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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大部分人只知道大河、毁坏的公路和它们两边的东西。此外的一切均属未知，我们只能为之惊诧。我们很少偏离常规的路线，其实我们出门的次数都不多。好像我们到这里来已经跑得太远，没有心思再动了。我们只是守着自己熟悉的东西：公寓、商店、俱乐部、酒吧、日落时的河畔。有些周末，我们也到河马岛上去玩。河马岛位于急流上游。不过，岛上荒无人烟，只有河马，我第一次去的时候见到了七只，现在只剩下三只了。
至于隐蔽的村庄，我们只能从到镇上来的村民身上了解一二。他们已经与外界隔绝多年，缺衣少食，每次出现的时候都形容枯槁，衣裳破烂，能再次自由出行他们似乎都很高兴。我经常从商店里看着他们在广场的商铺前闲逛，盯着各式布匹和成衣，或者漫步到食品摊前，看着一堆一堆放在小块报纸上的油乎乎的煎飞蚁（论勺卖，价格不菲）。还有橙色的毛虫，眼睛外突，身上长着毛，在瓷盆里蠕动着。还有白白胖胖的蛴螬，装在小纸袋里，一个袋子放五六条，用潮湿松软的泥土养着。这些蛴螬富含脂肪，身体吸收能力强，没什么味道，沾甜的能吃出甜味，沾辣的能吃出辣味。这些都是森林食品，不过现在村庄里已经找不到了（蛴螬生长在一种棕榈树的树心），大家也不想跑到森林深处去找。
村民们本来只是到镇上来逛逛，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镇上露宿。一到晚上，街道上、广场上到处都有做饭的。商店雨篷下的人行道是睡觉的地方。在这里睡觉的人还搭起了象征性的围墙：用石头或者砖块支撑着纸盒子，构成矮墙；或者在地上插上棍子，用石头围住棍子，保持棍子直立，然后在棍子之间拉绳子，形成小拳击台的样子。
小镇的人气又旺了起来，不再像原来那样荒凉。人们从四面八方的村庄里赶来，似乎没有什么能阻挡他们。接着，从镇外茫茫一片的未知之中，传来了战争的消息。
还是那场战争，我们至今没有从中完全恢复过来。它是一场半部落性质的战争，在独立运动中爆发。战争让小镇受到重创，成了空城。我们都觉得这场战争已经打完了，该了结的都了结了，战争的狂热也化作乌有了。没有任何迹象让我们想到别的结局。连本地非洲人也开始觉得那是个疯狂的时期。说疯狂是实至名归。从马赫什和舒芭那里，我听说了很多关于那个时期的可怕故事。听说这里接连几个月都有士兵、叛兵和雇佣兵在肆意杀戮；人们被捆成让人难以接受的形状，在街上被活活打死，一边挨打，一边被迫唱一些歌。从村子里来的人对这种恐怖毫无准备。而现在，这可怕的情形又要重演了！
独立时期，我们这一带的人因为愤怒和恐惧而失去理智——殖民时代郁积了太多愤怒，部落之间潜伏的各种恐惧也被唤醒。这一带的人不仅受到欧洲人、阿拉伯人的虐待，也受到其他非洲人的压迫。独立运动开始后，他们不愿接受首都的新政府统治，于是掀起了这场起义。起义是完全自发的，没有领袖，也没有宣言。要是这场反抗更理智一些，不是为了反抗而反抗，这一带的人本可以建成新的国家，把河湾的小镇收归自己名下，成为新国家的首都。但他们过于憎恨入侵者，因为入侵者在这个小镇上统治，从小镇上发号施令，统治其他地方，所以他们连带着憎恨起小镇。他们宁可把它毁掉，也不想自己接管。
毁了小镇，他们又感到难受。他们盼着这里重现繁华。现在小镇露出了一点生机，他们却又害怕起来。
