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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验伤口不过是残忍的尸检程序的开始。由于狄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不在，卡门·阿马尔多神父只好代替他动手。“就好像在他死后，我们还要再杀他一次。”在卡拉菲尔隐居的老神父告诉我，“可那是镇长的命令，那个野蛮人下的命令，无论多么愚蠢也不得不执行。”这样的安排很不妥当。那个荒诞的礼拜一，阿庞特上校在一片混乱之中给省长发了紧急电报，省长授权他在预审法官到达之前安排初步的司法程序。镇长以前是部队指挥官，对司法毫无经验，但是向内行的人请教该从何下手，他又觉得有失颜面。头一件让他伤神的事就是验尸。克里斯托·贝多亚是医学院的学生，但他因为和圣地亚哥·纳萨尔交情深厚推辞了这桩差事。镇长想将尸体冷藏保存，等到狄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回来，但是找不到盛得下人的冰柜，肉市上唯一一台尺寸合适的又出了故障。尸体停放在厅堂中间一张狭窄的铁床上，暴露于众人的目光下，与此同时一口供有钱人用的棺材正在赶制中。卧室的电扇全搬了出来，还从邻居家借来几台。但是太多人急着跑来观看尸体，于是不得不移开家具，摘掉鸟笼，卸下栽种欧洲蕨的花盆，即便这样，厅堂里仍旧热得不堪忍受。另外，狗嗅到了死人的气味也纷纷躁动起来，搅得气氛更加惶惶不安。自从我走进屋里，狗便狂吠不止，那时候圣地亚哥·纳萨尔还伏在厨房地板上，没有咽气。我看见迪维娜·弗洛尔大声哭喊，挥着木棍想把狗赶跑。
“帮帮我，”她朝我嚷道，“这些狗要吃他的肠子。”
我们把狗锁进牲口棚里。普拉西达·利内罗后来吩咐人把它们弄到更远的地方，等遗体下葬再放回来。但到了晌午，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狗竟从那地方钻出来，疯狂地窜进屋里。只有这一次，普拉西达·利内罗发起火来。
“该死的狗！”她嚷道，“把它们全宰了！”
人们照她的吩咐立刻动手，房子里安静下来。直到那时，尸体还没有出现令人担心的状况，面容完好无损，仍旧保持着唱歌时的表情。克里斯托·贝多亚将内脏塞回原处，用亚麻布条将尸体包扎好。然而到了午后，伤口开始渗出糖浆色的液体，招来不少苍蝇。嘴边出现一块紫斑，像水中的云影一样缓缓扩散，一直蔓延到发根。那张向来温和的面孔透出一副险恶的表情，死者的母亲将一块手绢罩在他脸上。阿庞特上校明白不能再等了，他吩咐阿马尔多神父动手解剖。“总比过一个礼拜再把他刨出来要强。”他说。神父在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学过医学，念过外科，但是没有结业就转入了神学院，连镇长都知道，神父的尸检报告缺乏法律效力。即便如此，他依然要求神父照他说的做。
尸检简直是一场屠戮，在镇上的公立学校里进行，一位药剂师帮忙做笔录，还有一个放假在这儿的医学院一年级学生从旁协助。他们手头仅有几件做小手术的器械，其余全是手工工匠的家伙。不过，尽管尸体被破坏得非常严重，阿马尔多神父的验尸报告似乎仍是准确的，法官把它作为有效材料纳入了预审报告。
