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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 判
Cunctando restituit rem.
Ennius[1]
“老实回答我，不准撒谎，你这个该死的书呆子；你怎么认识德·雷纳尔夫人的？你什么时候跟她说过话？”
“我从来没有跟她说过话，”于连回答，“除了在教堂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太太。”
“不过，你一定朝她看过吧，不知害臊的坏东西？”
“从来没有过！您也知道，我在教堂里只看见天主，”于连补充说，同时装出那么一点伪善的表情，他认为这样可以避免再挨巴掌。
“可是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原因，”狡猾的农民回答，接着沉默了片刻，“但是我从你这儿什么也探听不出来，你这个该死的伪君子。总之，我可以摆脱你，我的锯子转动得只有更好。你得到本堂神父先生或者别的什么人的欢心，给你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职位。去把你的东西收拾好，我送你到德·雷纳尔先生家里去，你要当他的孩子们的家庭教师。”
“我得到什么呢？”
“管吃，管穿，还有三百法郎的工钱。”
“我不愿意当用人。”
“畜生，谁跟你说去当用人？难道我愿意我的儿子当用人？”
“可是，我跟谁同桌吃饭呢？”
这一句话把索雷尔老爹问住了，他意识到，如果再谈下去，他很可能说出什么冒失的话来。他对于连发火，骂他，指责他贪吃，然后离开他去找另外两个儿子商量。
一会儿以后，于连看见他们各人倚在各人的斧子上，聚在一起商量。他望着他们望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什么也不能猜测出来，为了避免被发现，于是立到锯子的另一边去。他希望好好想一想这个改变他命运的意外通知，但是他感到自己不能够认真考虑；他的脑子忙于想象他在德·雷纳尔先生的那所漂亮的房子里会看见些什么。
“宁可放弃这一切，”他对自己说，“也不能让自己堕落到跟仆人们在一起吃饭。我的父亲会强迫我；宁可死。我有十五法郎八个苏[2]的积蓄，我今天夜里就逃走；抄小路我用不着害怕遇见宪兵，有两天就可以到贝藏松；在那儿我入伍当兵；如果需要的话，我到瑞士去。但是那样一来就不会再有前途，对我说来不会再有雄心壮志，不会再有能通往一切的教士职业。”
对跟仆人同桌吃饭的这种极端厌恶不是于连生出来就有的。为了能够飞黄腾达，比这再困难得多的事他都能去做。他是从卢梭[3]的《忏悔录》里得到的这种厌恶情绪。他的想象力仅仅借助这一本书去认识世界。大军[4]公报的汇编和《圣赫勒拿岛回忆录》补全了他的《古兰经》。为了这三本书他可以去死。他从来不相信任何别的书。他相信老外科军医的话，把世界上所有别的书都看成是连篇累牍的谎言，是那些骗子为了追名逐利而写出来的。
除了一颗火热的心以外，于连还具有那种常常在痴子身上能够发现的、惊人的记忆力。他看得很清楚，他未来的命运全靠老本堂神父谢朗，为了赢得老本堂神父谢朗的欢心，他把拉丁文的《新约》熟记在心；他也背得出德·迈斯特[5]先生的《论教皇》这本书，然而两本书他都同样不相信。
好像双方有了默契，索雷尔和他的儿子在这一天都避免和对方说话。傍晚，于连到本堂神父那儿去上神学课，但是他认为，为了谨慎起见，最好还是不要把别人向他父亲提出的这个奇怪的建议告诉本堂神父。“也许这是一个圈套，”他对自己说，“应该装出已经把它忘掉的样子。”
第二天，德·雷纳尔先生一清早就打发人来叫老索雷尔，老索雷尔让他等了一两个小时，最后才总算来了，一进门说了上百句道歉的话，同时还行了上百个大礼。在转弯抹角提出各种反对理由以后，索雷尔终于弄清楚他的儿子跟男主人和女主人同桌吃饭，遇到有客人的日子，单独在另外一间屋里跟孩子们一起吃。看出市长先生真的急于求成，索雷尔变得越来越吹毛求疵，再加上他心里还充满了不信任和惊奇，他提出要求让他看看他儿子睡觉的地方。这是一间布置得十分整洁的大房间，不过有人已经在忙着把三个孩子的床搬进去。
这个情况对老农民是一个启发；他立刻口气坚决地要求让他看看可能给他儿子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德·雷纳尔先生打开书桌，取出一百法郎。
“用这笔钱，您的儿子可以到杜朗先生的呢绒店里去定做一套黑礼服。”
“以后即使我把他从您家里领回去，”农民说，忽然间把他那些恭敬的客套话全都忘了，“这套黑礼服还归他吗？”
“当然。”
“好！”索雷尔拖长声音慢悠悠地说，“现在我们只剩下一件事需要取得一致意见，这就是您付给他多少钱。”
“什么！”德·雷纳尔先生气愤地叫了起来，“昨天我们已经讲好了：我付三百法郎；我觉得已经很多了，也许太多了。”
“您出过这个价钱，我不否认，”老索雷尔说，他说得比刚才越发慢了；接着他眼睛紧紧盯住德·雷纳尔先生，发挥出只有不了解弗朗什-孔泰的农民的人才会感到惊奇的那种天才，灵机一动，补充了一句：“我们可以找到更合适的地方。”
听了这句话，市长大惊失色。不过他还是恢复了镇静。在一场长达两小时的谈话里，双方用尽心计，没有一句信口开河的空话，最后农民的狡猾战胜了富人的狡猾，富人并不一定需要靠狡猾才能生活。许多对于连的新生活将起决定作用的条件都一一商定；他的工钱不仅定为每年四百法郎，而且还要在每月的一号预先付给。
“好吧！我会付给他三十五法郎，”德·雷纳尔先生说。
“凑一个整数吧，”农民用阿谀奉承的口气说。“像我们市长先生这样一个既有钱又大方的人，一定肯给到三十六个法郎[6]。”
“行，”德·雷纳尔先生说，“不过让我们到此为止。”
这一次，愤怒使他的声调变得十分坚决。农民看出自己应该适可而止。接下来轮到德·雷纳尔先生采取攻势了。他无论如何不肯把第一个月的三十六个法郎交给急于要替儿子领钱的老索雷尔。德·雷纳尔先生忽然想到，他必须把他在这次谈判中扮演的角色讲给他的妻子听。
“把我交给您的那一百法郎还给我，”他生气地说。“杜朗先生欠我钱。我会带您儿子去剪黑呢料子。”
在他做出这个强硬表示以后，索雷尔老老实实地又重新说他那些恭敬的客套话，足足说了有一刻钟。最后他看出，再也捞不到什么好处了，于是告辞出去。他行完最后一个礼，用下面这句话作为结束：“我这就把我的儿子送到城堡来。”
市长先生的那些子民在讨好他的时候，就是这样称呼他的房子。
回到锯木厂，索雷尔找他的儿子，但是没有找到。于连对可能发生的事充满疑虑，半夜里就出去了。他想把他的书和他的荣誉勋章放在一个安全地方。他把这一切都送到一个年轻的木材商人家里，这个年轻的木材商人是他的朋友，名字叫富凯，住在俯视维里埃尔的高山上。
他重新露面以后，他的父亲对他说：“该死的懒鬼，多少年来你的伙食费一直是我垫出的，天知道你将来是不是那么重视荣誉，会还给我！拿上你的衣服，上市长先生家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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