这些人好像不知道自己的想法。他们遭受的苦难太多了；他们给自己带来了太多苦难。他们从村子里出来到镇上游荡的时候，一个个都显得那么疲弱和癫狂。到了镇上，他们看上去非常需要小镇的食品和安宁，但一回到村里，他们就想把小镇重新推倒！多么可怕的愤怒！就像森林里的暗火，潜入地下，沿着被烧掉的树木的根系暗暗地燃烧，然后突然从一片光秃秃的焦土中冒出来。在废墟和贫乏当中，毁灭的欲望又燃烧起来了。
这场战争我们都以为已经远去，突然之间又冒了出来，就在我们身边。我们不时听说我们熟悉的路边发生了伏击事件，听说村庄被攻击，听说部落头人和官员被杀。
这时马赫什说的一席话让我印象深刻。他的衣着打扮总是那么一丝不苟，他总是那么养尊处优，为他可爱的妻子着迷不已，真是没想到他会说出这番话来。
马赫什告诉我：“你能怎么办？你生活在这里，你还问这个问题？别人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呗。只能继续下去。”
小镇上有军队驻扎进来了。这些军人来自于一个武士部落。他们原来伺候这一带的阿拉伯人，帮他们找奴隶。后来经过几次血腥叛乱，转投殖民政府门下当兵。所以，小镇的治安管理仍旧照搬原来的套路。
不过现在不需要奴隶了，而且在殖民时代结束后，每个人都可以得到枪支，每个部落都可能成为武士部落。所以这支军队行事谨慎。街上有时会出现一卡车一卡车的士兵，但这些士兵都不露出自己的武器。他们有时也在营房附近练练步伐。他们的营房也就是我那老乡建的宫殿，楼上楼下的走道被隔成几块，晾着女人的衣服（军人制服的洗涤被一个希腊人承包了）。仅此而已。这些军人都不张扬，也不敢张扬。他们周围都是过去的敌人，是他们原来猎捕的对象。他们定期领军饷，日子过得还不错，不过军备很短缺。这个国家刚换总统，新总统是军人出身。他用这种方式辖制国家，控制桀骜不驯的军人。
就这样，镇上的人们勉强相安无事。这些军人待遇不错，而且已经被驯化，和他们做做生意还是挺不错的。士兵们也舍得花钱，他们买家具，也喜欢地毯——这是跟阿拉伯人学的。不过现在镇上的平衡局面受到威胁了。军队真的要去打仗。把现代武器交给这些人，下命令让他们去杀人，他们会不会像各自为政的独立运动时期一样，变得如同他们猎捕奴隶的祖先，成群结队地四处烧杀抢掠？谁都不知道。
千万不要这样。我在这场战争中是中立的，两方我都怕。我不想看到军队失控的局面。我也不想小镇毁在本地人手里，尽管我对他们抱有同情。我不希望任何一方赢，只希望回到过去的平衡局面。
有天晚上，我预感战争近了。半夜醒来，我听到了远处的卡车声。可能是任何一方的卡车，甚至有可能是道莱特的运货车，从遥远的东海岸过来。我在想：“这是战争的声音。”听着机器发出的不间断的、刺耳的声音，我想到了枪。我在想这些枪会被用来对付疯狂的、食不果腹的村民——他们的衣服已经破得不成样子，黑乎乎的，和灰烬一个颜色。不过这都是半夜惊醒时的焦虑。过了一会儿，我又睡着了。
早上梅迪送咖啡来的时候说：“士兵们跑回去了。他们往大桥方向走。一到桥上，他们的枪就开始弯曲。”
“梅迪！”
“我正在跟你讲呢，恩主。”
糟了。部队要是真撤退就糟了。我不希望这支部队撤退。如果不是真的，那也够糟糕的。梅迪说的传闻是从本地人那里听来的。他说部队的枪变弯了，这就意味着反抗者——也就是那些衣衫褴褛的人——听信谣传，认为自己有森林和大河上各种阴魂护佑，刀枪不入。也就是说，只要有人振臂一呼，镇上的人立刻就会揭竿而起。