圣地亚哥·纳萨尔身上的众多刀痕里，有七处致命伤。从正面深深砍入的两刀几乎将肝脏削碎。胃部发现四处伤口，其中一处非常深，将胃完全刺穿，还扎破了胰脏。结肠被刺了六个小孔，小肠上也有多处创伤。背部只挨了一刀，落在第三节腰椎骨上，穿透了右肾。腹腔内有大量淤血。在烂泥般的胃内容物里，发现了一枚卡门教派的金质圣母纪念章，那是圣地亚哥·纳萨尔四岁时吞进肚里的。胸腔有两处被刺穿：一处在右侧第二根肋骨下，伤及肺部；另一处贴着左侧腋窝。此外，胳膊和手上还有六道轻伤，右侧大腿和腹部肌肉被横砍了两刀，右手掌上有一道很深的刺痕。报告上写着：“像是受难耶稣的伤痕。”他的大脑比正常的英国人重六十克，因此阿马尔多神父在报告中写道，圣地亚哥·纳萨尔聪慧过人，本该前途无量。但是他在文末的注释中补充说，死者肝脏肿大，是肝炎治疗不善所致。“换句话说，”神父告诉我，“无论如何他也活不了几年了。”狄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确实在圣地亚哥·纳萨尔十二岁那年为他治疗过肝炎，回想起那份验尸报告，医生很是愤慨。“只有神父才这么愚蠢，”他对我说，“永远也无法让阿马尔多明白，我们热带地区的人比西班牙加利西亚人的肝脏要大。”验尸报告总结说，死亡的原因是大出血，七处致命伤中的任何一处都足以造成这种结果。
尸体交还回来时完全变了模样。脑颅被环锯术锯碎了一半。死后依然令人心动的面容，眼下已经难以辨认。更糟糕的是，神父将破碎的肠子全部掏了出来，后来竟然不知该如何处理，只好对着它们气恼地祷告了一番，然后全部扔进了垃圾桶。最后几个在学校玻璃窗边围观的人也没了兴致，助手则昏厥过去。至于拉萨罗·阿庞特上校，他曾经目睹并制造过多场镇压性的大屠杀，但在经历了这件事之后，不仅研究起招魂术，还成了素食主义者。那具空皮囊里填满了碎布和生石灰，被细麻绳和缝包针粗粗地缝合，当我们将它装进铺有丝缎的新棺材时，尸身险些没散开。“我以为这样能保存得更久一些。”阿马尔多神父告诉我。结果事与愿违，我们不得不在黎明时将他草草埋葬，因为尸体的状况越来越糟糕，屋里已经存不住了。
阴沉的礼拜二就这样开始了。令人窒息的一天一夜过后，我不敢独自睡去。于是我试着推了推玛利亚·亚历杭德里娜·塞万提斯的门，所幸她没有插门闩。挂在树枝上的中国灯笼还没熄灭，设作舞场的庭院里燃起几丛篝火，上面架着烟气蒸腾的大锅，混血姑娘们正将寻欢作乐的衣裙染成丧服。我看见玛利亚·亚历杭德里娜·塞万提斯像往常一样，天亮时还没睡下，也像往常一样，只要家里没有陌生人她就一丝不挂。她用土耳其女人的姿势盘腿坐在女王床榻上，面前摆着巴比伦风格的大浅盘，里面盛着各种吃食：嫩牛排、清炖鸡、猪肉里脊、香蕉蔬菜拼盘，足够五个人享用。无节制的饕餮是她表达哀伤的唯一方式，我从没有见过她如此悲痛。我和衣躺倒在她身旁，几乎没有说话，也用我自己的方式哀悼着。我想起圣地亚哥·纳萨尔的悲惨命运：他不仅死了，而且身躯已经支离破碎直到最后毁灭，命运就这样收缴了他二十年的幸福生活。我梦到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小女孩走进房间，女孩一刻不停地咀嚼着，嚼得半碎的玉米粒纷纷掉在女人的胸罩上。那女人对我说：“她这样嘎吱嘎吱地嚼，像只疯狂的五子雀，有点像窃笑，有点像切割。”我突然感觉到一只手正焦急地解着我的衬衫纽扣，闻到躺在身后的那只充满爱欲的母兽散发出危险的气味，我觉得自己正陷入她那流沙般的温存所带来的快乐中。但她突然停住了，退到旁边咳嗽了一声，远远离开了我。
