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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想起第一次和耶苇特见面的情形。那天晚上，她的家里洋溢着非洲的欧洲气氛，她穿着玛吉特·勃兰特牌黑色短衫，地板上台灯柔和的光线打在她的身上，琼·贝兹的歌声在我心中挑起万千遐想。
换个场合，换个时间，她或许不会给我留下这样的印象。或许，如果我当天就读了耶苇特给我的雷蒙德的文章，第二天下午她到我的公寓里来就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我就不会找理由让她靠在客厅的白墙上向我展示她的侧影，我们或许会径直去希腊俱乐部。中午看到她住的房子，已经让我有些吃惊。要是拜访后立刻通过文章认清雷蒙德，我就能进一步看清耶苇特——她的野心，她错误的判断，她的失败。
她这样的失败我一点儿也不想卷进去。我之所以想和耶苇特偷欢，只是想要如入云霄的快乐，想要脱离我现在的生活：沉闷，无谓的紧张，“这个国家的现状”。和同样被困住的人纠缠在一起不是我的本意。
但现在就是这个局面。我无法逃脱。那个下午，是我发现了她，但自此之后，我就成了她的猎物，被这个我一直希望赢取的女人占有了。满足感无济于事，只是打开了新的空白，启动了新的需求。
我眼中的小镇变了，它开始有了新的意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天气关联着不同的记忆和情绪。店里的抽屉里原来放着雷蒙德的杂志，也就是我忘记去看的那些杂志。现在换成了耶苇特的照片。有些照片很旧，对她来说应该很珍贵。这些照片是她送给我的礼物，她在不同时间送给我，或是用来示爱，或是作为奖赏，或是表示她的柔情。我们第一次见面没有拥抱，后来我们心照不宣地保持这样，不和对方说那种卿卿我我的情话。我们的感情以堕落的肉体方式宣泄，但我更喜欢耶苇特的照片，我觉得它们最为纯洁。我特别喜欢她孩提时在比利时拍的照片。当时的她还觉得未来是个琢磨不透的谜。
抽屉里有了这些照片，从店里看外面的风景就有了一种不同的感觉：广场上湿淋淋的树，商铺，四处游逛的村民，没有铺柏油的马路晴天尘灰满地，遇雨则一片红色泥泞。在这个破败的小镇，我曾经感到自己死气沉沉，而现在，我觉得它简直是为我而存在的。
与此同时，我开始关注政治，甚至可以说有一种政治焦虑。本来我不需要政治，但我无法克制自己。通过耶苇特，我和雷蒙德拴在了一起；通过雷蒙德，我和总统的权势——是事实也好，是一种认识也好——前所未有地联系在一起。看到到处都是总统肖像，我开始觉得我们不管是不是非洲人，都是他的人民。因为雷蒙德的缘故，我还有一种感觉，觉得我们都依靠着总统，同时，不管我们从事什么工作，也不管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自认为是在为自己工作，我们都是在为他服务。
有很短一段时间，我相信雷蒙德就是因达尔所说的总统的白人亲信，我为自己和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人离得这么近而感到激动。我觉得自己超越了这个我熟悉的地区及其日常生活——山一样的垃圾堆，坑坑洼洼的公路，狡猾的官员，破败的城镇，每天从丛林里来的无所事事、无以果腹的村民，醉汉，动辄发生的谋杀，还有我的商店。总统远在首都，而围绕在他周围的权力，还有生活，却显得是这个国家的现实和本质之所在。
认识到雷蒙德的真正处境，总统随之远去，再次成为高高在上的人。但现在我和总统之间仍有一种联系：我觉得他的权势是某种个人的东西，好像我们每个人都通过一根线和他的权势连在一起，这根线他想收就收，想放就放。这种感觉我以前从来没有过。和镇上其他外国人一样，我过着本分的生活。我们把总统的官方肖像挂在自己的商店和办公室里；我们还购买各种总统基金。但我们都尽力把这一切当作背景，和自己的私人生活分开。比如在希腊俱乐部，大家就心照不宣地避开政治话题。
