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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纳
这一个时期以来，中国评论界以“新”为贵，以“独创”为贵。而谌容，不属“独创”意识特别强烈的作家。
谁也不会无视近年来我国小说创作的变化。不但青年作家的“创新”意向令人瞩目，中年作家的变化也并非个别现象。我们从“变化”中看到的，既有不甘固步自封的可贵的艺术追求，也有出于急功近利的对于时尚的趋骛。对于大多数作家来说，他们“变化”的切实目标是“独创”一个属于自己的艺术世界。
而谌容，没有致力于构筑自己“独创”的世界。谌容作品也在变化着，这一变化与我国文学界近些年审美流变的趋向大致一致。体现于《人到中年》、《减去十岁》、《生前死后》的审美态度之间存在着不容置疑的距离。谌容的艺术视野很广阔，她不为自己划定题材圈子，不用某种艺术法则拘限自己。
现今时兴“系列”小说。在“系列”的或纵向或横向的展开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作者们“独创”自己的文学领地的意图。如莫言之于高密东北乡，高晓声之于陈奂生，张贤亮之于章永璘，王安忆之于她的某某庄，阿城之于他的某某王……谌容却不写“系列”。而且，在她的作品之间，我们找不到相连的故事和相同的人物。她的每一篇作品都独立存在着，谌容没有通过作品之间的有机联系和内在秩序，去构成更完整的审美世界。这没什么不好，甚至还说明着作者创作力的健旺。但是，在这里，谌容毕竟是放弃了一个建立“自己”的世界的较为便利的手段。
现今许多作家对风俗文化抱着浓郁兴趣，并且把自己熟悉的某一块乡土，作为观照世界的独特的立足地。如贾平凹之于商州，刘绍棠之于通州，韩少功之于湘西，李杭育之于葛川江……谌容却不写风土人情。她是四川人，可她的作品没有四川味儿。她现居北京，然而，除了依照居住地点，我们再没别的理由把她划进“北京作家群”。谌容爱写农村，从场景看、从人物语言看，我们能知道谌容农村题材小说所写的是北方农村，但是，她不去传达某一个地域的地方色彩和乡土气息。数十年中国作家提供的创作经验告诉我们：表现地域风貌对于作家形成与众不同的创作特色极有帮助。那么，谌容又舍弃了一个容易显示个性风采的环节。
近几年来，中国作家对于文学语言的自觉性大大提高。语言在作品的浮面。然而，浮面的美，如同人的美丽的容貌、仪表，不是也能产生很大的吸引力吗？何况，语言不仅是浮面的东西。即使作品其他方面平平，作家也可以依仗语言本身来实现作品的艺术价值。当我们面对那种有意淡化情节的诗情小说，我们更容易体味到在构成文学作品的诸要素中，文学语言所独具的重要性。不同于我们在好些年间习惯了将“内容”置于“语言”之上，法国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布封把“文笔”以外的东西都视为作品的“身外物”。他认为“文笔”才是作品能否传世的关键所在：“知识、事实与发现都很容易脱离作品而转入别人手里，它们经更巧妙的手笔一写，甚至会比原作还要出色些哩。这些东西都是身外物，文笔却是人的本身。”（《论文笔》）我相信，对于小说作者，建立起独立的语言风格是成“家”的捷径。有的作家只是由于语感的新鲜与独特，便被尊为有自己“风格”的作家，同时，也存在着相反的情况：即使在文学语言方面缺乏独创性，也并非决定了一个作家不能成为优秀的或伟大的作家。如果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些作品通过翻译，甚至通过笨拙译者的翻译仍能获得异国评论家与读者的由衷的赞赏。说到谌容，无论从选词遣字来说，还是从句式构成来说，她文字的风格特色不算显明。她没有力图超越以往的语言模式，也没有着力于追求语体的个性。
然而，文学行进中的现实是那么耐人寻味：当作家们纷纷去独辟蹊径，当相当一些作家不约而同地去专攻情绪和感觉，“独创”意识不那么强烈的谌容反倒显出了自己的“独特”。
