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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森离开巴黎前夕，我中午来摄影室整理手提箱里的照片。他突然出走，没有任何预兆。他曾对我说七月底前他不会离开。几天前，我把练习簿和索引的副本交给了他。他先是犹豫不决，不知道要不要拿：
“您认为我现在非常需要这些东西？”
然后他翻了翻索引。他仔细看了其中一页，有时大声说出一个人的名字，仿佛想要回忆起叫这个名字的人的脸。
“今天这样够了……”
他勐地把索引合上。
“您出色地完成了誊写人的工作……我祝贺您……”
这最后一天，他走进摄影室，意外地看到我在整理照片，他又对我表示祝贺：
“一位真正的档案管理员……博物馆应该聘用您……”
我们到街区的一家餐馆去吃午饭。他带着他的禄来福来相机。吃完饭，我们沿着拉斯帕伊大道走，他在布瓦索纳德街街角的旅馆前停下脚步，旅馆孤零零地耸立在美国中心的外墙和树木旁边。
他一直后退到人行道边上，对这家旅馆的正面拍了好几张照片。
“我到巴黎后曾住在这里……”
他对我说，他到巴黎的那天晚上病倒了，在房间里待了十几天。他当时由一个奥地利难民照料，此人名叫滕嫩特大夫，跟妻子一起住在旅馆。
“我当时给他拍了张照片……”
我当天晚上进行了核实。我已按时间先后在清泉牌红色练习簿上给所有照片编目，这张照片在目录的开头列出：
1.滕嫩特大夫及其妻子。卢森堡公园。一九三八年四月。
“但我还没有这家旅馆的照片……您可以把它加在您的目录里……”
他请我陪他在右岸走走，他要在那里找“某个东西”。他起先想在拉斯帕伊站乘地铁，但看了地图之后得知，乘到巴黎歌剧院要多次换车，他就决定乘出租车去那儿。
冉森请司机把车停在意大利人大道的和平咖啡馆旁边，他指了指咖啡馆的露天座对我说：
“您在那儿等我……不会等很长时间……”
他朝奥贝尔街走去。我沿着大道走走。自从我父亲每星期天下午带我去和平咖啡馆之后，我再没有去过那家咖啡馆。出于好奇，我就去看看，我们在那些星期天称体重的自动秤，不知是否还放在大旅馆门前。是的，磅秤还在原处。于是，我不禁站在上面，把一个硬币塞到投币口里，等待粉红色小卡片掉落下来。
我有一种奇特的感觉，我独自坐在和平咖啡馆露天座上，那些顾客都挤在一张张餐桌周围。是因为六月的太阳、来往车辆的嘈杂声、树木的叶子——树叶的绿色和店铺正面的黑色形成鲜明的对照——以及我听到的邻座外国顾客的声音？我感到自己也是迷失在一座陌生城市的旅客。我盯着粉红色小卡片看，仿佛它是最后一个能使我确定身份的物证，但这卡片使我更加感到不自在。它使我想起我一生中一个遥远的时代，我很难把那个时代跟现在联系起来。我最终在想，我是否小时候跟父亲一起来过这里。我渐渐麻木、遗忘，就像那天我被小型卡车撞倒后失去知觉如同睡着那样，当时有人用棉花球在我脸上涂了乙醚。再过一会儿，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我周围的那些外国人中无人能告诉我。我试图从麻木中恢复过来，眼睛盯着粉红色小卡片看，上面印着我的体重：七十六公斤。
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抬头观看，但阳光耀眼。
“您脸色苍白……”
我看到冉森像中国皮影戏的人物。他在餐桌旁跟我面对面坐了下来。
“是因为天气热。”我模煳不清地说。“我刚才觉得不舒服……”
他给我要了一杯牛奶，给自己要了一杯威士忌。
“喝吧。”他对我说。“喝了会好的……”
我慢慢地喝冰镇牛奶。确实，我周围的世界逐渐恢复其原貌和色彩，仿佛我在调节望远镜，看到的景象就越来越清晰。冉森在对面关切地看着我。
“别担心，老弟……我也常常会有掉入黑洞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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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阵微风吹拂着树叶，树荫在我们脚下有清凉的感觉，冉森和我沿着林荫大道走着。我们走到协和广场，走进香榭丽舍大街旁的花园。冉森用他的禄来福来相机拍了几张照片，但我几乎没有发现。他悄悄地朝齐腰的相机取景框看了一眼。但我知道，他每张照片都拍得恰如其分。有一天，我对他这种装出的潇洒感到惊讶，他就对我说，必须“不声不响地抓住事物，否则它们就会熘掉”。
我们在一张长凳上坐下，他一面说话，一面不时站起来，在一只狗、一个孩子走过或一道阳光出现时按下按钮。他把双腿伸直后交叉在一起，耷拉着脑袋，仿佛昏昏欲睡。
我问他在拍什么。
“我的鞋。”
我们从马蒂尼翁大街走到圣奥诺雷区。他把玛格南摄影通讯社所在的那幢楼指给我看，他提出我们可以在隔壁的咖啡馆里喝一杯，他以前常跟罗伯特·卡帕去那家咖啡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