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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我来说,是致命的打击。
它不仅意味着我十年的心血,付诸东流,而且意味着我被取消了出书的资格。今后,我写得再多,再好,也不会有出版社出我的书了。而对我来说,写作就是我的生命。
我甚至觉得没法活下去了……
一个人业余时间搞点创作,不仅要付出很多额外的辛劳,而且要遭到很多白眼。在有些人看来,这叫作“不守本分”,“想入非非”,起码也是“个人主义”、“名利思想”。为了免遭讥讽和嘲弄,我和许多业余作者一样,在开始写作时是“保密”的,偷偷地写。等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来单位替我请创作假,才把“秘密”公开出来。现在,临到发稿前夕,书又不能出了,这,等待着我的将又是什么?
我怎能忍受这样的打击!
在走投无路中,我给当时在中央把持文艺大权的那个人写了一封信。事关政策问题,她不表态,下边谁敢做主。附带说一句,这封信是从离我家最近的北京北新桥邮局挂号寄去的。
过了十天,中央办公厅来了两位同志找我,谈话地点是在第五中学党支部办公室。这两位同志了解我的家庭情况,问了我父亲生前所在单位,他的档案现在什么地方,并让我把小说原稿送交中央办公厅信访组。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临走时他们对我说:“你要相信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我只说了一句话:“如果不相信,我就不敢写这封信。”
又过了一段时间(大约四十天),人民文学小说北组的同志跑来告诉我,中央办公厅已把小说原稿寄到出版社,上面有批示,大意是:“小说基础是好的。作者本人没有问题。出版社应该帮助修改出版。”并说当时在中央把持文艺大权的那个人在批示上画了圈。(这“批示”我至今没看过,听说人民文学出版社曾传达过的。)
这样,《万年青》又重新列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计划。这对出版社那些造反的勇士们是小小的一棒。而对于那些“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老同志来说,则是一个解脱。他们不必再为我承担“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罪名了。由于类似的原因从出版社计划中被除名的一批小说,也得到大赦。不幸的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这批书的出版,有些作者和出版社的同志又挨了一次整。
对我来说,《万年青》冲破了如此巨大的阻力,终于能够出版,可谓万幸。但这本书的出版后来又使我经历了长久的磨难,却是始料不及的。
九
当重返人民文学出版社,洽谈进一步修改《万年青》时,我格外谨慎小心,生怕言行稍有不当,又被“造反派”节外生枝,再次发起攻势。更怕那些掌权的大人物出尔反尔,撕毁前言。出版社的同志、特别是小说北组的同志,也为我这一状告准了感到高兴。他们也是谨慎小心的,不敢因为重新获得编书的权利而稍露喜色。我们彼此合作,只求平平安安地出书。这样,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志和我结成了患难之交。
一九七五年九月,《万年青》出版,我所在的学校和学校所在的教育局、区委对我的创作都是非常关怀和支持的。他们不但给了我创作假,区里的一些同志还把《万年青》的出版,作为他们工作的成绩,并请我介绍经验。我“谦虚地”谢绝了,一次也没讲过。只希望继续给我创作假,重返山西农村深入生活。承蒙他们关照,一九七六年初,正月初四,刚过了春节,我就来到了吕梁山。
我“成功”了吗?我不知道。我只希望离开乱纷纷的北京城,离开那些真真假假的恭维。我愿意回到安谧的农村去,回到给了我那么多生活乳汁的农民中去。我在那里见了很多老朋友,他们已经从基层干部成长为县委的领导干部。这使我有机会结识了很多县委书记,同他们一起开会,一起下乡,一起去大寨参观。略知他们的苦衷和在夹缝中为民谋利的种种斗争艺术。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光明与黑暗》和中篇小说《赞歌》等,就是在那一段生活的基础上写成的。当然,我也接触了很多农民,经常驱车在吕梁山积雪的山谷中。中篇小说《白雪》中所描写的山区,就是我那时生活的环境。我很喜欢那里的恬静。置身在那遥远的天际,忘却了很多尘世的烦恼。
