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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武斌的证词——731部队的判刑者
为了我的采访，平房区政府请来了曾经受过731部队强征体验的劳工和在该部队受害的四名中国幸存者同我们见面。
听完韩晓先生的讲话以后，我对四名证人进行了采访。
第一个提供证词的是白武斌（55岁，住平房区友协街233楼321号）。自1942年春至1945年日本投降，他一直在731部队劳务班当钣金工。
老白是韩晓先生在调查中出现过的人。他个头不高，看起来很机灵，比年龄更年轻些，口齿也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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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I942年时，我家有祖父母、父母和兄弟，是11口人之家。接到731部队的强制征用令时，家中只有父亲一个劳动力。如果父亲被征走，全家就难以生活下去。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当时只有15岁的我，只好顶替父亲应征。以下讲的全都是我在731部队亲眼目睹的事情。那时的恐怖与残暴，真是一言难尽啊。”
白开始这样说道：
“被731强征的中国人，根本谈不上人权，在残酷的统治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杀害。劳工们每天早晨都要接受点名。有一个叫李昶的老人，由于年龄大，腰弯曲，点名时挺不起胸来，不能保持直立不动的姿势，为此，被劳务班的日本人真田发现了。真田把李昶从队列中拉了出来，用铁棍毒打。李昶抱着头蹲在地上。真田继续用铁棍殴打，李昶的头皮被打破，流出了血。真田又唆使军犬去撕咬已经不能动弹的李昶——他被撕咬得浑身是血，已无力逃跑了。”
这时，我问道：“在场的还有其他日本人吗？”
“除真田外，还有劳务班的三个日本人。”
“他们没有劝阻真田吗？”
“没有，他们只是在一旁笑着看。”
“中国人也没有去劝阻吗？”
“如果谁劝阻的话，那劝阻的人也就没命了。中国人只能边哭边咬牙切齿地注视着。”
“请你继续讲下去吧！”
“真田的暴行好不容易结束以后，伙伴们把李昶抱起来送回家。李昶老人半年卧床不起，后来死了。”
“在劳务班里，还有一个叫秋叶的日本人，约二十六七岁，不胖也不痩，中等身材，长脸。他受大工头工藤的指挥。有一天早晨，出工前，一位叫潘德亮的劳工，46岁，遇到秋叶。秋叶向他招手说：‘过来！’老潘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因为他听不懂日本话。秋叶就慢慢地向他走去，走到相距10米左右的地方，他拔出军刀。潘感到生命危险，拔腿就逃。他逃到翻译李初廷家的门口，想请翻译协助与秋叶调解，但是李翻译还在睡觉。潘就大声喊李翻译，但李仍未起来。这时，秋叶追了过来，举起军刀就砍。潘用手招架军刀，结果手被砍掉了。秋叶命令潘用剩下的手去拣被砍掉的手，然后，把他带到了劳工调查处——拘留所。在拘留所前，秋叶命令他拎着断手跪下，又从肩膀斜着砍下去，将他砍死。”
白继续说道，“发现731部队中的中国劳工稍有反抗，‘使者’就来了。‘使者’往往都是半夜里来，不允许任何辩解就把劳工抓到新五屯（即裴家窝）去。凡是抓到那里去的人，总是有去无回。我的朋友文业责和黄国富两个人也是被抓走以后就一直没有回来。”
“我们也参加过危险性的施工。1943年3月，让我们在‘口字楼仓库’的庭院挖一个3米见方的坑，将一根直径30厘米、长约13米的铁管子埋在坑里……”
“施工时，用木棍支撑着铁管——铁管两头用软木塞堵住，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经过长时间的施工，才弄明白似乎是给‘龙宫’（日本人对口字楼仓库的称呼）地下设施安装通风口。”
“通风口是用混凝土固定的。从坑底往下还钻了3米深。铁管从坑底往上伸出10米左右，在地面的末端有4根支管，向四方伸出来。”
