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理性与世纪毒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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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理”是个日语用词，有逻辑、规则、道理等意思。东野的作品普遍表现为一种精巧冷静的论理性，最明显的就是它的“理科叙事”。我们知道，叙事学在小说（尤其是推理小说）的创作中占着极其重要的位置，一位作家的水平高低，有很大程度就得看他的叙事水平如何。正所谓优秀的作家，一百部作品有一百个不同的开头，就是在说叙事本领。叙事能力大致可以分为结构方法、叙述手法、行文功底三个方面，结构讲的是框架层次，叙述讲的是视点角度，行文讲的是文字语言，此三点由大至小、由表及里、由抽象到具体，几乎涵盖了小说艺术的全部。东野的小说在这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理科向”，此所谓“理科叙事”的本意。以这本《圣女的救济》为例，通过以下分析，可见此种叙事类型之一斑。
关于结构方法，前章已经有所述及。东野的小说大体上是“三段式”：开头发生事件、谜团渐次展开，接着扮演“侦探”一角的主人公介入并予以“逻辑推测”（而且此种办案过程多半中规中矩，依循着刑侦学的固有模式，社会派推理小说基本上都是如此），最后案件侦破、真相大白。“三段式”体现的是一种结构上的简单明确，诠释的是理性味十足的因果关系。这在东野的早期本格作品、中近期的“伽利略系列”及部分社会派小说中被频繁使用，比如《毕业前杀人游戏》、《十一字杀人》、《嫌疑犯X的献身》、《红色手指》、《流星之绊》等。而《圣女的救济》的首章则通过真柴夫妇的对话挑明杀机，很快义孝被人发现毒毙家中，接着警方展开搜证和探查，最后在汤川学的帮助下解决命案，一切都是那么的顺理成章，这就是理科叙事。作为突破，方法是将结构复杂化，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作中作”，我们在阅读《脑髓地狱》等作品时自能明晰。
再看叙述手法，主要有叙述方式和叙述视点两方面。此处之理科向，主要还是指这两方面的固定和单一，变数相对稀见。东野所惯常使用的就是顺叙方式（以时间为经，叙述某杀人事件的前前后后）和双视点（一般只出现两类叙述者——办案者和涉案者，通常是第三人称，基本不出现“多视点交错”或“多视点共焦”等类似于《黑暗馆不死传说》的视点形式），其集中体现便是“侦探伽利略系列”。因为叙述方式和叙述视点的改变，小的方面会给单部作品的外观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大的方面会带来“伽利略系列”这个整体的韵律出现“异变”，可能让喜欢它既定形式的读者产生反感。因此，在《圣女的救济》中，除了首尾存在呼应上的共叙、倒叙外，整个案件过程一直保持着四平八稳的渐进势头，顺着固有套路走，没有突然杀出个程咬金似的不协调感，“N线”等历史事件的引入也只是为了因应汤川学的说理需要。本书的节奏控制得很好，应缓则缓，该急则急，读起来十分明畅轻松。而属于“非理科叙事”范畴的“叙述性诡计”之流，就极少在东野的作品中出现。这也是他能吸纳尽可能多的读者的主要原因之一，“理科叙事”的阅读门槛毕竟不是太高。
然后说说东野的行文功底。他的小说语言通常朴实平白、不假矫饰，极少出现唯美的文学气息，相对地具有一种特殊的冷质和洁癖，充满着简约之美和理性秩序。《圣女的救济》即是如此，其中人物的对话大多寻常直白，很少出现摸棱两可、寓意深远的含蓄语句，而他们的心理活动则通过简约的叙述和场景的烘托，溢于言表，读者一看即明，不必反复琢磨。义孝的无情无知、宏美的纠结矛盾以及绫音遭受双重背叛之后的伤情、不忍直到决绝的“内心图景”，都在东野不瘟不火的“理科叙事”中毕现无遗，作者以最简单质朴的语言不断诉说着人性的隐恶与自赎，这已构成其作品最迷人且匠心独具的部分，达臻美学的高度。
众所周知，推理小说的叙事是围绕设定展开的。没有强大的设定时，可以通过完美的叙事表现来弥补先天不足，社会派比之本格派的最大优势即是于此。相反地，一旦拥有不同凡响的设定，加上叙事艺术的杰出演绎，必然会催生一部优秀的作品来，比如这部《圣女的救济》。本作在设定方面再次体现了东野在运用传统本格元素方面的创新能力，这次他将兴趣放在了日本推理作品中鲜见的毒杀诡计上。
