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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咦？”勇作看着织田的脸。
织田干咳一声，然后说：“总之，上头命令我们先到真仙寺附近适合男女幽会的宾馆或酒店调查。如果寄信人所言属实，她很可能是那种地方的客人。”
然而，他们的行动没有得到期待的收获。虽然的确有几家那类宾馆，但一般而言，住宿者名单根本不足以采信。两人见了店里的员工，也没有打听到有用的线索。两人四处奔走，到傍晚才回岛津警局。
“我们大体记下了去宾馆的客人的名字和住址，但我认为那些大概都是假名。”
西方听着织田的报告，一脸不出所料的表情。“没有看到山田花子这个假名？”
“很遗憾，没有。”
“哦。不过就算真如信中说的那样，她大概也会尽力掩人耳目。”西方又补上一句，“你们辛苦了。”
其他刑警也回来了。他们好像去了出租车公司调查。寄信人当天早上不见得是走路去真仙寺的，可能从哪里搭车而去。然而，他们似乎也没什么收获。
“假如这个密告者不是信上所写的那种女人，又会是谁呢？与命案有关的人？”渡边警部补征求西方的意见。
“当然也应该考虑这种可能性——对方是为了救瓜生弘昌，才使出这种手段。因为只要在作案前将十字弓藏好，就能制造出弘昌的不在场证明。”
“瓜生家的人？”
“不止，只要是和瓜生家有深厚交情的人，都可能想救弘昌。”
“如果，”织田插嘴说，“这封密函出自关系人之手，只是单纯想救弘昌，那么信上写的不就全是捏造的吗？连在现场看到十字弓的证言也是假的。”
“问题就在这里。”西方像要强调这封密函的重要性般，靠向椅背重新坐好，“现阶段我们无从断定这人究竟是谁。不过，这封密函当中，有某些部分确实提到了真相，即关于十字弓藏匿情形的叙述。首先是树木，信中极为详细地说明，那是一棵树干很粗、枝干在及腰处一分为二的杉树。由于弘昌以嫌疑人的身份浮出水面，因而这点不太受重视，但现场附近发现了脚印。其次是十字弓装在黑色塑料袋里这一点。案发次日发现十字弓时，的确是装在那种袋子里。可是，报纸等新闻媒体并没有公布此事。”
众人沉默了很久。密告者写得如此详细，肯定曾亲眼目睹了十字弓。
“如果真的目击到现场有十字弓，寄信人就应该是和命案无关的人。”渡边说，“命案关系人不太可能碰巧在现场。”
勇作也认为这个意见合情合理。
西方说：“警部补说得没错，命案关系人的确不太可能碰巧在现场。所以寄信人不只是一个想救弘昌的人，还以某种形式涉案或知道真相。”
此言一出，四周顿时一阵骚动，甚至有人条件反射般从椅子上起身。
“你是说，有人明知真凶是谁，却故意隐瞒？”渡边的脸上露出激动的神色。
“用不着那么惊讶吧。”西方的神情和属下的正好相反，他沉稳地说，“这起命案其实发生在很小的人际圈子中。嫌疑人都是被害者的亲戚或身边的人，就算有人知道真相也不足为奇。我反倒认为，有人蓄意包庇凶手，所以这个案子才会如此棘手。”
几个刑警闻言叹息，他们肯定是从西方的话中隐隐察觉到了什么。
渡边说：“不管寄信的是个怎样的人，说的内容倒是真的？”
“可能性很大。”
警部这么一说，四周又响起出于另一种原因的叹息。原本好不容易看见了终点，此刻却又回到了原点。
“假如这封密函的内容是真的，”织田站起身来，拿起放在会议桌正中央的密函复印件，“凶手为何要那么做？”
“我觉得这不难理解。凶手从瓜生家拿走十字弓后，离下手还有一段时间，在此期间，若被人看到自己手边的十字弓就糟了。再说，凶手也不可能为了杀人拿着那么大的东西四处走动。所以我认为，事先将十字弓藏在命案现场才是正确答案。”
没人提出反对意见。
“对了，能不能从这封密函的内容推算出凶手拿走十字弓的时间？”
“根据园子的口供，”渡边说，“她从学校早退后偷偷溜进了书房，那时大概是十一点半。她说，当时十字弓就不见了。”
“嗯……但未必这时就已经被带出瓜生家。”
“没错。密函上说是在十二点半发现十字弓，假设移动十字弓需要十五到二十分钟，那么凶手是在十二点多离开瓜生家的。”
“十二点多！”西方夸张地露出一脸不耐，“几乎所有访客都符合这个条件。”
“不，这说不定就是寄信人的目的——要我们释放弘昌，而不是抓住凶手。所以或许寄信人发现十字弓确为事实，但发现的时间尚待求证。”勇作道。
“正是。”西方大声赞同，“寄信人可能是为了不让我们锁定嫌疑人，才将时间写成十二点半。可能是更早发现的。”
“我们要设法弄清正确的时间。”渡边也说。
“试着找找那天到过真仙寺和墓地的人，说不定有人见过那个黑色的塑料袋。”目前弘昌犯案的可能性降低，或许是觉得破案的线索太少，西方的声音中带着一股悲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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