“如果这是通风口的话，那么，地下就可能有人；如果龙宫地下是秘密监狱的话，那么，我就是知道秘密的人。我们担心，一旦施工结束，就会被杀害。我是和同事陈洪起、梁万超两人一起参加施工的，他们还都健在。”
“1943年3月，用货车运来一个装在大木箱里的机器，放在口字楼东侧的空地上。木箱高约3米，宽2米。原来的木箱放在那里，但一周以后木箱忽然消失了。”
“由于木箱很大，搬不进口字楼的出入口。当时，我们觉得它的去向很奇怪，不久发现口字楼东墙上有新补修的痕迹，而补修的面积和木箱的尺寸是一致的，我们估计木箱是从这里运进去的。机器本身究竟是什么，至今也没有弄清楚。”
一位原部队人员推测说：“白所见到的这台机器可能是731部队当时大量使用的高压蒸气灭菌器。其形状类似油罐车上的油罐，不能拆卸。我曾在口字楼南楼（以前叫3号楼）的走廊里看到过这种东西。关东军高级军官来视察时，各班就把标本集中起来，放在3号楼的走廊里供他们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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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战官兵的下场
在731部队里，除工藤、真田和秋叶外，还有劳务班人员青木、西尾和安住等。八木泽班有一个红脸的日本人，外号是“大红脸”。劳工们把日本人叫做“日本鬼子”，心里很恨他们，蔑视他们。白用汉语说工藤、秋叶、青木和西尾，有时也用日文名字叫他们。
据白说，“劳务班一部分人在63号楼，早晚有两个日本人来管事。他们的名字叫工藤和关冈。工藤是工头，负责掌管劳务班。劳务班人员身穿土黄色制服，头戴战斗帽，脚蹬无光泽的生皮靴子。工藤和关冈穿着有铁钉的马靴，平时腰间挂着军刀，日本投降前还带着手枪。
这时，我问道：“听了你的证词，净是出现令人难以置信的冷酷无情的日本人，但是，我想他们中间也会有有良心的通情达理的日本人吧！731部队进驻平房以来，平房人和日本人之间从来没有过友好的交流吗？”
白回答道：“在第二仓库有一个叫竹口的日本人，他和中国工头文利帮的关系很好。双方互相进行家访。文利帮虽然是中国人，但却帮助日本人欺侮中国劳工，所以中国人都恨他。”
“那么，他不是我说的友好关系，而是为了讨好日本人才友好相处的。”
“是的！”
“731部队人员中，有没有暗地里庇护和帮助中国人的人呢？”
“从未见过那样的日本人！”四个证人异口同声地说道。
“日本人拳打脚踢中国人是家常便饭。不殴打中国人的日本人就算最好的了。据我所知，比这种人更好的日本人是没有的。”白又追加了这样一句话。
“日军士兵中也有成为中国人的朋友的，但是在731部队里却没有这样的人。”
“这里没有这种人！”
室内除了四名证人外，还有韩晓、王学琴以及当地十几个中国人，大家都没有表示异议。
“当年来到哈尔滨地区的日本人，无论军人或民间人士，都到处耍威风吗？”
“也有不耍威风的人，基层的人、开拓团的人以及他们的家属不耍威风。基层的日本人，受到上级日本人的欺侮。”
“731部队的怎么样呢？”
“也有态度温和的人，那是极少数。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所谓好的日本人，就是不打骂中国人的人。”
“但是，我听说731部队里也有反战的人！”
731部队原少年兵机关刊物《房友》第16号刊载过吉田不二男写的一篇题为《我所见到的731里的反战者》的文章。
在这篇文章中，“熊谷班长说……上战场就是去送死……我们在背后指责熊谷班长是胆小鬼、‘非国民’等。由于这种说法和当时受的教育发生矛盾难以理解。现在回想起来，在那种气氛中，他的话作为一剂清凉剂促使人们清醒过来。”
另外，“臼井中尉常说：‘我可不是以军人作为本行。’他这样夸耀自己并不是职业军人。有一次，他向我和藤崎兄问道：‘你们将来打算干什么？’‘当军医！’‘当军人！’我们分别回答道。‘想当军队的医生？当一辈子军人？’他脱口而出地说道，接着又想讲什么，却停了下来。‘这并不太好吧！’他含糊其辞地说道。”
这种反战的日本人，对待中国人的态度理应会有所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