然而,吕梁山也不是世外桃源。天安门广场的诗词和血迹,震动了全国,在这深山僻谷中也引起种种不安。我回到北京,在北京经历了唐山地震的惊骇。我一个在安徽合肥教书的妹妹邀我去避震。我带着两个孩子来到安徽。因为我是“北京来的作家”,颇受照顾。我结识了很多当年新四军时代的地方干部,也结识了很多“火箭干部”和“小辫书记”。对一个以描写人生,时代为己任的作者来说,在中国,造反派的发迹史,同老干部的斗争史,都是值得一听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接着写《光明与黑暗》。按最初的设计,这是一部共分九卷的长篇小说,它描写一九七五年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一个县委内部各种力量的斗争。其中就有各种类型的老干部,也有造反起家的“革命领导干部”。我闭门不出,昼夜执笔,想以这部新作去迎接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文艺春天。谁知出版《万年青》的事又被翻了出来。
十
首先是查那封信,查那封信是通过什么“线”送上的。我丈夫在《人民日报》工作,便怀疑我的信是通过他经当时把持《人民日报》领导权的鲁瑛送上去的。其实,他们猜错了。正因为我丈夫在《人民日报》工作,当时,“四人帮”正在《人民日报》发动一场斗争:“批判以胡绩伟、王若水为代表的‘一股邪气、一股力量’”。我丈夫不幸也被视为“邪气”。我躲还躲不及,怎敢沾边?说来有趣,不知凭第几感觉的小心,那寄挂号信的小条竟被留了下来。这时,拿了出来,双手奉上,并“供出”中央办公厅那两位同志姓名,请组织上详查。
其次,因为我去了一趟安徽,结识一些“火箭干部”和“小辫书记”,便让我写“交代材料”。(必须说明,人家说不是交代材料,只是为我好,什么事总是说清楚好些。)所幸我那时笔头勤快,每天都记日记,便把几月几日上午在哪儿,见到谁,谈了些什么;下午又到哪儿,见到谁,谈了些什么,一一交代得十分明白,写了一万多字的材料。后来,听安徽的朋友说,曾有人沿着我当年“走过的路”先后走了两遭,详细探查。结果大概未曾发现有什么阴谋活动,也就没有再来找我了。至于那“交代材料”和“外调材料”是否销毁或者还保存在什么地方,我就不得而知了。多少年以后,倘若我的作品还有读者,倘若还有人有兴趣研究我和我的作品,说不定会从什么地方找出这些“珍贵史料”,也未可知。
此外,还有人说,《万年青》里一个支部书记名叫江春旺,一个生产队长名叫邓万举,这部小说是吹捧江青、攻击邓小平同志的。这真叫我欲哭无泪,欲笑不能了。我写的是一个村子的事情。中国农村很多是两大姓或几大姓。我写的这个村子里,江、邓两大姓。姓江的有好人也有坏人,姓邓的有好人也有坏人。怎么能这样地“联想”呢?万幸的是,江春旺是男性,邓万举也不是“走资派”,要不然,我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后来,终于证明了我的清白。这可是一件大好事。然而,却通知我停止创作假,限期上班,否则停发工资。我向出版社告急。出版社小说北组负责人李景峰同志、责任编辑孟新禄同志忙去说情,并作检讨,检讨他们没有给我办续假手续,是他们的过错。(其实,从来没有人说过需要办这类手续,都是满口支持这个人去写小说的呀。)然而,一切努力都无效。一九七七年四月,我每月五十六元工资开始停发。
就在停发工资的困境中,我写完了《光明与黑暗》。第一部,于一九七八年七月出版。接着我写了《永远是春天》和《人到中年》。有不少人问我:“《人到中年》里有没有你自己的生活感受?”以前我总用“外交辞令”含混过去。现在还是说出来吧:当然是有的。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我就是啃两个冷烧饼,就一杯白开水,伏在三屉桌上写东西的。
我们的社会还是温暖的。很多相识、不相识的同志为我抱不平,在这样那样的会上替我呼吁。还有不少同志为我四处说情,希望有关方面收回成命。我对这些同志的关怀始终铭记在心。有时,我也为生活拮据,不得不向人借贷而烦恼。有时,我又觉得很难理解。当时一些干部支持这个作者深入生活,继续写作是对的,怎么又出来这么档子事儿呢?
