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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勒妮
回家的感觉真的太棒了。
尽管我住的是单人病房，两边的病房没让住人，所有的医护人员都在伺候我，但我已经厌倦了住院。说到底，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比家更适合调养身体，振奋精神的了。
许多年前，我读到过一些离奇的故事——濒死患者体验“灵魂出窍”，不幸死在手术台上的病人又活过来，诸如此类——对此我一概不信。如今，这种荒诞不经、耸人听闻的新闻仍然大行其道。可是，当我在医院中苏醒过来时，那感觉就跟这些故事中描述的一模一样。有一阵子，我觉得自己仿佛飘浮在病房的天花板上，虽然什么都看不到，却仿佛又能感知到一切。我能感知到病床上我那干瘦蜷曲的躯体，我能感受到连在那具躯体上的传感器、输液管、针头和导尿管，我能感知到护士、医生、勤杂工和其他许多人都在忙着维持我的生命。当我重新进入影像和声音的世界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先前是通过这些人的眼睛和耳朵感知一切的，而且是同时感觉这些人的所见所闻！我的念控力从未强大到可以同时获取多人的清晰感觉信息。我知道威利和尼娜也没有过。有一定经验的念控者可以同时操控一个陌生人和一个调教好的傀儡；经验更丰富的念控者甚至能通过快速转换操控对象同时操控两个陌生人，只是这样更耗费精力。但像我现在这样轻松地获取如此清晰的视觉、听觉和触觉信息，却是我闻所未闻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操控别人的时候，受控者必定会感知到我们的存在，他们要么会因此发疯，要么会下意识地不去回忆被操控的经历——后者是人的本能反应，但会造成受控者丧失一段记忆，而且受控者无法解释自己为何会失忆。可是现在，我同时拥有六个人的视角，而且我知道，这些人完全没有觉察到我的存在。
可是，我能操控他们吗？我小心翼翼地试探，一会儿让护士拿起杯子，一会儿让勤杂工关门，一会儿又让医生说一两句他并不打算说的话。我不会进入他们的意识太深，以免影响到他们的医护专业能力。他们全都没有感觉到我的存在。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身体还处在昏迷之中，靠机器和不间断的看护来维持生命。我看上去像是被囚禁在躯壳中，但实际上，我的灵魂在以从未达到甚至想象过的灵活四处遨游、探索。我会进入一个护士，躲在她的双眼背后离开房间，感受她的活力和旺盛的生命力，品尝她口中咀嚼的薄荷味口香糖。来到走廊尽头的时候，我会伸出另一只感觉触角，进入外科主任的意识——同时绝不会与年轻护士脱离连接！——同他乘电梯下楼，发动林肯大陆汽车，向郊区行驶六英里，去与等待他的妻子会面。整个过程中，我还同时与另外四人保持着紧密连接，包括那名护士、走廊中的义工、病房楼下查看X光片的实习生，以及正站在病房里俯视我身体的第二个医生。我的念控力已经不再受距离的影响。多年以来，我和尼娜一直都惊叹于威利远距离操控傀儡的能力，但现在我比他强大得多。
我的念控力每天都在增强。
第二天，就在我测试新能力的时候，那家人回来了。我没有认出那个高个子、红头发的男人和苗条的金发妻子，但我透过接待员的眼睛看见了那三个孩子，并立刻认出了他们就是我在公园里见到的那些孩子。
红发男人一看到我的模样就惊呆了。我住在重症监护病房。这里就像是一个网，中心是护士站，周围辐射出一个个扇形的小房间。而在我所属的房间，我又被困在一个由静脉注射软管和感应线路构成的更小的网之中。医生将红发男人带离了可以观察重症监护病房的探视区。
“你是她的家人吗？”医生问。他是一个医术精湛、一丝不苟的男人，留着一头棕色长发。他是哈特曼医生，每当他出现在护士们面前时，我都能感觉到她们的愉悦、焦虑和尊敬。
“哦，不是。”红发男人说，“我名叫霍华德·沃登。昨天我……不，是我的孩子在我们的……呃……院子里散步时发现了她。她摔倒了……”
“不错，”哈特曼医生说，“我看过你给急诊室护士的报告。你不知道这位女士是谁？”
“是的。当时她只穿着浴袍和睡袍。我的孩子说，他们看见她从森林里走出来……”
