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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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我听阿尔瓦罗·穆蒂斯谈起他打算写一本有关西蒙·玻利瓦尔最后一次沿马格达莱纳河旅行的书。他提前发表了那本书的一个片断：《最后的面庞》，我读后认为故事相当成熟，文笔和格调十分完美，希望在短期内能看到全书。但是两年后，我得到的印象是这个计划已经搁置，不少作家即使对于自己非常喜爱的题材也常有撇在一边的情况，那时我才斗胆请他允许由我来写。那是守候了十年方始下手的猎获。因此，我首先应该感谢的是他。

除了人物的光荣事迹之外，我更感兴趣的是马格达莱纳河，我自幼就熟悉那条河流。从我有幸出生的加勒比海岸，我一直航行到遥远模糊的波哥大城，尽管从第一次开始波哥大就比任何别的城市更使我有异乡人之感。我求学时期在河上来回经过十一次之多，乘坐的由密西西比河岸造船厂制造的汽船不由人不抚今追昔，任何作家都难以抗拒它那神话般的感召。

另一方面，我并不担心历史依据问题，因为玻利瓦尔最后一次沿河旅行是他平生文献记录最少的时期。他一生书写或口授的信件数目逾万，但在那不幸的十四天中只写了三四封，陪伴他的人谁都没有留下书面回忆。可是从第一章开始，我就得偶尔查阅有关他生活方式的资料，一则材料引向另一则，以至第三、第四则材料，穷源溯流，方始罢休。在两年漫长的时间中，我埋首卷帙浩繁的文献，有些资料相互矛盾，不足为凭。我翻遍了从丹尼尔·弗洛伦西奥·奥利里的三十四卷回忆录，到最意想不到的剪报等各种材料。我在历史研究方面毫无经验，也缺乏方法，这两年日子不很轻松。

一个半世纪以来，在我之先已有些人涉猎了那些领域，没有他们的帮助，这本书不可能写成；叙述一位历史名人的生平势必要受到文献的严格限制，我大胆使用文学手段在小说天地恣肆驰骋，也得到他们提供的方便。但是我特别要感谢的是一批新老朋友，他们对我提出的疑点不分大小都当作自己的问题，给予极大重视，大者如玻利瓦尔在他显而易见的矛盾中的真实政治思想，小者如他鞋子的尺码。当然，这张致谢的名单也许有不可饶恕的遗漏，如果得到宽容，我将无任感荷。

哥伦比亚历史学家欧亨尼奥·古铁雷斯·塞利接到我一份长达数页的问题表之后，替我做了一套卡片档案，非但提供了惊人的资料（其中有不少在十九世纪的哥伦比亚报刊上给搞混了），而且指点了调查和整理信息的津梁。此外，他同历史学家法维奥·普约合作编写的《玻利瓦尔逐日大事记》仿佛是一张航海图，我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有了它便可以在人物所处的时代自由活动。法维奥·普约还从巴黎在电话里念一些有关文件解除我的焦虑，或者通过电报或传真拍发给我，仿佛那些材料是性命攸关的药品。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教授、哥伦比亚历史学家古斯塔沃·巴尔加斯同我保持电话联系，澄清我的大小疑问，尤其是与当时政治思想有关的问题。玻利维亚历史学家比尼西奥·罗梅罗·马丁内斯从加拉加斯为我提供了一些有关玻利瓦尔仿佛难以置信的个人习惯的考证，特别是他的粗话，他的侍从人员的性格和归宿，并且认真校对了文稿的历史论据。他独具慧眼地指出玻利瓦尔不可能像我所写的那样带着孩子般的喜悦吃芒果，因为芒果移植美洲是几年之后的事。

巴拿马驻哥伦比亚大使、后出任外交部长的豪尔赫·爱德华多·里特尔几次乘飞机赶来，专门替我送几本世间很少流传的藏书。波哥大的堂弗朗西斯科·德阿夫里斯克塔在浩如烟海的有关玻利瓦尔的参考书目中不倦地为我指点迷津。哥伦比亚前总统贝利萨里奥·贝坦库尔在整整一年里和我保持电话联系，澄清了我的一些疑点，并考证出玻利瓦尔背诵的一些诗句是厄瓜多尔诗人何塞·华金·奥尔梅多的作品。我同弗朗西斯科·皮维达尔曾在哈瓦那促膝长谈，形成了我所要写的这本书的一个清晰轮廓。乐于助人的哥伦比亚著名语言学家罗伯托·卡达维德（阿尔格斯）为我调查了某些方言的含义和年代。古巴科学院地理学家格拉德斯通·奥利瓦和天文学家豪尔赫·佩雷斯·多瓦尔应我之请，列出了上一世纪前三十年盈月的日期表。

老友阿尼瓦尔·诺格拉·门多萨从哥伦比亚驻太子港使馆给我寄来了私人文稿的副本，那是他正在撰写的一部有关玻利瓦尔的专著的札记和草稿，他慷慨地允许我自由引用。此外，他在本书初稿中发现了五六处荒唐的破绽和时代错误，如果谬误流传，很可能使读者对这部小说的严谨产生怀疑。

最后，安东尼奥·玻利瓦尔·戈亚内斯，本书主角的一个旁系亲属，也许是墨西哥最后一位传统排字工人，和我一起校对原稿，仔细搜寻不合逻辑、重复、前后矛盾之处，校正错字，推敲语言和书写规则，先后校阅七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纠正了一个尚未出生就赢得战役的军人，一个同已故丈夫一起去欧洲的遗孀，以及玻利瓦尔同苏克雷在波哥大共进的一次午餐，实际上他们当时一个在加拉加斯，另一个却在基多。尽管如此，我觉得后两处不改也无伤大雅，因为诸如此类的蠢话或许能给这部拙劣的作品增添一点不自觉的、甚至是可取的幽默感。

加西亚·马尔克斯 一九八九年一月，墨西哥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