够糟的，不过我也没什么办法。商店的存货——根本没办法保护。我还有其他什么值钱的东西？还有两三公斤黄金，是我在各次小交易中挣下的。还有我的证件——出生证、英国护照等等。还有照相机，我以前给费迪南看过，后来再也不用它来吸引人了。所有这些东西我都放进一口木箱子里。我还把父亲托梅迪带来的圣地贴画放了进去。另外我也让梅迪把他的护照和钱放进箱子。梅迪恢复了在我们家做奴隶时的样子，慌慌张张，在这种节骨眼上还为了面子处处跟我学。看我把东西放到箱子里，他也照做，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往里塞，我不得不叫他停手。我们在院子里挖了个坑，把箱子埋了下去。那个坑就在楼梯下面，红土中没有石头，很好挖。
其时天色尚早。我们的后院荒凉乏味：早晨的阳光洒下来，院子里飘着邻居家的鸡的气味，地上是红色的尘土和死去的叶子，晨光中，树影斜斜地横在地上。这些树我在海岸的时候就很熟悉。一切都这么平淡无奇，我在想：“这样做真蠢！”过了一会儿，我又想：“我不该这样做！梅迪现在知道我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在那口箱子里。我现在只能听他摆布了。”
我们离开家，到商店开门营业。我得继续下去。早上第一个钟头，我们做成了一笔小生意。但紧接着，集市广场的人都走了，小镇陷入沉寂。阳光耀眼而炽烈，我盯着不断缩短的树影，以及广场周围的商铺和房屋。
我想我有时能听到急流的声音。那是河湾处永远不息的声音，若是平时，这里根本听不到。现在，那声音随风飘来，忽有忽无。中午，我们关门去吃饭，我开着车穿过街道，四处一片寂静，只有强烈的阳光下金光点点的河流还有一点儿生气。河上没有独木舟，只有一堆一堆的水葫芦，从南部漂过来，又向西部漂去。水葫芦的花茎粗粗的，宛若桅杆。
那天中午，我在那对亚洲夫妇家中吃饭。他们原来是做运输生意的，独立运动爆发后，生意立刻停了，家里其他人全部离开了。我和这对夫妇每周一起吃两次饭，但一直以来，他们家毫无变化。这对夫妇几乎从来没什么新消息，我们之间也仍然没多少话可说。他们的房子简陋得像农舍，坐在走道上看，院子里仍旧停放着运输公司留下的那些日益发霉生锈的汽车。这要是我自己的生意，我会觉得这幅场景有碍心情。不过老夫妇俩好像并不介意，也不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很多。他们好像觉得把日子挨过去就够了。和我们家上一辈的人一样，他们觉得自己完成了宗教和家庭规定的传统义务，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够了，圆满了。
过去在海岸的时候，每当在我们群体中看到像他们这样对周围发生的事情漠不关心的人，我就会感到悲哀。我总想让他们觉醒，让他们意识到危险的存在。但现在能和这对安详的老人待在一起，我感到心情十分平和。在这样的一天，如果能一直待在这里多好啊。真希望能回到童年，生活在睿智的长者的庇护之下，相信他们所相信的一切！
日子顺当的时候，谁会需要哲学和信仰？日子顺当的时候，每个人都能应付。只有在不顺当的时候，我们才需要借助外力。说到借助外力，非洲人是最擅长的。非洲人掀起了这场战争，他们会因战争吃尽苦头，他们面临的苦难无人能比。但他们能够应付。不管穿得多么破烂，他们都有自己的部落和村庄，这是完全属于他们的世界。他们至少可以逃回他们隐秘的世界，消失在其中，以前他们就这样干过。即便他们遭到巨大的不幸，在临死的时候，他们心里还是踏实的，因为他们知道祖先在上面看着，祖先赞许他们所做的一切。