“不行，”她说，“你身上有他的气味。”
不仅是我，那天的一切都散发着圣地亚哥·纳萨尔的气味。维卡里奥兄弟也闻到了，他们被关在牢房里，镇长正琢磨该怎样发落他们。“无论怎么用肥皂和丝瓜瓤搓洗身体，都没法去掉那股气味。”佩德罗·维卡里奥对我说。他们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合眼，可还是无法入睡，因为刚一睡着，那场凶杀案就会在梦中重演。巴勃罗·维卡里奥快要老去时，曾想向我解释那一天对他而言如何漫长。他脱口而出道：“就像比平时清醒两倍。”这句话让我明白，头脑清醒是他们关在牢房里最难以忍受的事情。
那是间三米见方的牢房，高处的天窗上装着铁栏杆。房间里有一个简易马桶，一个放着脸盆和水罐的洗漱架，两张铺着草席的简易床。这座牢房是阿庞特上校下令修建的，他曾说哪家旅馆也比不上这里有人情味。我弟弟路易斯·恩里克同意这个说法，因为有天晚上他和乐手们打架被关进牢里，镇长仁慈地允许他挑一位混血姑娘一同过夜。那天早晨八点，维卡里奥兄弟逃脱了阿拉伯人的追杀之后，或许也是这么想的。当时他们因完成了光荣的使命而感到欣慰，唯一令人焦虑的是那股挥之不去的气味。他们要了几大桶水、几块肥皂和丝瓜瓤，洗掉手臂和脸上的血污，又把衬衫洗干净，但还是睡不着。佩德罗·维卡里奥要来清洗剂、利尿剂，还有一卷消毒纱布，好为自己包扎，那天早晨他小便了两次。然而，接下来的时间越来越难熬，气味已经成了次要的事。午后两点钟，令人昏沉的热浪快把他们融化了，疲惫至极的佩德罗·维卡里奥却无法躺在床上，也累得站不起身。腹股沟的疼痛一直升到脖颈，他尿不出尿来，心怀恐惧地断定自己这辈子再也睡不着觉了。“我十一个月没有合眼。”他对我说。我非常了解他，知道那是实话。那天他咽不下午饭，而巴勃罗·维卡里奥从送来的食物里每样吃了几口，一刻钟过后就像得了瘟疫似的腹泻起来。傍晚六点，正在解剖圣地亚哥·纳萨尔尸体的时候，镇长被紧急叫走，因为佩德罗·维卡里奥坚持说有人给他哥哥下了毒。“我快成一摊水了，”巴勃罗·维卡里奥对我说，“我们总觉得是土耳其人耍了什么花招。”到那个时候，简易厕所已经溢了两回，看守带着巴勃罗往镇政府的厕所跑了六趟。阿庞特上校在镇政府瞧见巴勃罗·维卡里奥时，他正被守卫团团围住，蹲在没装门板的厕所里。见他腹泻得如此厉害，镇长觉得下毒一说也并不荒唐。不过，这个说法很快不攻自破，因为已经确知，水和午餐都是普拉·维卡里奥送来的。然而，镇长还是放心不下，他下令让特殊警卫将囚犯押解到他家里。预审法官赶到后，才将他们转移到里奥阿查的监狱去。