我们知道，毒杀是古典本格推理小说的经典题材之一，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最后致意》中的短篇作《魔鬼之足》是公认的毒杀推理之组，欧美黄金时代的大师们差不多都尝试过这一设定，其中最著名者莫过于“一案多破”的《毒巧克力命案》（柏克莱著）和记载了最上乘心理毒杀手法的《绿胶囊之谜》（卡尔著）。因毒杀本身所具备的易操作、难发觉等特点，使得此种杀人手法最常为天性阴柔的女性和从事暗地活动的刺客、杀手所使用，这反映在推理小说中则为毒杀频繁地出现在女性犯罪小说和政治惊险小说中，相应地以毒杀为最主要诡计设定的也多半是女性推理作家，比如阿加莎?克里斯蒂（生平创作毒杀推理小说多达十余部，其中就包括她的处女作《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和多萝西·L·塞耶斯（以《强力毒药》最为知名）。对于作品中提及和使用的那些经典毒杀诡计，我们称之为“世纪毒杀”。
但是，客观现实最终还是将这一题材限制在了最小众的范围里。因为随着毒物学、刑侦学和法医学的不断进步，科技医疗水平的日渐提高，世界各国对危险品的流通渠道的严格监控，毒杀不得不逐渐推出历史舞台，也越来越少地被用在推理作品中。所以，尽管是在推理小说第一大国的日本，也甚少有作品注重毒杀，更罕见以毒杀为唯一诡计统领全局的长篇本格推理作品。我想，土屋隆夫的处女作《天狗的面具》应该是个例外吧，该作不但为读者呈现了一场经典毒杀，还“附赠”了一篇毒杀讲义，可这毕竟属于凤毛麟角。从这层意义上讲，超过三次地使用毒杀诡计的东野圭吾，则真的是日本毒杀推理小说领域殿堂级的人物了。
擅长化用本格推理元素、推陈出新的东野，早在自己1986年正式发表的第二部作品《毕业前杀人游戏》中就使用了毒杀诡计，其手法由于结合了茶道的雪月花之式而极尽繁复之能事。之后的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毒杀出现在名作《白夜行》中，不管是小说还是日剧，都有着不俗的表现。接下来就要说到读者诸君刚刚阅毕的本作了，不知道大家是否与我有着同样的感触，《圣女的救济》在毒杀诡计的创新性方面的价值是空前的，它之所以是“世纪毒杀”，其根本因素就是作品在毒杀的实现手法和背后动机上都下足了功夫，从而将这一古老的本格诡计赋予了新的涵义，而使之“焕发青春”的正是东野自《宿命》以来一直刻意描摹的人性主题。正因为其中的毒杀诡计不只是徒具古典况味的“推理博物馆藏品”，还观照、探勘到了现实社会中的人类尤其是身处弱势的女性的深层悲剧精神，《圣女的救济》的贡献之伟大便完全对得起我们对东野的枵腹以待了。与《雪地杀机》之颠覆“暴风雪山庄”模式的写法相似，本作也是在末尾处方始揭开“东野流”毒杀美学的神秘面纱。作者一改古典毒杀推理较多着墨“投毒者身份”（whodunit）的习惯，很快就将凶手锁定给读者知道，这时困扰警方的主要是“毒杀手法”或“下毒途径”（howdunit），而当厉害的汤川学介入其中予以勘察推理之后，却意外地抛给我们一个“奇怪”的说法：唯一的解答却是“虚数解”。意即“从理论上讲是可行的，但从现实上来讲……凶手实施过这种方法的可能性却是无限接近于零……也就是说，其手法套路是可行的，但要实际行动的话，却是绝对无法办到的。”在这样的暗示之下，内海薰的探访询问和草薙的另线调查最终殊途同归，原来解明真相背后的“毒杀动机”（whydunit）才是东野设定如此诡计的主要目的，此前关于手法、途径的讨论都是为着这个颇具人性深度的动机而服务的。汤川所秉持并奉为圭臬的理性研判，在与复杂人性的交锋中再次受挫，无怪乎他在最后感叹道：“一般而言，凶手都是在千方百计地设法杀害他人，这一次的凶手却正好相反，为了不去杀人而竭尽了全力。古往今来，东西南北，还从未出现过这样的凶手……女人这种生物倒也真是有够可怕的，竟然会想出这种毫无合理性可言，充满了矛盾的杀人手法来。”于是，“伽利略”只能苦恼着：“人心是一门出奇深奥的科学。”
诚然，人性注定无法被理性所解构，因为一旦论理化，其结果只会剩下世间最无法简单化的情感——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