“也不知道她从何而来？”
“唔……”沃登说，“我……我没有报警。我想我错了。南希和我在这儿待了几个小时。等确认她……这位老妇人……不会……我是说，确认她情况稳定之后，我们就回家了。我今天休假，我本来打算今早报警，但我想先来看看她怎么样了……”
“我们已经通知警察了。”哈特曼医生撒谎道。我是第一次操控他，简单得就像穿上一件自己钟爱的旧外套。“他们来录了口供。他们似乎也不知道这位多伊【46】夫人是从哪儿来的。没有人报警说有亲人失踪了。”
“多伊夫人？”霍华德·沃登说，“哦，是简·多伊的意思吧。听我说，医生，我们也觉她很可疑。我们住在公园里面大概两英里的地方，而孩子们说，她甚至都不是沿着公路走进来的。”说着，他朝重症监护病房瞥了一眼，“她怎么样了，医生？她看上去……看上去情况不妙。”
“这位女士得了严重中风。”哈特曼医生说，“很可能是连续发作了。”见霍华德面色煞白，医生继续说道，“这在我们医学上称之为‘脑血管意外’，也就是过去所说的脑出血。大脑供氧短暂中止。据我们诊断，出血发生在患者的右半脑，导致大脑和神经机能崩溃。这在她的左半身得到集中体现——眼皮低垂，上下肢瘫痪——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反倒值得庆幸，因为失语症——就是说不出话来——一般是左半脑损伤造成的。我们对患者做了脑电图和计算机轴向断层扫描。实话对你说，结果令我们费解。计算机轴向断层扫描确认患者很可能脑中动脉梗死，而脑电图的读数却不支持这一结论……”
我对不知所云的医学讨论丧失了兴趣，将关注点转移到门厅中的中年接待员那里。我让她站起来，走到三个孩子身边。“你们好，”我让她说，“我知道你们来这儿是探望谁的。”
“我们不能进病房去。”六岁的女孩说，她曾在太阳升起的时候演唱《嘿，朱迪》，“我们太小了。”
“但我知道你们想见谁。”接待员微笑着说。
“我想看到那位慈祥的老奶奶。”小男孩说，眼中带泪。
“我不想。”年纪最大的女孩断然否定。
“我也不想。”她六岁的妹妹也说。
“为什么？”我有点儿伤心。
“因为她很怪。”年纪最大的女孩说，“我原来也喜欢她，但我昨天碰到她手的时候，那感觉太搞笑了。”
“搞笑是什么意思？”我问。接待员戴着厚厚的眼镜，我的视野被扭曲了。我从不需要眼镜，除非要读书看报。
“搞笑，”女孩说，“古怪。就像摸到了蛇皮。我很快就松开了手，在她晕倒之前就松开了。可我就是觉得她不是好人。”
“不错。”女孩的妹妹说。
“闭嘴，艾莉。”年纪最大的女孩说，显然后悔对我讲了这么多。
“我喜欢那位慈祥的老奶奶。”五岁的男孩说。他在来医院之前似乎哭过。
我招手示意两个女孩去服务台。“过来，姑娘们。我有东西给你们。”我在抽屉里翻了一会儿，找到了两颗包着糖纸的薄荷糖。年级最大的女孩伸手要拿，我狠狠地抓住她的手腕，“我先来给你算算命吧。”我让接待员压低声音说。
“放开我。”女孩说。
“闭嘴！”我喝道，“你的名字是塔拉·沃登，你妹妹的名字是阿里森。你俩住在公园山上的一座大石头房子里，你们管那儿叫城堡。不久之后的一天深夜，一个长着黄色尖牙的绿色大妖怪就会来你的房间找你，他将把你——把你们两个——撕成碎片，吃进肚子。”
两个女孩踉跄着后退，脸色惨白，双眼圆睁。惊惧之中，她们甚至都忘了合上嘴。
“如果你们把这件事告诉别人……比如你们的爸爸、妈妈，任何人，”我让接待员故意发出可怕的咝咝声，“妖怪今晚就会来吃你们！”
两个女孩跌跌撞撞地后退到座椅边，跌坐下去，瞪着这个蛇一样可怕的女人。一分钟后，一对老夫妇来服务台询问某个房间怎么走，我便让接待员恢复成她自己——可爱，单纯，还有点儿好管闲事。
楼上，哈德曼医生已经向霍华德·沃登介绍完我的病情。走廊上，护士长欧德史密斯检查了给病人的药物，还特别留心检查了给“多伊夫人”的药。在我的房间，名叫休厄尔的年轻护士正在温柔地用冷压布给我擦拭身体，几乎是虔诚地在为我做按摩。那种感觉只是若有若无，但知道自己的身体正在接受悉心呵护，我会安心许多。重新拥有家人的感觉真好。
第三天，准确地说，是第三天晚上，我正在休息——我已经不会真正地睡眠，只是让自己的意识在不同的受控者之间随机地飘来飘去，就像是做梦一样——这时我突然感受到一种几十年都没有体会过的肉体兴奋。一个男人搂住了我，下身不停地撞击我。我感觉心脏狂跳，我年轻的乳房紧贴着他的胸膛。