不仅孪生兄弟感到恐慌，街上的人们也在议论纷纷。阿拉伯人要报仇的传言并没有消除，但是除了维卡里奥兄弟，没有人想到他们会下毒。大家更愿意相信阿拉伯人会等到夜晚，从天窗里泼进汽油，把两个囚犯烧死在牢里。但这个说法没有一点根据。阿拉伯移民从世纪之初在加勒比海沿岸的各个村镇——包括那些偏远闭塞的村庄落脚，一向安守本分。他们靠卖碎花布和集市上的便宜玩意儿来谋生，勤劳而虔诚，相互之间和睦融洽。他们只在族内通婚，进口小麦当口粮，在院子里养羊，种植牛至和茄子。唯一能激发他们激情的便是玩纸牌。老一辈阿拉伯人仍旧操着故乡的土语；第二代在家中也还乡音未改；传到第三代，就变成听父母用阿拉伯语问话，而自己用西班牙语回答，只有圣地亚哥·纳萨尔例外。因此很难想象，他们会突然改变温良的秉性去杀人抵命，况且发生这桩凶杀案每个人都难卸责任。同样地，没有人认为普拉西达·利内罗一家会复仇杀人。虽然这个中道衰落的家族曾经强势而好斗，依仗家族姓氏的庇佑，还出过两个在酒馆里肆意胡为的凶悍角色。
阿庞特上校听了流言惴惴不安，挨门挨户地拜访阿拉伯人，至少那一次他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他发现他们迷惘、悲伤，家中的圣坛上摆放着表示哀悼的物品，甚至有人坐在地上恸哭，但没有一个人怀有报仇的念头。圣地亚哥被杀的那天清晨，阿拉伯人的反应不过是出于一时的激愤；连带头追赶凶手的人都承认，即便抓住了他们也不外是痛打一顿。不仅如此，百岁的阿拉伯族母苏萨娜·阿卜杜拉，还让人用西番莲花和苦艾煎了一种神奇制剂，治好了巴勃罗·维卡里奥的腹泻，也让他的孪生兄弟尿路通畅。从那时起，佩德罗·维卡里奥开始陷入失眠者的困倦，而他刚刚康复的哥哥也无怨无悔地沉入第一场梦中。礼拜二凌晨三点，普拉·维卡里奥被镇长带去与两个儿子告别时，他们就是这副模样。
维卡里奥一家搬走了，包括两个结了婚的大女儿和她们的丈夫，这是阿庞特上校的提议。他们离开时没有人注意，因为镇上的居民已经累得精疲力竭，我们几个尚未睡去的人正在那个无可挽回的日子里给圣地亚哥·纳萨尔送葬。根据镇长的意见，事态平息之前，他们要先在外面暂住些日子，但是维卡里奥一家再也没有回来。普拉·维卡里奥给被退婚的女儿头上裹了一条围巾，以免被人瞧见她的伤痕；还让她穿了一身火红色的衣裳，省得人们怀疑她在哀悼自己的秘密情人。这位母亲临行前恳请阿马尔多神父给关在牢里的两个儿子做忏悔，可是佩德罗·维卡里奥拒绝了，并且说服他哥哥相信他们没有什么可忏悔的。他们两个被孤零零地留下来。转移到里奥阿查的那一天，兄弟俩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他们坚信自己做得有理，不愿意像家人那样在夜里被带走，而是要在白天光明正大地离开。他们的父亲庞西奥·维卡里奥不久便去世了。“良心上的痛苦压垮了他。”安赫拉·维卡里奥告诉我。两个兄弟被释放后就留在了里奥阿查，距离家人居住的马纳乌雷只有一天的路程。普鲁登西亚·科特斯去那里嫁给了巴勃罗·维卡里奥，巴勃罗在父亲留下的作坊里学会了打制金银首饰的手艺，成了一名出色的首饰匠。佩德罗·维卡里奥没有恋爱，也谋不到差事，三年之后又重新入伍，得了准尉的头衔。一个明媚的早晨，他带着巡逻队哼着低俗的小曲，走进了游击队控制的区域，从此再无消息。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场凶杀案只有一个受害者，那就是巴亚尔多·圣罗曼。人们认定，悲剧的其他几个主人公都已经带着尊严，甚至是悲壮地承担了命运指派的角色。圣地亚哥·纳萨尔为他造成的凌辱赎了罪，维卡里奥兄弟证明了身为男子汉的尊严，而遭人诱骗的妹妹也恢复了名誉。唯有一个人失去了一切，那就是巴亚尔多·圣罗曼。“可怜的巴亚尔多。”之后许多年，他就这样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然而，凶杀案过后，直到下一个礼拜六出现月食之前，没有一个人想起他来。那天鳏夫希乌斯告诉镇长，他看见一只磷光闪闪的鸟扑扇着翅膀盘旋在他那栋旧宅的房顶上。他认为那是亡妻的灵魂来索回属于她的东西。镇长猛拍一下自己的脑门，不过这一反应跟鳏夫的幻觉没有任何关系。
