识很多名人。这个名厨不是唯一的一个。工作之外，还有个校友，比她小一岁，但是大家都知道他。他刚毕业没多久就获得了奥斯卡奖。她高中的时候身边都是名人的孩子，其中有些人现在已经声名鹊起了：比如在下东城拥有几间艺术画廊，比如组织了几场慈善活动，比如美丽出众，比如在国外活动。当然，还有胡克和露露，但是他们和别的学生家长不太一样：他们不是模特，不是电视明星，不是摇滚歌星，不是百老汇的英国演员，但是他们很出名。即便不是名人也是名流。他们跟时下的流行文化没有任何关系，不是稍纵即逝的明星，不是在杂志上昙花一现的天真少女。他们长盛不衰。胡克长盛不衰，露露坐在他身边，人们把她跟胡克相提并论，每次用同样的插入语介绍她：“他的妻子露露是个广受欢迎的歌唱家。”广受欢迎，说到底，受人欢迎不就是美国人的梦想吗？
罗伦从来没有把胡克当名人。她认识胡克的时候才十一岁，那个年龄的孩子有几个懂外交政策？她记得非常清楚，第一次去他们家的时候，看到很多胡克的照片，不同的年龄，形象却大同小异：戴着眼镜，或浓密或稀疏的头发，雪茄，奇怪的大翻领外套，惬意的微笑，握着不同人的手——福特和福特夫人、里根和里根夫人、布什和布什夫人、然后是另一个布什和布什夫人、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法国前总统密特朗、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副总统切尼等全都有。这个人是谁？她同学的父亲是什么人？罗伦从来没往远处想过，她觉得同学的父亲就是同学的父亲。
通常情况下，罗伦从来不觉得胡克是个楷模，不过她不得不承认：胡克从来不会超过约定期限，他永远都不会打电话逼一个助理编辑接受他无法按时交稿的事实。不过，要整理他写的那堆垃圾肯定特别费劲，说到艺术性，他写的那些东西还比不上“古巴碎牛肉”的趣闻逸事和烹制说明。没关系。真正的权势从来不道歉。那个名厨对自己逾期交稿的事没有丝毫歉意，就像胡克对伊拉克毫无歉意一样。
是那个国家，是那个国家陷入的冲突、困境（只要不用“战争”这个词就行）让罗伦明白胡克究竟是谁。她早就知道胡克是个大人物，但是因为她们当时太年轻，对沙拉的爸爸在四楼办公室写的那些东西毫不关心。毕业那年夏天，在胡克和露露家的一次小型聚会上（只有二十位客人，而不是上百位来宾；大家围坐在餐桌前，而不是端着盘子四处转悠），罗伦碰到了代表——唔，不清楚他代表谁，总之是代表某人负责伊拉克事务的人。当然，每个人都知道当地发生抢劫、军队被解散的事，知道政治阶层遭到放逐，知道几百万美元凭空消失：所有的一切也是一场灾难。但是，如果你只是碰巧走进去，去盛一些美味可口的菠菜咖喱角，那你永远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握手寒暄，热情地拥抱，面带微笑，系着爱马仕的领带，谈天说地，聊孩子的近况（有的去了法学院，有的去了高盛集团），他们还相互约定夏末到葡萄园去聚一聚。
罗伦的父母曾经给里根投票，但是父亲对很多留守儿童的问题直言不讳。她们毕业那年，到处都在谈论战争。当时，为了庆祝罗伦毕业，全家在波基普西最好的餐厅聚会，那家餐厅要提前两个月预定才能订到座位。让她非常沮丧的是，当时又谈起了这个话题。妈妈非要罗伦请沙拉一块儿吃饭，罗伦爸爸怒斥当局政府的时候，沙拉头也不抬地吃着宽面条。他们不知道胡克的影响力有多大，就算知道，也不是听罗伦说的。罗伦看着沙拉，知道最好装作时事与真实生活毫不相干。
从本质上来说，这是昂贵的教育带给罗伦的启发：你要么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人，要么成为个人生活受到社会发展影响的人。罗伦很好奇，不知道她父母决定把她送进城里读书的时候，是不是抱着这样的希望。这个念头来自可汗医生夫妇（穆罕默德和安捷利），妈妈在他们上班的地方帮忙，到现在已经快二十年了。可汗医生夫妇在她家代表着最高标准：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却勤勤恳恳地工作；很有钱却脚踏实地（他们两个人开一辆二手的丰田客货两用车上班）；对上层社会的文化非常了解，尽管他们并不是出身于上层社会。可汗博士认为，贝拉自己要看到这一点，也要让孩子们看到这点。
麦克·布鲁克斯和贝拉·布鲁克斯夫妇认为，作为有学术成就的父母，为了交换所获得的机会，生活中承受一点儿小屈辱也是值得的：想想令人印象深刻的课外活动（春假去参加考古挖掘活动）、上大学、拿学位、获得经济上的自由等种种前景。六年级之前，罗伦的所有功课都获得全优，这是能力而不是天资，尽管多年来从来没有人想到这点。于是，她去了那所学校，那所十分特别的学校，那所资金雄厚的学校，那所赫赫有名的学校。六年后毕业的时候变得连父母都认不出她了，就像张冠纯毕业的时候。张冠纯是中国福建人，她的父亲是个鱼贩，母亲是个裁缝，她先是考上了哈佛，后来又顺理成章地去了哥伦比亚大学，在市政府工作，罗伦在电视上见过她。
罗伦在凉风中走了很久，结果就是：她感觉有点儿冷。很多夜晚，罗伦都想把自己的脑袋拧下来，用水好好冲一冲。今天，那通电话的抱怨、名厨的违约和随之而来的罪恶感，这些负能量感觉都粘在了身上。如果这份工作这么无聊，这么毫无意义，她怎么会受到这么深的影响？母亲在自己这个年龄，带着一个刚学走路的孩子和一个新生儿，在家都做些什么？她也会这样叹气吗？也会像这样耷拉着肩膀吗？罗伦很像妈妈，她们很多习惯和举止都完全一样；罗伦发现，她们接电话时候的语气、双腿交叉的姿势、疲劳时揉后脑勺的动作几乎一模一样，除此之外，可能还有很多习惯大同小异。要观察自己很难。她冲了个澡，热水顺着她的身体缓缓流下来。她努力想象着母亲此时在做什么。10月份的星期三，傍晚7：30，空气寒冷而干燥。
她在家做晚饭吗？还是在可汗夫妇的办公室处理文件？她被堵在路上了吗？还是在社区剧院为下一场演出试音？她参加志愿活动去给孤寡老人送饭吃吗？还是去食品杂货店买东西？她把车子送去维修保养吗？还是在去看牙医的路上？她做完事情顺道去了图书馆吗？还是跟罗伦的爸爸去看早场电影？罗伦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