但费迪南做不到。他血缘混杂，和我一样，在这个镇上也是个陌生人。下午，他来到我的公寓，看上去非常疯狂，几近歇斯底里，充满了非洲人对陌生的非洲人的恐惧。
学校已经停课，目的是保证师生安全。费迪南觉得学校很不安全，他认为镇上一旦发生叛乱，头一个攻打的就是学校。他摆脱了原先装出的种种角色和姿态。他原来一直大模大样地穿着运动校服，显示自己是非洲的新一代，现在觉得这衣服危险，会彰显出他的与众不同，于是给扔掉了；下身的白短裤也换成了卡其布长裤。他语无伦次地说要回南部，回到他父亲那边去。不过这是不可能的——他也知道这不可能。不要说去南部，就是沿着大河送他回他母亲的村里都不可能。
这孩子已经老大不小，可以说是个大人了，这时竟然抽抽搭搭：“我又没想到这里来。我谁都不认识。是我妈妈要我来的。我没想到这镇上来，也没想来上学。她为什么要送我来读书啊？”
这种时候，我和梅迪都觉得安慰别人本身就是一种安慰。我们决定让费迪南住进梅迪的房间。我们给他收拾了一些铺盖出来。见我们这么关心他，他平静下来。天还没黑，我们就早早吃了饭。吃饭的时候费迪南一言不发。回各自房间后，他和梅迪聊了起来。
我听见梅迪在说：“他们到了桥上，所有卡车都停住了，他们的枪也弯了。”
梅迪嗓门很高，声音很兴奋。他早上告诉我的时候可不是这种声音。现在他的腔调和本地非洲人一样，他就是从他们那里得到这个消息的。
到了早上，商店外面的集市广场毫无生气。小镇仍然空空荡荡。流浪的，露宿的，似乎全都躲起来了。
中午我到马赫什和舒芭家吃饭，发现他们的高级地毯不见了，同时消失的还有上好的玻璃器皿和银器，以及水晶玻璃的裸女塑像。舒芭看上去很紧张，特别是眼睛周围。马赫什更紧张，最让他感到紧张的是舒芭。我们吃饭的时候，情绪一直随着舒芭的情绪起伏。今天她好像要为她准备的饭菜而惩罚我们。我们吃了好长时间都没有说话。舒芭用疲惫的眼神低头看着桌子，马赫什则不断地看向她。
舒芭最后终于开口了：“我这一周本应在家。我父亲病了。我有没有跟你说过，萨林姆？我应该和他在一起，而且今天是他生日。”
马赫什的目光在桌子上方飘来飘去。他又说了那段我曾觉得很聪明的话，不过效果大打折扣：“我们应该继续下去。一切都会好的。新总统又不是傻瓜，他不会像前任那样，躲在家里什么都不管。”
舒芭插话了：“继续下去？继续下去？我一直就是这样过的。我一辈子都是这样过的。我在这些非洲人中间就是这样过的。萨林姆，你说这能叫日子吗？”
她看着盘子，并没有抬眼看我。我也没开口。
舒芭又说了：“萨林姆，我这辈子都荒废了。你想象不出我这辈子是怎么荒废掉的。你不知道我待在这里多么担惊受怕。你不知道我听说你来的时候有多恐惧，你不知道我一听说镇上来了陌生人有多害怕。你知道，我不得不害怕所有人。”她的眼睛抽搐了一下。她停住不吃了，用指尖按住颧骨，好像要把神经的疼痛挤压走。“我是富足人家出来的，我们家挺富裕。这你也知道。家里人给我安排好了一切，可我遇到了马赫什。他那时开了一家摩托车店。当时发生了一件很可怕的事。我和他刚认识就上床了。你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家庭，是什么样的风俗，所以我想你也知道我做出这种事有多糟糕！不过糟糕的还不止这些。自从这件事以后，我们就不想和任何人交往。这也是我命苦！你怎么不吃啊，萨林姆？吃啊，吃啊，我们还要继续下去呢。”