“该死！”他叫道，“我怎么把那个可怜的家伙给忘啦！”
他率领巡逻队爬上山丘，看见汽车敞着顶篷停在别墅门前，卧室里透出孤寂的灯光，但是没有人来应门。于是他们撞破侧门，在月食的残光中挨个察看了房间。“房间里的东西都像是浸在水里。”镇长向我讲道。巴亚尔多·圣罗曼毫无知觉地躺在床上，与那个礼拜一凌晨普拉·维卡里奥看见他时一样，依然穿着考究的裤子和丝质衬衫，只是没有穿鞋。地上丢着不少空酒瓶，床边还有几瓶没启瓶盖，但看不到任何食物的残迹。“他当时酒精中毒很严重。”狄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对我说，他对巴亚尔多·圣罗曼进行了紧急抢救。几个小时后他醒了过来，然而刚一清醒，他便尽可能客气地将所有人轰出门外。
“谁都别烦我，”他说，“就连我爸爸也他妈的得给我滚蛋！”
镇长向佩特罗尼奥·圣罗曼将军发了紧急电报，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他，连最后一句也一字不落地做了引述。圣罗曼将军应该是完全遵从了儿子的意愿，因为他本人没有来探望，而是派了妻子和两个女儿前来，随行的还有两位年长的女士，似乎是她妻子的姐妹。她们来时乘坐的是货船。为了哀悼巴亚尔多·圣罗曼的不幸，他们穿着裹至脖颈的丧服，披散着长发。上岸之前她们脱掉了鞋，赤脚踩着正午滚烫的沙土穿过街道，向山丘走去。她们揪着头发，放声哭号，尖锐的声音像是在欢快地叫喊。我看着她们走过玛格达莱纳·奥利维家的阳台，我记得自己当时想，这样的悲痛只能是伪装，为了掩饰更大的羞耻。
拉萨罗·阿庞特上校陪她们走进山丘上的别墅，随后狄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骑着出诊时骑的母骡也上了山坡。等阳光不那么刺眼的时候，镇政府的两个男人用一张拴在木棍上的吊床把巴亚尔多·圣罗曼抬了出来。他身上盖着一条毯子，连脑袋也蒙住了，后面跟着那群哭号的妇人。玛格达莱纳·奥利维以为他已经死了。
“上帝啊！”她叹道，“真是他妈的浪费！”
他又一次醉得不省人事，不过确实难以相信被抬走的是个活人，因为他的右臂一直拖在地上。他母亲将手臂放回吊床上，可它马上又垂下来，就这样他在地上留下一道痕迹，从悬崖边一直延伸到轮船的甲板。这就是他最后留给我们的东西：对受害者的记忆。
别墅被遗弃在山丘上。我和我的弟弟们放假回家时，常常在喧闹的夜晚爬上山丘去看看这栋房子，每次都会发现里面值钱的物件越来越少了。有一回，我们找到了安赫拉·维卡里奥在新婚之夜派人从母亲那里取来的手提箱，不过谁也没有在意它。里面装的不过是女人的卫生用品和化妆品。直到多年以后，安赫拉·维卡里奥告诉我为了瞒过丈夫，别人教给她一套产婆用的老办法，我才知道那些东西的真正用途。她的婚姻只维持了五个小时，那只手提箱是她留在新房里唯一的痕迹。