一九七九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同志在报上发表了一段谈话。有一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意思是说中宣部是作家的后勤部、参谋部。我忽然觉得应该给“后勤部长”写封信。当年,《万年青》是在“中央”的干预下出版的;现在,我为《万年青》的出版写了那样一封信算不算错误,该不该扣发工资,看来也只有请中央裁决了。
中宣部的领导同志先后为我的信作了两次批示。中宣部的其他同志也为我的事跑了不少“衙门”。不过,问题的解决还是在一年之后,《人到中年》这部小说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北京市许多业余作者和专业作家几乎每会都为我呼吁。北京作协热心支持业余创作的同志还上书为作者陈情。同时也得到北京市委宣传部的同情和关注。最后,北京市补发了我的工资,调我到北京市作协当了一名驻会作家。这已经是一九八〇年九月了。
十一
关于我的作品,那是应该由读者和评论家们去说的。我只想就我的两部长篇小说《万年青》和《光明与黑暗》,说几句话。
这两部长篇小说是不会再版的了。原因很清楚:小说的政治观点是错误的,不符合现行政策。《万年青》写的是反对包产到户中的故事,而包产到户正是现在所推行的。《光明与黑暗》是写农业学大寨中的故事,而农业学大寨正是现在所不提的。
怎样对待这两部长篇小说呢?对于图书馆来说,事情很简单,下架就是了,全当没有出过这两本书。
对于作者来说,就不那么简单了。我不能否认我写过那两部长篇小说,我不能说我的处女作是《永远是春天》,而不是《万年青》。
历史是不容篡改的。我不能篡改历史。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两部政治上有错误的小说呢?
有的同志说,这是作者脱离生活,紧跟政治的结果。我很难同意这种说法。我们的生活是同政治分不开的,文学作品要反映生活就不可能脱离政治。生活中确实反对过包产到户。不仅中央反对,各级党委反对,广大农民也被动员起来反对,并且很多人是诚心诚意地反对。一九六二年反对,以后一直反对,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还在反对。
我在一九七四年写一九六二年中国农村生活的小说,当然只能反映党和农民怎样反对包产到户,而不可能反映当时生活中并不存在的党和农民怎样拥护包产到户。同样地,一九七五年,生活中确实有过“农业学大寨’运动,很多老同志确实曾经利用这个运动,同那些“只抓革命,不管生产”的造反派作过斗争,以求得安定团结,从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我写一九七五年县委生活的小说,当然只能反映县委怎样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做出各种文章,而不能反映当时生活中并不存在的对“农业学大寨”的批判。
我以为,比较公正的说法似乎应该是:多年来我们的生活被“左”的政治扭曲了,反映生活的文学作品只能反映那个被扭曲了的生活。这类作品的出现,主要不能从作者个人身上去找原因。它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特有的文学现象。若干年后,也许可以作专题去研究。
十二
回顾自己的创作道路,我感到疲倦。我累极了。
这确实不是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创作,是累人的。这不要紧,谁让你心甘情愿地选择了这一行呢?使人受不了的是,为了取得创作的权利,为了免遭诬陷,需要进行多么艰苦的持久的战斗呀!十多年中,小战不息,大战两次。我是一手拿盾,挡着明枪暗箭;一手握笔,趴在稿纸上,一步一步地走着。累,真累!
回首当年,我几乎很难相信,我竟有那样的勇气和精力,去应付那无休无止的纷争。今后,倘若还要“战斗”,还有第三次大战,我觉得我不会再有勇气和精力去应战了,我情愿不战而降。
人生毕竟是短促的。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只要手上这支笔不被打落,还能写下去,我实在舍不得时间去打那些无头的笔墨官司了。
(选自《谌容研究专集》,何火伍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