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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六年,劫后余生的上海正在渐渐恢复生气。五月,在这个法国梧桐长满新叶的时节,市长吴国桢提出了令人振奋的“大上海计划”。整座城市都沉浸在百废待兴的喜悦中。
天还是鱼肚白时,福安弄里的扫地声就响起来了。很快,各家的炊烟也袅袅地升了起来。主妇们拎着水灵的茭白青菜从菜场回来,男人们在水门汀砌成的水斗前刷牙刮胡子。偶尔能看见一只老猫从晒着菜干和黄豆的窗台上窜过。半空密密麻麻地晒着衣服;再往上看便是各家的晒台,大多都放着几盆花,虽不是什么名贵品种,但不妨碍这些小花小草在阳光里自得其乐。
不知谁家的收音机放得很大声,女播音员软软糯糯地念着新闻:“八月份,上海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成立,市长吴国桢任主任委员。有记者提问,战后上海都还没有恢复,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远大的计划?吴市长的回答是:‘即使为重建,也要先确定今后都市建设标准,制定大纲及目前施政准绳……’”
几个男人已经凑到了一起,七嘴八舌讨论着吴市长的大上海计划,嘴里的牙膏泡丝毫不妨碍他们指点江山。
其中一个男人说话时也不停刷着手里拿的皮鞋,仿佛是件了不得的艺术品:“就算真的能把大都市搞成,那又怎样?我跟你算算账。一百元法币,十年前买两头大牛,五年前买一头猪,现在只能买一个鸡蛋。说到底,要是在政府里头没有人,走不通关系,那日子就不好过。”
其实说这么多,意思只有一个,自己家有人到政府里头了。
“顾先生好福气,你们家耀东今天去警察局一报到,往后就算吃上官粮了呀!”
“耀东从小读书就厉害,人聪明,不出几年肯定要往处长、局长升!”
男人嘴上谦虚着,脸上却是藏也藏不住的得意:“年轻人,哪有那么容易?我是告诫过他的,第一,做人要讲良心。第二,做事要踏实。第三……
顾家二楼窗户被“啪”地推开,一个中年女人探身嚷嚷:“顾邦才!你又在外面一二三四,都几点了!不要回来帮忙的呀?”
也许每户人家的早晨,都有一个心急火燎的母亲,一个无所事事的父亲,以及不紧不慢的孩子。
耀东母亲来回奔忙准备早饭,见顾邦才刷着皮鞋慢悠悠晃进来,登时更来气了:“一双皮鞋刷三天三夜,儿子马上要报到,你就不能腾只手出来帮忙?”
“我专门打理出来给耀东报到的。这可是蓝棠皮鞋店的手艺。”
“十年前的样式,现在早就不时兴了。”
“笑话,蓝棠的皮鞋就像王兴昌的衬衣,什么时候拿出去都镇得住场子。”
“坏了!”耀东母亲一拍大腿,朝二楼大声喊:“悦西!顾悦西!快去帮你弟弟把衬衣熨出来!我忘了!”
顾家大女儿顾悦西睡眼惺忪地从房间出来。身上的睡衣虽是丝绸质地,但颜色已经很旧了,一看便知是穿了很多年也舍不得花钱换新的。
“好不容易回趟娘家,连个懒觉都睡不清净!”她越想越气,三步并作两步,一把推开弟弟的房门:“顾耀东!到底你报到还是我报到?我都是当妈的人了!别指望还跟小时候一样天天替你擦屁股!”
屋里整整齐齐,连书架上的书也是从高到低有秩序地排着。顾家唯一的儿子顾耀东站在书架边,穿着笔挺的制服,戴着警帽,一个立正朝姐姐敬了个礼。他用另一只手抬了抬帽檐,露出帅气的脸庞。
“警员顾耀东,向姐姐报到!”
