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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成立刻奏请高祖，让齐王李元吉取代秦王李世民出征。
高祖欣然同意，命李元吉率领右武卫大将军李艺、天纪将军张瑾等人驰援乌城。李元吉进而征调秦王府的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秦叔宝等一干骁将，同时抽调秦王帐下的精锐部队，将他们全部编入了北征军。
事情明摆着，太子和齐王要借此机会彻底瓦解李世民的军事力量，把他变成砧板上的鱼肉，并一举置于死地。
图穷匕见的李建成决定对秦王发出最后一击。他对齐王说：“眼下你已兼并了秦王的精兵猛将，手握数万部众。我准备和秦王在昆明池（唐长安城西南）设宴为你饯行，然后在饯行宴上命壮士将他击杀，告诉父皇说是暴病而亡，父皇不相信也得相信。我自当命人游说，让他把朝政大权移交给我。即位之后，我自当立你为皇太弟。尉迟敬德等人既然已落入你的手中，最好在出征途中随便找一个借口将他们全部砍杀，看谁敢不服！”
如果李建成的这个计划成功，那么历史上就没有什么“玄武门之变”了，而是——“昆明池之变”。
关键时刻，有个小人物改变了历史。
此人是李世民安插在东宫的一个卧底。
他叫王晊，时任东宫的率更丞。太子和齐王的计谋刚刚议定，王晊就赶到了秦王府，将这个绝密情报告知了李世民。
李世民随即将此事告诉了长孙无忌，顿时激起了众人的强烈反应。在最短的时间内，秦王府的幕僚们全都齐集到了他的左右。人人摩拳擦掌，个个义愤填膺。
听到消息的这一刻，李世民无比惊奇地发现——自己最强烈的感觉竟然不是愤怒和震惊，而是一种解脱、一种如释重负。
这是一种良心的解脱。
这是一种道义上的如释重负。
既然太子和齐王，可以毫不犹豫地对亲兄弟挥起屠刀，那自己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
现在李世民终于知道，要举起寒光闪闪的屠刀，除了智慧、勇气和力量之外，还需要一种东西。
那就是残忍。
是的，残忍！
如果道德秩序和礼教伦常注定会让一个人变得谨小慎微、无所作为，那就抛弃道德的束缚，挣脱礼教的捆绑。
如果仁爱与亲情注定会让一个人变得优柔寡断、软弱不堪，那就斩断仁爱的牵缠，割舍亲情的锁链。
李世民相信，为了完成上天赋予他的神圣使命，自己就必须从一撇一捺的“人伦的小我”中升华出来，去追求那个超越时空、辉映古今的“历史的大我”。
至此，这场令人不安的灵魂拷问终于尘埃落定。
当秦王李世民从这场道德困境和灵魂的煎熬中解脱出来之后，他对心腹和幕僚们说的第一句话是：“骨肉相残，古今大恶！我诚然知道祸在旦夕，但是仍然希望由他们率先动手，然后我们再以正义之名讨伐，这样不是更好吗？”
也许，这就是李世民这场灵魂拷问的真相。
也许对于自己内心的困惑，李世民并不是没有答案，而是一直在期待太子和齐王能给他一个答案。
而今答案终于出来了——让你们率先举起罪恶的屠刀，然后我的复仇之刃就能镀上一层正义的光环。让你们把我逼到绝路，然后我的身上就会披上一件“悲剧英雄”的战袍。让你们在世人面前充分暴露同根相煎的嘴脸，我的所有反击行动就会变得顺理成章，甚至是大义凛然。
所以，亮剑吧，让这场旷日持久的政治PK最终见一个分晓。
当李世民意味深长地说出那句“欲俟其发，然后以义讨之”的话后，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最晚到李世民获悉太子“昆明池政变”的阴谋时，他已经在道义上完成了对自己的拷问和说服，或者说已经在自己的生命中完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灵魂蜕变。
他可以杀弟、可以弑兄、可以逼宫、可以篡逆；他愿意牺牲仁爱、牺牲亲情、牺牲人性中许多柔软而美好的东西……为了夺取储君之位和至高无上的皇权，李世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可是，如果我们以为李世民接下来会斩钉截铁地喊一声——“杀！”然后就开启了玄武门之变，那我们就太低估他了。
李世民固然已经下定了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决心，可他必须确认的一点是——身边的这些人是否也下定了同样的决心？
为了确认这一点，李世民就必须有意识地拉长这个思考和抉择的过程，好让所有的股肱心腹都来表决心、抒壮志。说白了，就是让大伙都来立一份无怨无悔的投名状。
在大伙提着脑袋赌明天之前，一定要让他们发自肺腑地认为——
这场恶仗绝不仅仅是为了我李世民而打，更多地是为你们自己的身家性命、荣华富贵而打。
除了让心腹们都来立这样的投名状之外，李世民或许还有一层考虑，那就是——让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那场不为人知的灵魂拷问在现实中重演一遍，以便为即将发动的流血政变获取更多的道义资源，提供更多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依据，进而在世人和后人的心目中赢得更多的理解和同情。
也许正是出于上述原因，所以尽管李世民已经下定了决心，可表面上仍旧装出一副优柔寡断、痛苦彷徨的样子。于是，接下来《资治通鉴》所记载的“众府僚力谏秦王”的这一幕，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了很强的作秀成分——秦王的手下个个心急如焚、拼命苦劝，恨不得把心掏给秦王看；可李世民却犹犹豫豫、推三阻四，完全没有平日的勇武果敢之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