况且，文学作品的价值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判断作家“优秀”与否，并不只以“创新”度为依据。谌容的创作实绩也说明着这一点。就谌容来说，她的艺术表现力大于“创新”力。在她的文字中间没有什么奇气回荡，她也没有令人憔悴的过分的激情。她可依仗的，是发展得十分均衡的健硕的才智。
谌容很适合写小说。“小说”本无定格，然而，无论小说观念怎样开放，作为文学体裁的“小说”也仍有其规定性。谌容传神达意的表现力十分出色。她的小说始终很好读，她的文学保持着生动的口语感，她的顺顺畅畅的叙述中有清晰的节律。当初，表现在《永远是春天》、《人到中年》……里的，是一种舒缓的顺畅。她以体贴入微的、悠悠不迫的笔触叙写生动的故事，描画栩栩如生的人物。“栩栩如生”这个词，曾经被当做文学作品艺术性的标志而用滥了。近几年，由于相当一部分评论者的注意力已不在“形象”本身，它在评论文章中出现的频率大大降低。而用“栩栩如生”这个词来形容谌容笔下的某些人物，却是十分恰当。一定有不少读者还能记起自己阅读《永远是春天》、《人到中年》等作品的感受。那韩腊梅、那陆文婷，以及这两篇小说里的一些不很重要的人物，留给读者的确是“如生”的印象。“如生”的效果是以密针细线的“刻画”达到的。发表于一九八四年的《错、错、错》，更为充分地显示了谌容密针细线的刻画能力，尤其是心理刻画的能力。并非没有人写过类似的故事与相近的人物，但谌容能写得比别人更生动。而今，在谌容，“舒缓”早已部分地被“明快”代替。她近年来发表的《减去十岁》、《献上一束夜来香》、《生前死后》等作品，写得更流利了，更潇洒了。拿《减去十岁》来说，她选择了经济的艺术手法，以充满活力的粗线条，使作品呈现出生气盈然的气势。我将这个一般用来评价长篇创作的词“气势”移用于一个短篇，是因为我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作者笔力的遒劲。对于女作家，遒劲的笔力十分难得，中国当代的男作家们，能有这样遒劲的笔力的，也不多。
谌容是个有思想、有见地的作家。她始终关注着社会现实，她对于社会心理有敏锐的透视力。她的思考并不超出中国文化界的整体水平，但她总能找到更机智的切入角度。《杨月月与萨特之研究》将一个平凡的中国妇女杨月月与萨特的高深的存在主义联系起来，给读者以令人憬悟的启示。《献上一束夜来香》叙述了在一个美丽开朗的姑娘与一个呆滞委顿的老头之间本来无事的故事。类似的故事并非不可能在别的作家的笔下出现，但谌容却引入了“主体意识”这样的哲学命题。谌容小说所蕴含的深长的哲学意味提高了它们的艺术品格。
我不知道谌容是否写过戏剧。在我阅读她的小说的时候，时常惊叹她的戏剧才能。将她的《真真假假》等小说改编为剧本，大约是不费事的。《真真假假》的每一节不就差不多是话剧的一幕吗？《减去十岁》不是可以作为戏剧小品来演出吗？顺便说一句，《减去十岁》容纳了荒诞，不过，“荒诞”的只是一个框架，荒诞框架中盛装的是毫无荒诞的现实生活内容。有的时候，谌容小说是太戏剧化了，以至于让我们感到作者用心太显豁，叙述角度太少变换，——“戏剧”与“小说”这两种文学样式毕竟有各自的优长和局限。
北京人说：“不生一帅，便生一怪。”在文学创作上，既有博大精深的“帅”的一路，也有翻新出奇的“怪”的一路。一般说来，“新”、“奇”、“怪”的路数较容易显示作家的鲜明的艺术个性，从而较为便利地在文学整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谌容还不能说是博大精深的作家，但她是走在这样一条路上，这毕竟是一条更为艰难的文学道路。
当前中国文学界的价值取向，对评价谌容不大有利。然而，既然谌容持有坚实可靠的明睿的才智，她还很有后劲，她的小说创作自会有更远大的发展。
（原载《文学自由谈》1987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