过了些年，当我为撰写这篇报道回到故乡搜寻最后的证据时，我发现连约兰达·德希乌斯在这里度过幸福生活的痕迹也都消失了。虽然拉萨罗·阿庞特上校下令严密看管这栋别墅，但里面的东西还是慢慢地不翼而飞，包括那个装有六面穿衣镜的衣柜。当初衣柜因为大得抬不进门去，还是由来自蒙帕斯的精工巧匠在屋子里组装的。鳏夫希乌斯喜出望外，认为那是他亡妻的阴魂来取走了原本属于她的东西。拉萨罗·阿庞特上校还为此奚落过他。然而有一天晚上，为了解释家具为何神秘失踪，上校突发奇想举行了一场招魂弥撒。约兰达·德希乌斯的阴魂用她的笔迹证实，是她取走了以往幸福生活中的物件，去装饰死后的阴宅。别墅开始破败。门前新婚夫妇的轿车渐渐散了架，最后只剩被风吹雨淋的残破车身。许多年没有听到过轿车主人的消息了。预审报告上有他的一段声明，但是简短而程式化，像是为履行手续而在最后一刻被人说服写下的。我只尝试着跟他接触过一次，那是在二十三年之后。他带着敌意接待了我，拒绝向我提供任何信息来澄清他在这场悲剧中扮演的角色。说实话，就连他的家人了解得也不比我们多，他们不明白巴亚尔多·圣罗曼跑到这个边远的小镇做什么，除了跟一位素未谋面的姑娘结婚，看不出有其他的理由。
关于安赫拉·维卡里奥，我却能不时地听到些消息，因此她的形象在我的头脑中被理想化了。我的修女妹妹有一段时间在上瓜希拉传教，想劝说最后几个偶像崇拜者皈依天主教。她常有机会住在那儿和安赫拉·维卡里奥闲谈，安赫拉的母亲总想让女儿在这座饱受加勒比海的盐分烘烤的荒村里了却余生。“你的表妹问候你呢。”我妹妹常常告诉我。最初那几年，玛戈特也去拜访过几次，她告诉我，维卡里奥一家购置了一栋结实的房子，有一座宽敞的后院，时有海风吹过。唯一一个缺点就是在涨潮的夜晚，海水会从厕所倒溢进来，天亮时鱼儿常在卧室里活蹦乱跳。那段时间见过安赫拉·维卡里奥的人都说，她总是专注地伏在绣花机前劳作，技艺越发精湛，而且在忙碌中已经淡忘了过去的事情。
多年以后，我为了认识自己，过了一段漂泊不定的生活，在瓜希拉一带的乡间售卖百科全书和医学书籍。我偶然来到那个沉闷的印第安村落。村子里有一栋房子朝向大海，窗边一个女人正在机器上绣花。那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她穿着半身丧服，戴着铜丝眼镜，淡黄色的头发已有些花白，头顶上挂着一只鸟笼，金丝雀在笼子里唧啾个不停。见到她坐在窗前这幅田园诗般的景象，我真不愿相信她就是我认识的那个女人，因为我不愿承认生活最后会沦落得与拙劣的文学作品如此相像。但那分明是她，那场悲剧发生二十三年后的安赫拉·维卡里奥。
她像往常那样，把我当作远房表兄迎进门来，很有见地地回答了我的问题，而且不乏幽默。她是那样成熟聪慧，真难以相信她就是当年的安赫拉。最让我吃惊的是她最终对自己生活的理解。几分钟过后，我觉得她并不像初见时那样苍老，反倒和记忆中一样年轻，但与那个二十岁时被迫毫无感情地嫁人的少女全无相似之处。她母亲已经年迈，接待我时仿佛我是个惹人嫌恶的幽灵。她拒绝谈论过去，因此我只能用她与我母亲交谈中的只言片语以及我残存的记忆补全这篇报道。她竭力想把安赫拉·维卡里奥变成活死人，但是女儿没有让她如愿以偿，因为她从不把自己的不幸当作秘密。恰恰相反，如果有人愿意了解，她可以毫不避讳地将全部细节娓娓道来，只有一点除外，那就是究竟是谁、以什么方式、在何时伤害了她。