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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过了下午两点，在晴朗的日子里，这种时候待在露天的地方会被晒伤。我和耶苇特都没有吃东西——只喝了些撑肚子的啤酒。我建议找个凉快的地方吃点儿东西，她没有反对。
码头附近的柏油地面踩上去有些发软。烈日下楼房的阴影退缩到了墙根。码头这里的楼房都是殖民时代的建筑，看起来很坚实——涂成赭红色的石墙，绿色的百叶窗，高高的铁条窗户，漆成绿色的波纹铁皮屋顶。汽船办公室的门紧锁着，门口挂了块破破烂烂的黑板，上面写着开船的日期。值班的官员已经走了，码头大门附近的人也走光了。残破的花岗石纪念碑周围的集市正在散场。凤凰树才长出毛茸茸的嫩叶，根本不能遮阴，阳光直直地穿过树冠射下来。地上有些地方长着草，形成圆圆的小土丘，没长草的地方全踩成了灰土，垃圾和动物屎尿到处都是，底部沾了细细的尘土，似乎正在自己卷起来，将要从地表剥落。
我们没有去马赫什的汉堡王。我不想自找麻烦——舒芭一直都不喜欢耶苇特和因达尔的交往。我们去了蒂弗里。蒂弗里和汉堡王相隔不太远，我真希望马赫什的男仆伊尔德丰斯不会乱说。但这不太可能，现在正是他无所事事的时候。
蒂弗里是一处新的或者说新潮的地方，是在持续的繁荣期间发展起来的。店主一家独立前在首都开饭店，后来到欧洲待了几年，最近又跑回这里碰运气。这店是他们的一项大投资——不惜血本，该添置的东西一样不缺，我看他们确实是在赌运气。不过我并不了解欧洲人和他们开饭店的习惯。蒂弗里主要面向我们这里的欧洲顾客。它是家族式饭店，服务对象是签了短期合同来本地区工作的那些人，他们在这里从事各种政府建设项目——领地、飞机场、自来水系统、水电站等等。蒂弗里的氛围是欧式的，非洲人不来光顾。和马赫什的汉堡王不同，这里没有那些戴着金表、口袋里插着金笔的官员。在蒂弗里，你不会有那种紧张情绪。
不过，在这里你也不会忘记你身处何地。墙上挂着的总统像约有三英尺高。穿着非洲服装的总统像现在越印越大，质量越来越精良（听说是在欧洲印刷的）。如果你知道他身上的豹皮和手杖上雕刻的含义，你就会不由自主地受到感染。我们都成了他的人民。即使在蒂弗里，周围的环境仍提醒我们：我们在各方面都依靠他。
通常情况下，店里的伙计——或者说侍者公民——都很客气，对你笑脸相迎，而且手脚麻利。但我们去的时候差不多已经过了午饭时间。平时店主高大的胖儿子总站在柜台后面的咖啡机旁边，照看着这里的一切，但此刻他可能在午休；他家里的其他人也不在场，侍者们懒洋洋地四处站着。他们身上穿着蓝色的侍者夹克，看上去怪怪的，让人想起外星人。他们并不粗鲁，只是心不在焉，好像弄丢了自己的角色。
不过空调还不错，从外边耀眼的阳光和潮湿的空气中走进来，清凉干爽的感觉扑面而来。耶苇特的烦恼有所减退，恢复了精神。有一个侍者注意到了我们俩，送来了一壶葡萄牙产的葡萄酒。酒冰冻过，后来解了冻。他还给我们送上苏格兰熏鲑鱼吐司，用两个木盘子盛着。什么都是进口的，什么都很昂贵。熏鲑鱼吐司事实上是蒂弗里饭店最普通的菜。
我问耶苇特：“因达尔有点儿爱演。情况是不是真的那么糟糕？”
“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还没有说他怎么兑现旅行支票的事呢。”
耶苇特背对着墙坐着，摆出一个引人注目的小姿势——就像雷蒙德：手掌抵住桌子边缘，头略略向右倾。
隔着两张桌子，有一个五口之家在用餐，快吃完了，一家人在大声说话。很普通的人，在蒂弗里经常能看到的那种。不过耶苇特似乎有些不快，不只是不快，她突然显得有些愤怒。
她说：“你不知道这是些什么人。但我看得出来。”
她那张露出愠色的脸上仍有一丝笑意。她把小小的咖啡杯举到嘴边，眼睛半斜半眯，显得颇为端庄。这一家人哪里惹到她了？是不是她判断出他们来自于某个让她不快的地区？还是那男人从事的工作，他们说的语言，他们的高嗓门，或者是他们的举止？她要是见到夜总会的那些人会怎么说呢？