但现在，通过雷蒙德和耶苇特，我被带入政治的深层，认识到每一幅新的官方肖像的用意，每一尊非洲母子雕塑的内涵，我再也不能把这些肖像和雕塑当成背景。或许会有人告诉我，为了印这些肖像，政府欠了一大笔钱，但认识到总统的目的，就不能不受到感染。来访者可以对母子雕塑嗤之以鼻，但我不能。
雷蒙德那本历史著作情况不妙——杳无音信。因达尔临走的时候曾答应过问此事（他还把手放到耶苇特大腿上了），但一走便再无音信。我说因达尔也没有给我来信，我还说他自己也有大麻烦，但这一切都安慰不了耶苇特。她并不是为因达尔牵肠挂肚，她只是想听到一点儿新的消息。因达尔离开这个国家之后很久，她仍在等着从首都传来只言片语。
与此同时，雷蒙德已经完成了总统演讲稿的编纂工作，接着写那本历史著作。他很擅长掩饰自己的失望和紧张，但这些情绪却从耶苇特身上流露出来。有时候，她到我家里来，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了好几岁，她那年轻的皮肤看起来非常苍白，下巴上的肉开始松弛，露出双下巴的模样，眼角的鱼尾纹也更明显了。
可怜的姑娘！这可不是她嫁给雷蒙德时所期望的生活。他们相遇的时候她还在欧洲读书。雷蒙德当时随一个政府代表团出访。他辅佐的人刚登上总统的宝座，虽然他的顾问角色应该是保密的，但他的显赫地位却人所共知，所以耶苇特所在的大学邀请他去做讲座。在那次讲座上耶苇特提了一个问题——她当时在写毕业论文，主题是关于非洲的法语作品里的奴隶制。后来他们再见面，雷蒙德对她百般殷勤，她被征服了。雷蒙德以前结过婚，独立后没几年，也就是雷蒙德还在当教师的时候，他们就离婚了，妻子和女儿都回到了欧洲。
“人们说男人结婚前应该看看未婚妻的母亲，”耶苇特说，“而像我这样的女孩应该先想一想被男人抛弃的或者被他们耗得油尽灯枯的女人，就会知道自己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但你能想象吗？这个帅气而杰出的男人第一次带我出去吃饭，就去了最昂贵的地方。他做这一切的时候显得漫不经心。但他知道我的家庭背景，他对自己所做的一切心里都有一本账。他请我的这顿饭花的钱比我父亲一周的薪水还要多。我知道这是代表团的钱，不过我不在乎。女人很蠢。不过，要是女人不愚蠢，这个世界就没法运转了。
“应该说，我们结婚后，感觉好极了。总统经常邀请我们吃饭，前几次我就坐在他的右边。他说他不能亏待了他的老教授的妻子——但这不是事实。雷蒙德从来没有教过他，这些话都是说给欧洲媒体听的。总统是个很有魅力的人，我还应补充一句，他从来不会让人觉得他是在说些敷衍的废话。第一次我们的话题是桌子，真的是桌子。那桌子是用本地木头雕刻出来的，边上刻有非洲的图案。让人毛骨悚然，如果你想知道的话。他说非洲人天生擅长木刻，这个国家的人足以为全世界打造高质量的家具。这就像最近盛传的在河边兴建工业园的说法——都只是聊天的话题。不过我那时候初出茅庐，人家说什么我都相信。
“四周总有摄像机。甚至在一开始那几年就已经是这样了。他总是在为他们摆造型——你知道，这样照来照去，谈话很难进行。他从来不肯放松下来。他总是主导着话题。他从来不让你提起新的话题。否则他会直接转身走掉。这是皇家礼节——他是从某个人那里学来的，我是从他那里学来的，很不容易。他会突然从你面前走开，这像是一种个人风格。到了指定的时间转身径直走出屋子——他好像喜欢这种派头。
“我们有时候和他一起出访。我们出现在几张早期的官方照片的背景里——以白人为背景的照片。我注意到他的穿衣风格变了，我以为他只是想穿比较舒服的衣服，非洲风格的乡下衣服。我们每到一处，总有那些表示欢迎的séances d'animation，也就是部落舞蹈。他对此兴趣浓厚。他说他要为这些被好莱坞和西方丑化的舞蹈正名，要给它们以尊严。他想为这些舞者修建剧院。在某次欣赏这样的舞蹈时，我陷入了麻烦。他把手杖放到地上。我不知道这样做有特殊的意义。我也不知道我应该闭嘴。要知道，在部落酋长时代，手杖放在地上的时候你如果说话，他们会把你活活打死。我离他很近，说了一些关于这些舞蹈者的技巧的话，都是一些很平常的话。他愤怒地噘起嘴唇，转过脸去，头抬了起来。这完全不是装派头。周围的非洲人都被我的举动吓得魂不附体。这时我感觉到游戏变成了可怕的现实，我到了一个可怕的地方。