没有人相信真的是圣地亚哥·纳萨尔干的。他们属于毫不相干的两个世界。从没有人见过他们俩在一起，更不要说单独相处。圣地亚哥·纳萨尔很高傲，不可能注意到她。“你那个傻表妹。”不得不跟我谈到她时，他总会这么说。况且，正如我们当年说的，圣地亚哥·纳萨尔像一只捕猎雏鸡的老鹰。他跟他父亲一样，总是独来独往，牧场里任何一位任性的少女都是他猎取的对象，但是在小镇上却没见过他和谁关系暧昧，除了跟弗洛拉·米格尔中规中矩的交往，以及与玛利亚·亚历杭德里娜·塞万提斯长达十四个月的疯狂恋情。最广为流传或许也最险恶的说法认为，安赫拉·维卡里奥是在保护某个她真心爱慕的人，而选中圣地亚哥·纳萨尔这个名字，是因为她认定自己的两个哥哥绝不敢冒犯他。我也想套出实情，因此在第二次拜访她时早早准备了一番说辞，然而她几乎没有从绣花机前抬起双眼，就驳回了我的话。“别兜圈子了，表兄，”她对我说，“就是他。”
其他一切她都可以毫无保留地讲出来，包括新婚之夜的那场灾难。她告诉我，她的几位女伴教她如何在床上把新郎灌得烂醉如泥，如何装得十分害羞好让他把灯关上，又怎样用明矾水濯洗下身以伪装贞洁，怎样把红汞药水染到床单上，以便第二天晾到新居的庭院里。然而，有两件事这些拉皮条的女人未曾考虑到：一是那晚巴亚尔多·圣罗曼坚持不肯多喝，二是安赫拉·维卡里奥由于母亲的严加管教，内心依然保持着纯良正直。“她们教我的事，我一件也没有做。”她对我说，“因为我越想越觉得那一切太下作，不该那样对待任何一个人，更何况是那个不幸娶了我的苦命人。”于是她在灯光明亮的卧室里脱得一丝不挂，拋开了已经摧毁她的生活的种种恐惧。“非常简单，”她对我说，“因为我已经下定决心去死。”
她毫无羞愧地讲述自己的不幸，实则是为了掩饰另一种不幸，那真正的不幸灼烧着她的五脏六腑。在她向我吐露之前，任何人都不会想到，巴亚尔多·圣罗曼在把她送回娘家的那一刻，就永远地留在了她心上。那对她是致命的一击。“妈妈动手打我的时候，我突然开始想念他。”她告诉我。抽打仿佛不那么疼了，因为她明白那是为他而受的苦。躺在餐厅的沙发上抽泣时，她还在想着他，连她自己也有些惊讶。“我不是因为挨了打才哭的，跟所有那些都没关系，”她告诉我，“我是为他而哭。”母亲把蘸着山金车酊的纱布敷到她脸上时，她仍在想念他；甚至当听到街上喧嚷嘈杂，钟楼上钟声大作，母亲进门来告诉她可以去睡觉了，因为最坏的事情已经过去时，她还一直想着他。
她不抱任何幻想地思念了那个人很久，直到有一次陪母亲到里奥阿查的医院检查眼睛。她们路过港口宾馆，因为与老板相熟，普拉·维卡里奥便走进去在吧台要了一杯水。她背对着女儿喝水时，安赫拉·维卡里奥在大厅的组合镜里瞧见了自己的心上人。她深吸一口气转过头去，看见他擦身而过却没有发现自己，然后目送着他走出了宾馆。她心碎地回过头来看了看母亲，普拉·维卡里奥已经喝完那杯水，用袖子抹抹嘴唇，戴着新眼镜站在吧台前朝她笑了笑。从那笑容里，安赫拉·维卡里奥有生以来第一次看清了真正的母亲：一个可怜的女人，全心崇信着她自身的缺陷。“都是狗屎。”她自言自语道。她心烦意乱，回家时放声唱了一路，进门就扑倒在床上，一连哭了三天。
