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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是周一，课堂上也没见到绿子。到底怎么回事呢？从最后那次打电话来，已经过去十天了。本想打电话到她家里问问，但想起她说过由她联系，只好作罢。
星期四，在食堂遇到永泽。他端着食盘在我身旁坐下，道歉说这段时间做了很多抱歉的事。
“哪里的话，倒是让你破费招待。”我说，“上次庆祝你工作定下时，说奇妙也真够奇妙的了。”
“一塌糊涂！”他说。
我们默默吃了一会饭。
“和初美已经和解了。”他开口道。
“噢，想必是的。”
“好像对你也说了些不大入耳的话。”
“怎么搞的，反省不成？身体怕是不大舒服吧？”
“或许。”他轻轻点了两三下头，“对了，听说你劝初美和我分手？”
“理所当然吧。”
“怕也是，咳。”
“那是个好人呐！”我边喝汤边说。
“知道。”永泽叹了口气，“对我有点好过头啦！”
※
通知有电话打来的蜂鸣器响起的时候，我酣睡得如同昏死一般。当时确实达到了睡眠状态的极限，根本搞不清发生了什么事。熟睡当中，恍惚觉得头颅里灌满了水，大脑被泡得涨鼓鼓的。一看表，已是６点１５分，却不知是上午还是下午，也想不起是几号星期几。望望窗外，院里的旗杆没有挂旗。于是我估计大概是晚上的６点１５分。升国旗也是大有用场的。
“喂渡边君，现在有空儿？”绿子问。
“今天星期几来着？”
“星期五。”
“现在是晚上？”
“那还用说，好个怪人。是下午……６点１８分。”
到底还是傍晚，我想。对对，是躺在床上看书时一下子睡过去了。我转动脑筋：是星期五。星期五晚上不用打工。
“有空儿。你现在在哪？”
“上野车站。这就去新宿，能在那等我？”
我们商定了场所和大致时间，放下电话。
到爵士酒吧时，绿子早已坐在餐台最尽头处自斟自饮。她穿一件男人穿的那种皱皱巴巴的白色直领外套，里面是薄薄的黄毛衣，下着蓝色牛仔裤。手腕上套着两个手镯。
“喝什么？”我问。
“鸡尾酒。”绿子说。
我要了一杯掺威士忌苏打水，这时我才注意到脚下有个很大的皮包。
“旅行去了，刚回来。”她说。
“去哪儿？”
“奈良、青森。”
“一次去的？”我不禁愕然。
“怎么至于！我就是再发神经，也不可能一次跑这两个地方。分两次去的。去奈良和他一起，青森是我一个人。”
我呷了一口威士忌苏打水，给绿子嘴上的“万宝路”点燃火：“折腾得天翻地覆吧？葬礼啦什么的。”
“葬礼倒轻松得很，我们早都习已为常。只消穿上黑衣服煞有介事地往那里一坐，周围人——就是伯父和左邻右舍的人，就会一齐按部就班地把事料理妥当。有的自作主张地买来酒，有的去订寿司饭，有的好言安慰，有的哭，有的嚷，有的随意分纪念遗物，好玩极了，就跟出去野餐差不多。同一天接一天没完没了的那种护理相比，确实算得上野餐。姐姐也好我也好，都累得筋疲力尽，哭都哭不出来了，心里空洞洞的。根本流不出眼泪，真的。可这样一来，四周人就会暗地里说坏话，说我们姐俩心肠硬，连个泪珠都没掉。而我俩为了赌这口气，偏偏就是不掉。本来装哭也是装得出来的，但绝对不装，气死他们！大家越是指望我们哭，我们越是不给他们哭。我和姐姐在这点上倒是配合默契，尽管性格大相径庭。”
绿子把手镯弄得“哗榔哗啷”作响，以此叫来男侍，让他再来一杯鸡尾酒和一碟开心果。
“葬礼完后，大家都回去了。我们姐俩就喝起日本酒，喝了一升半，直喝到天亮。边喝边把那些家伙逐个骂了一番：谁是傻瓜、谁是混蛋、谁是癫皮狗、谁是蠢猪、谁是伪君子、谁是扒手，如此骂将下去，结果心里畅快多了。”
“想必是的。”
“喝得天旋地转，然后钻到被窝里大睡特睡，睡得香极了，当中有电话打来也装做压根儿没听见，只管呼呼大睡。一觉醒来，两人叫来寿司吃了，商定先闭店一段时间，随心所欲地休整一番。两人拼死拼活忙到现在，也算是够意思了。姐姐和她那位去卿卿我我，我和他旅行，尽情大干两个晚上。”说到这里，绿子抿了抿嘴，出声地搔搔耳畔。“别见怪，口吐粗话了。”
“没关系。所以就去奈良了？”
“嗯，奈良以前就喜欢。”
“干了两个晚上？”
“一次也没干。”她叹了口气，“到旅馆刚一扔下挎包，月经就来了，涨潮似的。”
我不由得笑起来。
“还笑呢，你！提前了一个星期，哭都哭不过来，真是！大概这个那个弄得太紧张了，以致月经也乱了套。他也气呼呼的。那个人，动不动就生气。可有什么办法，又不是我想来就来的。而且，我那东西一来就相当厉害，头两三天里什么都没心思做。那种时间你可不要见我。”
“不见倒可以，可怎么能知道呢？”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