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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们饥肠辘辘。不，何止饥肠辘辘，那感觉就像把全宇宙的空白整个儿吞进了肚子里。空白起先非常小，就像甜甜圈中央的洞那么大，然而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在体内不断膨胀，最终竟成了深不可测的虚无。
为什么会产生饥饿感？当然是由于缺乏食物。为什么会缺乏食物？是因为没有等价交换物。那么我们为何没有等价交换物呢？恐怕是由于我们想象力不足。不，说不定饥饿感就直接来源于想象力不足。
其实无所谓。
上帝也罢马克思也罢约翰·列侬也罢，统统都死了。总之我们饥肠辘辘，结果就是，我们打算奔向恶。并非饥饿感驱使着我们奔向恶，而是恶驱使着饥饿感袭向我们。
尽管有些不明所以，却颇有存在主义风格。
“不行，我已经熬不住啦！”搭档说道。简而言之，事实就是如此。
这也情有可原，两人都是整整两天只喝过几口水。曾经试着吃过一次向日葵叶子，但再也不想吃第二次了。
于是，我们手持菜刀走向面包店。面包店位于商店街中央，两旁是棉被店和文具店。面包店的老板是个年过五十的谢顶的共产党员。店内贴着好几张日本共产党的海报。
我们手持菜刀，沿着商店街缓步走向面包店。那种感觉很像《正午》里打算去干掉加里·库珀的不法之徒。随着步步逼近，烤面包的香味越来越浓郁。那股香味越强烈，我们向恶倾斜得也越厉害。袭击面包店与袭击共产党员让我们兴奋不已，而这两件事可以同时进行，更让我们体会到了极度的激动。
说是下午，时间其实已经很晚了。面包店里只有一位客人，是个拎着邋邋遢遢的购物袋、看似呆头呆脑的大妈。大妈周围飘溢着危险的气息。犯罪者周密的计划，总是被呆头呆脑的大妈那呆头呆脑的举动妨碍。至少在电影里总是这样。
我用眼神告诉搭档：别动手，等大妈出去以后再说。并且把菜刀藏到身后，假装挑选面包。
大妈花了好长时间，长得几乎令人昏厥，简直就像挑选大衣橱和三面镜一样慎重，终于将一个油炸面包和一个蜜瓜包放进托盘里。
然而她并没有马上买走。油炸面包和蜜瓜包对她来说不过是一道命题，还停留在假设阶段，需要花上一段时间验证。
随着时间过去，蜜瓜包首先失势了。我怎么会挑蜜瓜包呢？她摇摇头。不该挑这种东西，首先就甜得不行。
她将蜜瓜包放回货架上，想了一下，又将两只羊角面包轻轻地放到托盘上。新命题诞生。冰山松动了一丁点，云层间甚至闪现出春天的阳光。
“还没好吗？！”我的搭档小声说道，“顺便把这老太婆也宰掉得了。”
“得得。再等一等。”我制止了他。
面包店老板无暇顾及这种事，他只顾侧耳聆听收录机中流淌出来的瓦格纳。身为共产党员，却听瓦格纳，我不知道这种行为究竟是不是正当。那是我无从判断的领域里的东西。
大妈继续目不转睛地盯着羊角面包和油炸面包。总觉得哪儿不对劲。不自然。羊角面包和油炸面包让人感觉绝不能摆在一起。她似乎觉得它们之间存在某种针锋相对的思想。盛着面包的托盘在她手中咔嗒咔嗒地摇晃，就像恒温器功能欠佳的电冰箱。当然不是真的在摇晃，只不过是个比喻——摇晃着，咔嗒咔嗒咔嗒。
“宰了她！”搭档说。他因为饥饿、瓦格纳和大妈散发出的紧张之感，变得像桃子上的绒毛一般纤细脆弱。我无言地摇摇头。
可是大妈仍旧端着托盘，彷徨在幽暗的冥界。油炸面包首先登上讲坛，向罗马市民发表了一通称得上令人感动的演说。美丽的词句、巧妙的修辞、富有穿透力的男中音……众人噼里啪啦地鼓掌。接着，羊角面包站上讲坛，针对交通信号灯进行了一番不知所云的演说：左转车辆在前方是绿灯的情况下直行，仔细确认对面有无来车之后再左转——内容大致如此。罗马市民尽管听得莫名其妙（当时还没有信号灯），却因为貌似高深莫测，姑且噼里啪啦地鼓掌。好像是羊角面包这次的掌声稍大一些，油炸面包便被放回货架上去了。
大妈的托盘迎来了极其纯粹的完美。羊角面包两只。无人提出异议。
于是，大妈出门而去。
好啦，接下来轮到我们啦。
“我们肚子很饿。”我开诚布公地对老板说，菜刀仍旧藏在身后，“而且我们身无分文。”
“哦哦。”老板点点头。
柜台上放着一把指甲钳，我们两人直勾勾地盯着那把指甲钳。那是一把连秃鹫的爪子都能剪断的超大号指甲钳，大概是为了搞笑制造出来的东西。
“既然肚子这么饿，就吃面包好了。”老板说。
“可是我们没钱。”
“我刚才听到了。”老板百无聊赖地说，“不要钱，你们随便吃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