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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叫巴黎人，一种叫外省人（prov-ince）。这还是略显客观的分类。换作一个老巴黎人，多半会轻蔑地说：“出了巴黎就是沙漠”。托克维尔在他的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曾经分析过法国这种奇特的割裂现象。他说，像伦敦、纽约这样的大城市，人口和巴黎差不多，但很难想象它们足以决定大不列颠或美利坚的命运。而巴黎呢？以前它是法国最大的城市，到了1789年，它却一跃成为法国本身。实因为巴黎抽走了大部分法国的显贵、商人以及才智之士，帝国的菁华尽被吸取。同时，法国地方上的自由权利不断消失，独立生活的特征也已停止，不同省份的面貌特征渐趋混淆，“旧有的公共生活的最后痕迹正被磨去”，最终导致“巴黎吞噬了外省”。
一位旅行家在攻克巴士底狱之前离开巴黎去各地游历。他发现各个城市都群情激愤，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偶有集会，也是为了听取来自巴黎的消息。旅行家每到一个城市都询问市民打算做什么？得到的回答一模一样：“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外省城市。”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写道：“外省就是外省，巴黎就是巴黎”，其态度甚为模糊。不像帕斯卡，他在《致外省人信札》里设计的那个通信对象倒是一个淳朴热情、对世事知之甚少却充满好奇的“外省人”。
有意思的是，这个法国人的专用词所对应的中文竟是乾隆帝尤好使用的。在他斥骂臣子的朱批里面，“外省习气”“外省恶习”“外省模棱之风”等词句几乎成了习惯用语。比如他在一个大臣的奏折上批注道：“平日尚属实心办事之人，不意其亦染外省模棱恶习。”对另一个大臣，他则如此叹息：“汝在刑部，表现出色。然一任外省，即染模棱腐败之陋习，殊堪痛恨。”所谓“外省习气”，在乾隆心目中之不堪，恐怕连巴黎人也难以理解。——我的一个朋友在北京的时候，一个办暂住证的大妈很惋惜地对他说：“多好的青年啊，可惜不是北京人。”那位大妈估计理解。
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在整体上显得粗率，他说在甲骨文字形中，“京”与“高”相通，有着高于一切地方的意思，而中国有“重京师而抑郡国”的大传统，这似乎不能完全解释所谓“外省”的内在含义。不过他举的例子很有趣。他发现上世纪80年代的大陆城市在市政规划上基本雷同，可以说是整齐划一。只有一个例外，就是上海。因此长期以来上海就成为一个被压制的对象，以使其俯身于首都之下。将孙隆基看到的情形与托克维尔笔下的法国比照，就会发现一些有趣的事实。巴黎吞噬外省，是因为法国地方独特性的消失。而中国各城市以及城市居民的矮化和自我矮化，可能不乏类似的原因——去任何一个城市都可以看到，建筑、雕塑、广场乃至城市格局，都是对大城市的模仿。而大城市呢？毫无疑问地模仿着北京的格局。
地方独特性的消失，大概是“外省”受到轻视的原因。至于“外省习气”，倒像是一种不易压制的顽强的精神——被乾隆爷深恶痛绝的东西，无论如何，肯定是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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