是康妮·休厄尔护士在储物间里与实习医生交欢。我反正也睡不着，就索性让意识重返休厄尔护士的大脑。我安慰自己，这场交欢不是我主动挑起的，我只是参与罢了。那一晚过得非常快。
我不知道我是何时有了回家的念头的。头几个星期或者说头一个月，医院对我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到二月中旬，我就越来越频繁地思念查尔斯顿和我的家。入院第三周，哈特曼医生将我转移到七楼一个更大的私人病房里。在大多数医护人员的印象中，我都是一个配得上特殊照顾的有钱老太太。这倒不假。
可是，医院的一位主管——马卡姆医生——却不停地问我的情况。他每天都会来七楼，像一条闻到猎物气息的猎犬一样。我让哈特曼先生打消他的疑虑。我让欧德史密斯护士长给他解释。最后我甚至进入那个家伙的思想，用我自己的办法让他放心。但他铁了心要同我过不去。四天之后，他又回来了，问护士我接受了哪些特别护理，并要求知道是谁在为我的药品、检查、计算机轴向断层扫描和专家会诊付钱。马卡姆指出，办公室没有我的入院记录，没有病历，没有电脑打印出的费用清单，也没有费用如何支付的确切说法。欧德史密斯护士和哈特曼医生答应出席明天上午的会议，讨论我的问题。参会的除了马卡姆，还有医院董事会主席、办公室主任和其他三名高管。
那天晚上，马卡姆回家的时候，我进入了他的意识。斯古吉尔河高速公路非常拥堵，让我想起了圣诞前夜的纽约。就在我们即将达到与罗斯福高速公路的交叉口时，我让我们的这位朋友把车开上了狭窄的路肩，打开闪烁的应急灯，站在这辆奔驰车前。我帮他在那儿站了一分多钟，挠着光头，不知道他的车出了什么毛病。他很快就会明白我的目的——五条车道都是高速行驶的汽车，其中内侧车道上是一辆大卡车。
我们的高管朋友三个箭步冲出去，跳到车前。我听到气喇叭发出的咆哮，看到快速逼近的卡车司机脸上的惊恐表情，感受到马卡姆转瞬即逝的困惑与惊惧。沉重的撞击将我送回到别的视角。我找到了休厄尔护士，她正焦急地等待着换班，等待着那个年轻医生的到来。
住院期间，时间对我来说已经没什么意义。我能在时间的长河中进退裕如，就像我能轻而易举地在不同的视角间转换一样。我尤其喜欢重温我和尼娜，以及我们的新朋友威廉在欧洲度过的那些夏日。
我记得，在凉爽的夏日夜晚，我们三人会沿着维也纳有名的戒指路散步。维也纳的名人全都身穿华美制服在这条路上行走过。威利喜欢去诺斯多弗街的斗兽场电影院，但那里放的全是沉闷的德国宣传片，我和尼娜经常骗我们的年轻导游去克鲁格-基诺电影院，那里经常播放美国黑帮电影。我还记得，有天晚上，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配音的有声电影，在听到吉米·卡格尼【47】在屏幕上说蹩脚的奥地利德语时，我笑得眼泪都掉出来了。
我们常常在离卡特纳大道不远的莱斯酒吧喝饮料，同其他年轻的狂欢者互致问候，在高雅舒适的真皮座椅里放松，看着红木椅、酒杯、镀铬托盘、镀金大理石桌反射的流光。有时候，一些穿着时髦的妓女会从旁边的克鲁格街带着她们的客人过来，让整个夜晚带上狂野放纵的色彩。
我们每晚在城里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去维也纳最好的音乐餐厅“傻大个”。我还能清晰地记得，经营那个店的是两个犹太人——卡尔·弗拉卡斯和弗里茨·格伦鲍姆。即便后来，纳粹党员和冲锋队员在这座古老城市的街道上大肆破坏时，这两个喜剧演员也会逗得老顾客哄堂大笑。他们会夸张地模仿纳粹的行为，粗暴地闯入聚会，争论法西斯教条的细节，同时对狗、猫和行人都会行纳粹见面礼。我记得威利捧腹大笑，最后连眼泪都顺着红色脸颊流下来了。有一次，他甚至都笑得喘不上气，尼娜和我只好猛拍他的后背，还给他喝了我们的香槟酒。战争结束后过了几年，在我们的一次聚会上，威利漫不经心地提到，在他被转移到东部前线之前，弗拉卡斯或格伦鲍姆——我记不起来到底是谁了——死在威利管理的一个集中营里。
尼娜当年非常漂亮。她的金发烫剪成当时最时髦的样式，而且她继承了一大笔钱，可以穿巴黎最好的丝绸裙子。我尤其记得她的一条绿色礼服，前胸领口开得非常低，柔软的织物紧贴着她的小乳房。绿色凸显出她精致的粉红色肌肤，也让她的眼睛看上去更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