我问：“你以前认识因达尔吗？”
“我是在这儿认识他的。”她把杯子放下。她斜着眼睛打量着杯子，随后，仿佛做出了什么决定一样，看着我说：“你在这儿过着你的生活。突然闯进来一个陌生人。他是个累赘。你不需要他。但久而久之，对这累赘你也就习以为常了。”
除了家人，和我打交道的女人不多，而且都是特殊身份的女人。我从来没有交往过耶苇特这样的女人，从来没有像这样和女人在一起谈话，也从来没有见识过这样的愠怒和成见。从她刚说的话里我能看出一种诚实和大胆，对像我这样背景的人来说，这种诚实和大胆有点可怕，但正因如此，它也让我着迷。
她和因达尔之间似乎有雷蒙德这个共同的熟人，但我不愿意我和她之间老是有因达尔这个共同的熟人。我换了个话题：“那天晚上去你家里，那感觉真是美妙得无法形容。我一直记得你当时穿的短衫，想再次看到穿着那件短衫的你，那黑色的丝绸，那裁剪样式，还有那上面的刺绣。”
看来这个话题再好不过。她回答说：“没有机会穿啊。不过我向你保证，它还在。”
“我想它不是印度的样式，那裁剪和手工都是欧式的。”
“是在哥本哈根买的。是玛吉特·勃兰特牌的。雷蒙德到哥本哈根开会时买的。”
出了蒂弗里的大门，即将走入热带的强光和炽热之中，我们都顿了一下。这有点儿像在雨天——走进雨中之前，总要这么停顿一下。她像刚刚想到一样对我说：“你明天要不要到我们家来吃饭？我们要招待一个讲师，雷蒙德现在觉得这种应酬很伤脑筋。”
汽船大概已经开出了十五英里，可能在丛林中穿行，可能过了第一个丛林定居点。丛林定居点的人可能一大早就在岸边等着了——虽然小镇并不远。汽船到来之前，那里肯定也像赶集一样热闹。汽船一到，男孩子们就跳下独木舟，游到前进的汽船和驳船边，希望引起乘客的注意。卖货的独木舟此时也从停泊处撑出来，上面装着菠萝和做工粗糙的椅子和凳子（河上旅行时用的一次性家具，是本地区特产）。这些独木舟一串串系在汽船边上，被汽船拖出好几英里。一阵喧嚣过后，这些人默默地划着独木舟，一连数小时逆流而上，从下午划到黄昏，从黄昏划到夜里。
耶苇特把午饭取消了，但没有通知我。穿着白夹克的仆人把我领进一间房子，里面没有接待客人的迹象，也不同于我记忆中的模样。非洲坐垫还在地板上，但那天晚上搬走的罩着套子的椅子（耶苇特说是塞进一间卧室了）又被搬了出来——带流苏的合成天鹅绒，是领地随处可见的那种“古铜”色。
领地的建筑都是仓促建成的，被灯光掩盖住的缺陷在正午的阳光下都暴露了出来。墙上的石灰有很多地方已经出现裂缝，有一处地方，裂缝沿着空心土坯砖的阶状结构延伸开来。窗户和门都没有做框缘，也没有木头镶边，看起来就像从墙上挖出来的不齐整的洞。天花板好像是用某种压缩过的硬纸板铺的，很多地方鼓了出来。两个空调都没开，有一个在漏水，水沿着墙面往下滴。窗户开着，外边没有屋檐遮挡，也没有树木，只有一片平地。屋子里光线非常强，让人感觉不是在室内。就是这间屋子，还有电唱机里播放的音乐，曾经给过我多少幻想！而如今，电唱机紧挨着书架，靠在墙边，在耀眼的光线之下，能看到它的有机玻璃盖子已经发黄发黑，蒙上了灰尘。
看到耶苇特每天居住的是这样的房子，再想想雷蒙德在这个国家的地位，我觉得我这次来访就像是对耶苇特来了次突然袭击。我看到了她作为一个家庭主妇的平凡，了解到她在领地生活的不安和不满。而在此之前，她的生活在我眼中多么有魅力！我突然间害怕和她搅和到一起，害怕卷入她的生活。我的幻想破灭了，这让我感到吃惊，但吃惊之余也觉得释然。但这些感觉没有维持多久，等到她进来，一切都化作乌有。和往常一样，此刻让我吃惊的是她本人。
看到我来了，她没表示出多少歉意，反倒觉得很有趣。她把邀请我的事情给忘了，不过她知道似乎有午餐这么一回事。午餐的计划一变再变，到最后地点改到了学院的教职工活动室。她转身去给我做南非式炒鸡蛋。仆人进来了，把桌子上的一些收据拿开，铺上桌布。桌子是椭圆形的，黑色，擦得很亮。“你在这儿过着你的生活。突然闯进来一个陌生人。他是个累赘。”
