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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事前有相当准备，所以谈话时间虽少，却能集中于一个问题。居然得了许多我从前所不知道的材料，和事实进行上的要点，如今为便于读者计，只能把他们的话，综合起来，作为我个人的叙述。
天才家，能从现在的事实里找出一条理想的新路的，在中国有曾国藩的办团练兵即军事经济双管齐下的办法。在德国，亦可谓无独有偶的有一位菲列德大王[1]，与曾氏的办法却不谋而合。他第一天即位，就开库济民。有人说他受了中国哲学的影响（其实这不是现在人所谓东方文化，这是一种农业文化，中欧当时完全是农业社会，所以对于中国哲学容易感受）。在中欧诸邦君间，能懂得“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道理。他的军队以佣兵为基础，而且佣的是外邦兵。因为普鲁士人口当时不过二百五十万，而军队倒有八万多。如果将邦内的壮丁当了长期的兵，就没人种田，结果会闹成军饷无着。
因为佣的是外邦人，所以他在军事教育上发明了“外打进”的教育法——（孔子教颜渊以非礼勿动目的？）就是从外表的整齐严肃，以浸润之，至于心志和同。军事有了办法，他随时注意到国富之增加。传说他想种桑，种棉，以土性不宜未能成功。所以七年战争除得了英国若干补助外，对俄、法、奥四周包围形势下的苦战，而国民生活还能维持过去。佛兰克于此，特别注意说：“你要知道，菲列德的军事经济调和法，虽则现在全变了，但是他还留下一件真正法宝，为德国复兴的基础。这就是官吏奉公守法（精神与组织）的遗传。有了这个正直精神，所以今天敢谈统制经济。”当时君民较亲，官吏中饱之弊，肃清较易。不过他能将此精神，应用到法律的组织上，如制定退伍恩给之类，所以不至于人亡政息，而能遗传下来。
英雄的遗产，是不容易继承的。可是不能怨英雄，只能怨自己。习惯老是引头脑走旧路，而忽略了当前事实的改变。法国革命了，拿破仑出来了，带了一群七长八短的多数民军，到处打胜仗。在普国军官看了十分奇怪。因为拿破仑也得到别一种的军队教育法，叫做“内心发展”。只须有爱国心，有名誉自尊心的法国成年男子，个个是勇敢的兵卒，帽子不妨歪带，军礼不必整齐，他的精神，恰恰同普军相反。不是“外打进”却是“里向外”。这个不整齐的法国民兵，数目上可比普鲁士大得多。
既然要多，那么佣兵是最不经济，而征兵是最经济的了。所以在也纳[2]吃了大败仗以后，却隆霍斯脱遂确定了义务兵役制。
近世经济改革之原动，起于轮船铁路。拿破仑看不起轮船，毛奇却深深地把握着铁路。他的分进合击的战略原理，有铁路做了工具，竟是如虎添翼。七礼拜解决了普奥问题，两个月到了巴黎，完成了德国战略的速决主义。谁知这个速决主义，又害死了人。
因为偏于速决主义，所以许多军事家想不到国民经济在战争上占的怎样位置。但是当时一般经济学家对于国民经济观念之不澈[3]底，也是一个原因。
当千九百八十七年[4]间摩洛哥发生问题的时候，德国态度很强硬。英法两国，却暗中联合各国将商业现金存在德国银行的，尽量一提。这时德国中央银行没有预备，遂发生了恐慌。有人说德国态度因此软化，这可以说欧洲大战前，经济战争的预告。
在这时期中，德国参谋本部出版的《兵学季刊》中有一篇《战争与金钱》的研究（此文我于民国五[5]年为解说孙子作战篇起见曾经译出，托《东方杂志》发表，不幸的遭了奉璧，所以始终没有与社会相见。亦可见当时的人们对此不很注意）。后来又有一篇《战争与民食》研究。偌大一个兵学研究机关，于范围最广阔，事件最深刻的经济问题，战前只有一篇论金钱一篇论粮食的文章讨论到战时经济。民间的经济家也只有一位雷那先生的《德国国防力的财政动员》。
到了八月一号宣战，八号赖脱脑就提出统制原料的建议于政府。在军政部内因此添设了一个资源局，但是内务部却拒绝了。理由是军事所需的原料，已由军部与商人订约承包，到期不交要受罚的（赔钱），现在统制原料反可使社会不安。那里知道封销政策成功，有了现金，还是买不了东西。可见当时以世界经济市场为根据的头脑，对于战争的新经济事实的观察，是如何谬误。
慷慨就死易，从容赴义难。义务兵役制，实行了百年，说国家可以要人民的命，人民是了解的；世界市场，商业经济之下，说国家可以要人民的钱，可是人民不容易了解。
军事范围扩充到民生问题，而内政上就发生了许多扞格。战事进行中防市侩之居奇，于国民生活必需品，政府加以一定的价格，不准涨价，这是正当的；但是军需工艺品是目前火急所需要，军部却不惜重价的购买。其结果，则工厂发财，农民倒运。多数的农民，投身到工厂去，轻轻地、暗暗地把土地放弃了。经济生活，根本的动摇了，社会的不平衡一天重似一天，而百战百胜的雄师，遂至一败涂地。
事实转变太快了，人的脑筋跟不上。可是佛兰克教授，还是拍膝嗟叹地说，“咳，不患寡而患不均！”
经过了这场创巨痛深的经验，才渐渐的成立了国防经济的新思想。此种思想，如何而能按照实际发生有效的能率，是为《国防经济学》第一篇所发的两个问题，即是国防经济学的成立之基础。
（一）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之一致，即是国防经济学的本体。
（二）经济是一件流转能动的事实，所以从事实上求当前解决方法，是治国防经济学的方法。
不过这种学问，在德国来说，又另有一种意义，因为大战以后，德国国力，整整损失了三分之一。这三分之一的力量，又一律加到了敌人方面去。德国民族要想自强，正要从不可能中求可能，人家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在德国“无米”已成了不动的前提，而生存的火，如果不炊，就是灭亡。所以有米要炊，无米也要炊。说也奇怪，绝处自有生路。他们的方法大概可分为两种：第一，用人力来补充物力。没有地，用义务劳动来垦荒。没有油，用化学方法来烧煤。乃至橡皮肥料等种种。第二，用节俭来调剂企业。没有牛油，少吃半磅，没有鸡子，少吃一个。可是五千万造炼油厂，七万万造国道，却放胆的做去。照普通经济学说来，有些违背自然原理。但是比俄国没收农产物，到外国来减价出售，以换取现金，购买五年计划的机器，还算和平得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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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腓特烈大帝，下同——编者注。
[2] 即维也纳——编者注。
[3] 同“彻”——编者注。
[4] 有误，应为1906年——编者注。
[5] 民国元年为1912年，以此类推——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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