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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科布拉维克太太坐轮渡去自由儿童管教所。从船上看到的景色让人无法保持乐观：几栋低矮的灰色水泥建筑，像地堡一样没有窗户。建筑中间有个基座，上面的雕塑残缺不全，女人的塑像只剩下穿着凉鞋的双脚和短裙下缘，全部泛着绿色。我觉得雕塑可能是铜的，而且有些年头了。在我的印象里，父亲好像说过另一半雕塑去了哪里，（也许是拆除报废了？）但此刻，我记不起来了。这座残缺的女性雕塑似乎不是个好兆头。雕塑的基座上刻着字，我只能分辨出“疲倦和自由”。第一个词正是我现在的状态，但第二个词已经离我很遥远。整座岛用铁链围了起来，从顶上那些盘绕的结构来看，铁链通了电。我告诉自己，我不会在这里待很久的。
“我妈妈小的时候，这里还是个旅游景点，”科布拉维克太太对我说，“你可以爬到那座女性雕塑的裙子上去，基座里是个博物馆。”
哪里不是博物馆？我家附近的半数建筑过去都是博物馆。
“你在法庭上说什么来着？自由管教所不是你说的监狱，”科布拉维克太太接着说，“你不该那么想。我们为它感到自豪，更愿意把这里当成家。”
我知道我最好还是管住自己的嘴，但还是忍不住说道：“那为什么要安装通电围栏？”
科布拉维克太太眉头紧蹙，我想我可能又说错话了。她说：“这是为了大家的安全。”
我没有说话。
“你听到我说的话了吗？”科布拉维克太太问，“我说，这是为了大家的安全。”
“听到了。”我回答道。
“很好，”科布拉维克太太说，“我要和你说，如果别人回答了你的问题，礼貌的做法是表示感谢。”
我向她道歉，解释说我并不想失礼。“我有些累了，”我解释说，“最近发生的一切总是让我走神。”
科布拉维克太太点点头：“我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我还担心你刚才那么没礼貌是缺乏教养的缘故。我很了解你的背景，安雅，还有你的家族史。如果你举止粗鲁我也不会太惊讶。”
看得出她想惹怒我，但我不会跟她争执的。船即将靠岸，我很快可以摆脱这个女人了。
“安雅，你在这里可以过得很轻松，也可以很艰难，”她说，“这完全取决于你。”
我感谢她的建议，尽量让自己的措辞听起来不像反话。
“今天早晨我听说了你的情况，要求亲自来接你，虽然一般来说，这种事不需要我亲力亲为。你可以说我对你产生了兴趣。你知道吗？我跟你母亲是大学同学。我们算不上朋友，但是我经常在校园里见到她，我不愿意看到你最后变得跟她一样。我发现在这种案子里，早期干预可以产生巨大的作用。”
我做了一个深呼吸，用力咬住舌头没有出声，甚至尝到血的味道了。
船靠岸了，船长让所有前往自由儿童管教所的人下船。“好了，”我说，“谢谢你送我来。”
她说：“我跟你一起进去。”
先前我以为她在法院工作，而非管教所的人。显然，是我想错了。可是听证会没多久就结束了，她怎么这么快知道我要被送到自由管教所呢？难道在我到达法院之前，我的命运已经被决定了？
“我是这里的校长，”科布拉维克太太告诉我，“有人在背后叫我监狱长。”她补充道，脸上带着诡异的笑容，“不过你最好不要像他们一样。”
我们一下船，东道主就带我走到一间水泥房前，门口写着“儿童接待室”。里面有两个人正在等我：一个是穿白大褂的金发女孩，瘦成了皮包骨头；另一个是穿黄色罩衫的男人。“亨舍恩医生，”科布拉维克太太对金发女孩说，“这是安雅·巴兰钦。”
“你好，”亨舍恩医生说着上下打量我，“我应该按照长住还是短住来处理？”
科布拉维克太太想了一会儿说：“我们还不确定。为保险起见，先按长住来吧。”
我不知道短住会怎么样，但是长住的接待程序无疑是我这些年来最感屈辱的经历（注意：亲爱的读者，我要提醒你，接下来是更多让人感到屈辱的事情）。“非常抱歉，巴兰钦小姐。”亨舍恩医生的声音不失礼貌却又毫无感情，“最近几个月，这里频频发生细菌感染事件，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的接待程序更加严格了。特别是要长住的孩子，他们会和这里大部分人进行接触。这套程序会让你觉得不舒服。”虽然她话已至此，我还是不知道自己将面对什么。
他们让我脱光衣服，那个男性工作人员拿着水管，用滚烫的热水把我浑身上下冲了个遍。随后，他们又让我泡在放了杀菌剂的浴缸里，洗澡水刺痛了我的每一寸肌肤。他们还往我头上涂了些东西，我猜是灭虱子的药。最后是接连十针注射。亨舍恩医生说，这主要是为了预防流感和通过性交传染的疾病，同时也是为了让我放松下来。但是那时，我正在想别的事情。我以前就能这么做——让我的大脑跟当下糟糕的处境隔离开。
他们打的针让我昏了过去。醒来已是第二天早晨，我发现自己躺在铁床的上铺，宿舍里十分简陋。胳膊上被反复注射的地方很疼，皮肤烫得发红，胃里空无一物，脑子昏昏沉沉。我过了好一会儿才记起自己在哪里。
狱友们（暂且不管科布拉维克太太为我们创造了什么动听的词）还在睡觉，有一面墙上开了狭窄的窗户——比裂缝宽不了几公分。此时已是拂晓时分，我能看到微弱的光。在我关心的事情里，排在最前面的是去哪里吃早饭，早饭有什么？
我坐起身，先上下检查了一下，确定自己穿着衣服，因为我记得昏迷之前自己还光着身子。我很高兴有人给我穿上了衣服，一套海军蓝的棉布连裤衫，不是很时兴，但总比没有强。坐起来的时候，我感到右脚踝上有一种奇怪的刺痛感，像被火蚁咬了一样。我低头一看，发现那里有个文身。一个微小的条形码，可能关联着我的犯罪记录。（这是一种很常见的做法，爸爸也有一个。）
闹钟响了，房间里顿时一片嘈杂。女孩儿们争前恐后地往外跑，我下了床，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跟着出去。我发现睡在下铺的女孩并没有加入进去，于是我问她发生了什么。
女孩摇了摇头没有说话，她举起一个笔记本给我看，笔记本用皮带挂在她的脖子上。第一页上写着：“我叫穆斯，是个哑巴。我能听见你说话，但我得写字跟你交谈。”
“啊，”我说，“对不起。”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道歉。
穆斯耸了耸肩。这个女孩个头很小，安安静静。穆斯有耗子的意思，倒是人如其名。我估计她跟纳蒂差不多大，不过黑眼睛让她显得更大一点儿。
“她们去哪儿了？”
“浴室，”她写道，“一天一次，每次十秒，大家一起。”
“你为什么不去？”
穆斯又耸了耸肩。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她改变话题的方式。如果话题太复杂，三言两语说不清楚，这个方式特别管用。她放下笔记本，伸出手来和我握手。
我同她握手，自我介绍说：“我叫安雅。”
穆斯点点头，拿起笔记本，在上面写：“我知道。”
我问她：“你怎么知道的？”
“在新闻上，”她给我看完，又补充道，“黑帮老大之女用巧克力毒害男友。”
真不错。“前男友，”我更正道，“他们放了哪张照片？”
“穿校服的。”穆斯写道。
我去上学的时候都穿着校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