我在书架上层看到因达尔那天晚上拿给我看的书。作者在书里提到雷蒙德和耶苇特曾经在首都盛情款待过他，我记得耶苇特对她和雷蒙德的名字出现在书上很是在意。现在光线明亮，房间的样子变了，这书看起来也不一样了。这些藏书的封面都有些褪色。我抽出其中一本，看到雷蒙德的签名和日期：一九三七年。表明所有权。也可能是在陈述志向，表明对自己前途的信心。这本书看上去很陈旧，书页边缘已然泛黄，书脊上的红色字母几乎褪成了白色。它只是一本失去了生气的书，一件历史遗物。我抽出另一本书，看起来还比较新，上面有耶苇特的签名，还是她出嫁前的名字。用的是大陆常用的那种漂亮字体，名字的首字母Y写得很花哨。这签名透露的信息和二十三年前雷蒙德的签名如出一辙。
吃炒鸡蛋的时候，我对耶苇特说：“我想拜读雷蒙德的著作。因达尔说过，要论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当今世界谁也不及雷蒙德。他有没有出版过什么著作？”
“他在写现在这本书，已经写了好几年。政府本打算出版，但现在看来显然出了什么问题。”
“也就是说，他还没有什么著作出版？”
“不，他有论文。他的论文出书了。不过我不会推荐给你。我觉得不堪卒读，我把这话告诉雷蒙德，他说他可以说不堪卒写。还有，他有几篇文章散见于各种期刊。他没有时间写太多这样的文章。他把所有时间都花在这本记述这个国家的历史的著作上。”
“听说总统看过这本书的部分章节，有没有这回事？”
“以前是这样说的。”
但她无法告诉我现在的难处到底是什么。我只了解到雷蒙德现在把这本历史著作暂时搁置，腾出时间编辑总统的演讲集。气氛开始有些忧伤。我现在认识到了耶苇特在领地的真正处境，我也发现雷蒙德的故事可能是以讹传讹。我突然觉得，这屋子对耶苇特来说宛如囚笼。那天晚上，她邀请我们参加聚会，她穿着玛吉特·勃兰特短衫，是何等让人痴迷！如今看来，那只是一次脱轨之举。
准备离开的时候，我对她说：“哪天下午你有空，请一定和我到希腊俱乐部去玩玩。这样吧，就明天，请一定来。那里的人都在这里生活了很长时间，什么事情都见过。他们最不愿意说的就是这个国家的局势。”
她答应了，但过了一会儿又说：“你不要把它们给忘了。”
我不知道她指的是什么。她离开房间，走进雷蒙德那天晚上发表完道别演讲后进去的那扇门。没一会儿，她回来了，手里拿了好些杂志，这样几本，那样几本。有几本是在首都的政府印刷厂印的。这些杂志上都载有雷蒙德的文章。现在我们之间已经有了一个共同点——雷蒙德。这像是一种开端。
在领地的这一带，草地和空地上那些叶片粗硬的野草长得很高，几乎掩住了柏油大道两旁低一点儿的蘑菇状铝质灯罩。不少灯已经坏掉，有的甚至坏了好久，好像也没有人管。在领地另一边，用来发展模范农场的那片土地早已被野草淹没，只留下已走掉的中国人修建的门楼和六台一字排开、正在生锈的拖拉机。但是星期天公众沿着那条固定的单行道——原来有军人把守，现在换成了青年卫队——参观的那片区域还维持着。这条公共步道两旁不时还会增添新的雕塑。最近增添的雕像在主道尽头，是一尊非常庞大的母子石像，看上去好像还没有完工。
我的耳边回响起纳扎努丁的话：“这里什么也不是，只是一片丛林。”不过，我的吃惊和纳扎努丁的不一样，和商业前景毫无关系。看到领地的空地，看到领地外面村里人随意搭建的落脚地，我心里想的却是耶苇特，还有她在领地上的生活。因达尔在这里的时候，领地给我的感觉是非洲的小欧洲，现在看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它只不过是丛林中的生活。我突然感到害怕，害怕和耶苇特一起失败，害怕落到一无所有的地步，害怕成功带来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