她就此重生。“我为他发了疯，”她对我说，“彻底地发了疯。”她只要闭上眼睛就能看见他，在大海潮涌间能听见他的呼吸，半夜躺在床上因为感觉到他滚烫的身体而惊醒。那个周末，她片刻也不得安宁，提笔给他写了第一封信。那是一封中规中矩的便笺，她在信上告诉他，看见他走出了宾馆，如果他也看见了她，她会很高兴的。她坐等回信，却不见音讯。过了两个月，她等得累了，便又写了一封与上次一样含蓄的信，似乎只是为了责备他没有礼貌。六个月之后，她寄出了六封信，都没得到回音，但她安慰自己说他肯定全收到了。
安赫拉·维卡里奥第一次成了自己命运的主人，她发现原来爱与恨是一对同消共长的激情。寄出的信越多，她情感的炽焰就烧得越旺，对母亲那令人快慰的怨恨也就越发强烈。“看见她，我胃里就直翻腾，”她告诉我，“可每次又总让我想起他。”被退婚后的生活就像单身时一样乏味，她常跟女友们一起用机器绣花，就像从前叠纸鸟、用碎布做郁金香一样，不过等母亲就寝后，她就躲到房间里写那些毫无指望的信，直到天亮。她变得头脑清醒，自信笃定，不仅成了自己意志的主人，还重新变成只属于他一个人的处女。除了自己，她不再承认任何权威，除了自己的痴念，她不再受任何他物驱遣。
她在半生的时间里，每个星期都要写信。“有时我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她边说边露出一丝微笑，“但一想到这些信他都收到了，也就知足了。”一开始是订婚男女的信笺，后来变成秘密情人的字条、一见倾心的爱侣喷洒香水的卡片、讨价还价的备忘录、爱情记录，最终成了被拋弃的妻子谎称身患重病强迫丈夫归来的责难书。一天晚上，她心情不错，墨水洒在了写完的信上，她不仅没有撕毁，还添上一句附言：“为了证明我的爱，随信寄上我的眼泪。”有些时候她哭累了，也嘲笑自己的疯狂。邮差换了六拨，她每次都把他们变成自己的同谋。她唯一没有想过的就是放弃。然而，他似乎对她的狂热毫无知觉，她的信像是写给了一个不存在的人。
第十个年头一个多风的清晨，她突然感到他赤裸着躺在她的床上，这种真实而清晰的感受将她惊醒。于是她给他写了二十页炽烈奔放的信，毫不羞怯地讲述了自那个不祥的夜晚以来在她心中慢慢溃烂的苦楚。她讲起他留在她身上的永难消除的伤痕，他舌尖的咸味，他那非洲人般的阳具侵入她身体时的炽热。礼拜五她将这封信交给女邮差，这位邮差每礼拜五下午来陪她绣花，然后将信件收走。她相信最后这一次放纵肯定能终结她的痛苦。但是仍旧没有回信。从那时起她就不知道自己在写些什么，是写给谁的，却依然持续不断地写了十七年。
八月的一个午后，她正和女友们一起刺绣，忽然听见有人走到门外。看也不用看，她便知道是他来了。“他胖了，头发开始脱落，看近处的东西也要戴上老花镜了，”她对我说，“可那是他，妈的，是他啊！”她感到心慌意乱，因为她知道他眼中的自己一定像自己眼中的他那样衰老，而她觉得，他心中的爱意未必像她的爱那般坚韧。他身上的衬衫被汗水浸透了，就像第一次在晚会上与她相遇时那样；他还是系着那条皮带，挎着那只镶有银饰、如今接口已脱线的牛皮背囊。巴亚尔多·圣罗曼向前迈了一步，没有理会旁边那几位诧异的女友，将背囊放在绣花机上。
“好吧，”他说，“我来了。”
他带来的一只行李箱中塞满了准备留下来穿的换洗衣物，另一只一样的箱子里装着她写给他的近两千封信。信件按照日期码放得齐齐整整，每一捆都用彩色绸带系好，一封也没有拆开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