“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能和他一起出现在公众场合。当然，这不是他和雷蒙德闹僵的原因。事实上，这件事发生以后，他对雷蒙德比以前更友好。他后来和雷蒙德关系破裂是因为他觉得雷蒙德对自己不再有用，觉得自己在首都身边跟着白人是件让人难堪的事。至于我，他不再和我说话，但是他坚持派官员来嘘寒问暖。他凡事总要找效仿的榜样，我想他肯定听说过戴高乐派人问候政敌的妻子的故事。
“所以我想，如果因达尔去打听雷蒙德的著作出版一事，肯定能传到他耳朵里。这里发生的一切都会传到总统耳朵里。你知道，这地方是在唱独角戏。我原指望听到一些间接的话。但我没有想到，这么长时间，他甚至连问候也不转达了。”
她的痛苦远甚于雷蒙德。这个国家对她来说还是陌生的，她还在摇摆，还在将信将疑地依赖别人。而雷蒙德已经视这儿为家乡。他现在面临的处境对他来说或许并不陌生。在殖民时代的首都当教师那阵子，他就像现在这样门庭冷落。或许他已经恢复了原来的个性：教师的自足自知，孤芳自赏。但我觉得还有点儿别的东西。我觉得雷蒙德在刻意遵循他给自己定下的某种准则，遵循这种准则，他能够得到内心的安宁。
由于这种准则，他不能表达失望或者妒忌。在这种状态下，他不同于继续到领地来拜访他、听他高谈阔论的年轻人，他仍旧给人重任在肩的感觉。他仍然有一箱又一箱大家都想看的书。毕竟这么多年他都是大人物的白人亲信，是人们眼中对这个国家最了解的人，他的声望依然如故。
这些访客有时会批评某人的著作，或者某人在某地举办的会议（现在没人邀请雷蒙德去参加各种会议了），雷蒙德总是不说话，除非他对这些著作或者会议确实有高论可以阐发。他总是直直地看着来访者的眼睛，好像只是在等他说完。我注意到他经常这样做，给人的印象是他在听打断他说话的人说完。遇到这样的场景，耶苇特的脸上会露出惊讶或难受的表情。
有一天晚上，我听到一位来客说，雷蒙德想申请一份美国的工作，但是遭到了拒绝。来客蓄着胡子，眼神卑鄙，不可信任，好像是站在雷蒙德一方说话。他的语气甚至有为雷蒙德抱不平的意味。我想他可能就是耶苇特说过的那个访问学者。此人和耶苇特一起看雷蒙德的文章时曾借机向她献殷勤。
留胡子的人说，从六十年代上半叶，时代就变了。现在非洲研究者已不那么稀罕，一辈子奉献给这片大陆的人正在被遗忘。各个大国暂时都不插手非洲事务，他们对非洲的态度也变了：他们过去常说这个时代是非洲的时代，曾经抢着巴结非洲的伟人，而现在，这些人放弃了非洲。
耶苇特抬起手腕，仔细地看表，像是故意要打断谈话。她说：“非洲的十年十秒钟前结束了。”
以前别人提到非洲的十年，她就开过这样的玩笑。这一次，她的小把戏同样奏效。她笑了，雷蒙德和我也笑了。留胡子的人也听出了弦外之音，于是不再提雷蒙德申请被拒的话题。
留胡子的男人的一席话让我心情沮丧。耶苇特下一次到我公寓来的时候，我说：“但是你没有告诉我你要离开。”
“你没有想过离开吗？”
“是的，最后是要离开的。”
“最后我们都要离开。你的生活已经定下来了。你现在差不多算是和那个人的女儿订婚了，你说过的。一切都在等待着你。而我的生活还说不定会怎么变化。我必须做点儿什么。不能就这么待下去。”
“但你为什么一开始不告诉我？”
“为什么说这些明知不能实现的事？再说了，这种事传出去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你知道的。雷蒙德现在在国外没法混了。”
“那他为什么还要申请？”
“是我叫他申请的。我想也许有一点儿可能呢。雷蒙德自己是不会做这种事的，他太忠诚。”
以前因为雷蒙德和总统关系密切，人们争相邀请他到世界各地开会。现在，正因为他和总统曾经的关系，去申请海外职位反而没有人认真考虑。除非发生不同寻常的事，否则他只有守在这里，仰总统的鼻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