马赫什的嘴唇紧张地闭起来，看上去有点儿傻。听到责怪的话中含有表扬的意思，两眼又开始熠熠发亮。他和舒芭已经共同生活快十年了。
“我的家人把马赫什毒打了一顿。不过这更坚定了我的决心。我的哥哥弟弟扬言要泼硫酸毁我的容貌。他们可是说到做到的。他们还扬言要杀马赫什。所以我们躲这儿来了。我每天都在防着我的兄弟们来。到现在还是。我在等待他们。你知道像我们这样的人家，有些事是开不得玩笑的。后来，萨林姆，我们住在这里的时候，发生了更糟糕的事情。马赫什说我天天防着兄弟们其实很傻。他说：‘你的哥哥弟弟不会自己大老远跑这儿来。他们会派别人。’”
马赫什插了一句：“我那是开玩笑。”
“不，那不是开玩笑。是真的。天知道他们会派什么人过来，任何人都有可能。不一定非得是亚洲人。有可能是比利时人、希腊人，或者其他欧洲人。也可能是非洲人。我怎么搞得清？”
吃饭的时候就舒芭一个人在说，马赫什没有打断她，似乎他以前应付过这种局面。饭后，我们一起进城，马赫什说他不想把车开过去，于是上了我的车。刚离开舒芭，他的紧张就一扫而空。舒芭说了这么多他们之间的事，可他一点儿没有感到难堪，也没作评论。
我们沿着尘土飞扬的街道往前行驶，马赫什开口了：“舒芭夸张了。事情没有她想的那么糟。新总统可不是傻瓜。汽船今天早晨还开过来了，里面都是白人。你不知道？你要是到凡·德尔·魏登旅馆那里，就会看到一些白人。新总统出身不好，好像是女仆生的。不过他会把局面收拾起来的！他会利用眼下的机会，好好修理修理这个国家，让大家该做什么做什么。去凡·德尔·魏登看看，你就会知道独立后是什么情形了。”
马赫什说得没错。汽船确实开过来了，车子驶过码头时我向那边瞧了一眼，果然看到船停在那里。船来的时候并没有鸣笛，我也没有注意，所以根本不知道它开来了。这艘汽船甲板低，平底，几乎被海关的小屋挡住，只有船尾的船舱上层的顶盖露在外面。我把车停在马赫什的商店外，正对着凡·德尔·魏登。我看到一些军车，还有一些被临时征用的民用卡车和出租车。
马赫什说：“非洲人记性不好，这是好事。你去看看是谁来阻止他们自杀。”
凡·德尔·魏登是一幢现代化的楼房，高四层，水泥结构，线条笔直，是在独立之前的经济繁荣时期建起来的。尽管历经沧桑，仍勉强维持着现代旅馆的模样。沿人行道装了很多扇玻璃门，接待大厅铺着嵌花地板。里面有电梯，不过时常出故障。接待处仍放着独立前的航班广告，还有一个“客满”的牌子，从来没有撤走过，但事实上这家旅馆已经有些年没有客满过了。
我原以为大厅里会有很多人，熙熙攘攘，吵吵闹闹。可进去一看，发觉比平时还冷清，甚至可以说是悄无声息。不过旅馆还是有客人的：在贴花地板上放着二三十只箱子，都贴着一样的蓝色标签，上面写着“黑兹尔旅行社”。电梯今天坏了，只有一个服务员在值班。那是个矮小的老人，穿着殖民时代仆役的服装：卡其布短裤，短袖衬衫，外面罩着宽大而粗糙的围裙。老人沿着电梯旁的水磨石楼梯独自一人把箱子一个个往上搬。他的顶头上司是个腆着啤酒肚的非洲人。那人好像是河下游的人，平时总是站在接待处后面，什么也不干，只是拿根牙签剔牙，对谁都很粗鲁。不过今天他却站在箱子旁边，做出忙碌而又严肃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