顾悦西居然看得愣了会儿神:“我来熨衬衣。”
顾耀东咧嘴一笑:“我昨晚就熨好了。”他笑起来时干净、坦荡,眼睛里闪烁的稚气,让二十四岁的他像极了一个孩子。
一九三二年日本人入侵上海时,十来岁的顾耀东爬到顾家顶楼晒台,从这条位于公共租界中区的小弄堂朝北望去,只能望见黑烟滚滚。听着闸北和虹口绵延不断的炮火声,他还有些懵懂。一九三八年上海沦陷,孤岛里依然繁盛。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福安弄才真正陷入兵荒马乱。然而幸运的是,住在这里的人几乎都安然无恙。抗战胜利后的第一年,顾耀东以第一名的成绩从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了。他是个幸运儿,因为即便是在硝烟遮天蔽日的那几年,顾家也有阳光和烟火。
顾家在福安弄里算是相对富足的。进门是一个敞亮的天井,两边摆满了不算名贵的花草,泥上的青苔渗着水珠。屋里并不奢华,但收拾得井井有条。地上的小花砖已经很旧了,不过也不妨碍主人将它们擦得光可鉴人。墙上、柜子上随处可见顾家人的照片。窗帘是一层白纱一层花布,像是刚洗过。桌上铺着本白色的钩花桌布,每个房间都摆着一只花瓶,插着几束平实的花草。木头楼梯已经有裂痕了,锈红色的油漆磨掉了又刷,里外几层,看得出一家人在精心呵护着它。而灶披间则是顾家的心脏,只要这里的炉火扑通扑通腾起来,顾家就开始运转了。
一家人总算在饭桌前坐了下来。顾耀东捧着碗狼吞虎咽,忽然觉得脚边有什么东西。他把埋在碗里的脸伸出来一看,是父亲蹲在脚边,轻轻将那双蓝棠皮鞋放到地上。
“试试。”
顾耀东鼻子有点酸,生怕被看见,赶紧把脚伸进鞋子,不大不小,刚好合适。
“爸,我是新人,穿这个会不会太招摇了?”
“男人蹩脚就蹩在脚上,鞋子是一定要讲派头的。穿这双鞋往新人里一站,人家不高看你都不行。”
顾悦西往嘴里塞着油条,翻着白眼:“爸,那是市警察局,里面都是什么人?谁眼瞎了会高看他。”
耀东母亲:“凭什么不?你弟弟,东吴大学法学院第一名,比他读书厉害的,全长得歪瓜裂枣;比他模样好的,脑子全一锅粥。”耀东母亲和她男人顾邦才不一样,她夸儿子的时候从来不需要任何铺垫,更不留任何余地。
顾邦才:“我们呢,确实是条件好,但做人还是要谦逊一点,不然容易惹人眼红。”
顾耀东频频点头。顾邦才说得特别认真,他听得也特别认真,仿佛这真的是一个即将横在他面前的严肃问题。
从福安弄出来,是车水马龙的北京东路。路口一队警察设了关卡,正在抽查行人证件,但凡有随身物品的,都要开包检查。这已经是近半年来的常态了。
电车站已经有十多个人排队,排头蹲在地上窸窸窣窣擦皮鞋的人,正是顾耀东。时间还早,从这里坐电车到警局不会超过半个小时,就算司机开得优哉一点,也能提前到。他越想越踏实,嗤嗤笑着,脚上那双皮鞋越发闪耀起来。
就在这时,顾耀东余光瞥见队伍末尾有个东西晃来晃去。是个中药包。再循着往上望去,一个白净清瘦的年轻女人站在队伍最后,看上去脸色不太好。
顾耀东走到她面前,问道:“小姐,你不舒服?”
“什么?”女人愣了一下。
顾耀东指了指她手里的药包:“我看你拎着药,脸色也不太好,需要帮忙吗?”
“不用了,谢谢。”
顾耀东“哦”了一声,很干脆地扭头就走了。那个站在队伍末尾的女人偷偷看了他几眼,神色里带着警惕。
电车靠站了,就在此时,几名警察从街对面的车站走来。
顾耀东兴冲冲地上了车。今天坐车的人格外多,排在前面的几个人刚挤上车,就已经满员了。
司机大喊着:“载不下了!等下一辆吧!”眼看要关车门,那个拎药包的女人忽然挤到车门外喊着:“警官?警官?”
顾耀东从车上人堆里挤出个脑袋来:“你叫我?”
“我赶着去看一个病人,给他送药,也不知道下一班车什么时候来。能不能麻烦你……”
顾耀东看手表:“可我要去警局报到,时间已经……”他看着那个女人一脸焦急,最后还是跳下了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