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帝国一角的繁荣性崩塌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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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人满怀感情地如此赞颂后湖黄册库:“天下黄册,该载户籍、事产,实国家重务,亿万载无疆之根本也。”
大明的治政国策,乃是以贮存其中的版籍档案为基础,说这里是“国家重务”,不算夸张;而历代皇帝对于这个库房的重视程度,亦当得起其“万载根本”的地位。
可如此重要的一处机构,从初建之时起,便面临着一个离奇的窘境、一个多少仁人志士为之困扰的千古难题:
没钱。
更准确地说,是户部从来没有编列过相关预算。在朝廷的账本上,从来没有这么一笔“后湖黄册库开销”的支出。
这可真是离奇了。朝廷这么重视后湖黄册库,怎么会不拨款呢?
藏书的花费没有养兵那么夸张,可是库阁册架的日常修葺、管库人役的吃喝拉撒、器具船舶的购买整治、官吏监生的薪俸廪米,这都是要花钱的。更别说每十年一次的驳查,几百人在岛上起居消耗,开销更是巨大。
后湖黄册库自己不是生产部门,朝廷不给钱,日常工作怎么展开?
这事,得怪大明的总设计师朱元璋。
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有他务实的一面,也有一拍脑袋异想天开的时候。在户籍制度的设计上,他深谙基层弊端,手段施展得极有节奏,不出二十年便完成了前朝所未能完成的版籍大业。可到黄册库建立之后,一涉及钱,他却变得很天真。
朱元璋觉得,如果单独为黄册库编一笔预算,会导致开支总数上升,这笔负担最终会落到底层农民身上。他一拍脑袋,想到了个好主意。
在黄册库投入运营之后,朱元璋是这么安排的:所有的官员和监生相关支出,由国子监负责,如果不够,则由都税司以及江宁、上元二县补足;纸墨之类的文具支出,由刑部、都察院负责,不够的话,再由应天府补足;房屋、册架、过湖船只、桌椅板凳之类,由工部负责添造修理;至于其他琐碎支出,则由户部负责。
一处花费,居然要七八个中央和地方各个衙门来养活。
朱元璋是这么想的:每个衙门的经费,肯定会有结余。把七八个衙门的结余汇总起来,便可以在不增加支出的情况下养活黄册库。一不至于浪费各衙门的余钱,二不至于再从百姓身上征敛,多完美。
可稍有财务经验的人都知道,这个看似完美的结构,运转起来有多么可怕。
任何一个部门,在不涉切身利益的事情上都会消极怠工,所以KPI必须和他们的职责相对应。户部和国子监负责的部分还好,毕竟是本管业务。像刑部、都察院、都税司之类的机构,跟黄册库关系不大,凭什么每年给你钱啊?
朱元璋在世之时,这套“吃百家饭”的制度尚能有效运转。等到他一去世,各部门便互相推诿起来。
当初洪武爷制定的财务政策里,有这么一个“不敷”——意思是不够花——的规定:国子监的钱不敷,就从都税司和江宁、上元二县调拨;如果刑部、都察院的钱不敷,就从应天府调拨。这么设计,是因为每个部门每年的结余款是不固定的,万一不够用,还有下家可以支应,总归有人托底。
朱元璋想得挺好,可他没预料到,这个却成了官僚们的一个完美借口。
官老爷别的不擅长,最擅长踢皮球。你想要经费?对不起,本部囊中羞涩,不敷开销。按洪武爷的规矩,您还是去别的部门问问看吧。
尤其是到了永乐迁都之后,这种情况变得更加严重。
正管衙门都去了北京,偏偏后湖黄册库没有搬迁,还留在原地。于是负责供养它的那些部门,便从户部、刑部、工部、都察院变成了南京户部、南京刑部、南京工部、南京都察院……
这套政府班子徒具中枢虚名,除了户部还管着南直隶钱粮之外,其他部委的权势连地方衙门还不如,对待黄册库这个拖油瓶的态度,自然更差。
连南京国子监,都忍不住跳出来,给黄册库移了一道公文:“本监惟供给监生。”意思是,监生的费用我们承担,其他的可不管,你们自己想辙吧。国子监还来回扯皮,一会儿直接给米,一会儿折成银钱,总之给得极其不痛快。
南京部委足球队高举着“不敷”这面大旗,开始了精妙的传球。国子监推给都税司,都税司推给江宁、上元二县;户部推刑部,刑部推都察院,都察院推应天府,应天府呢,自然也往下甩锅,又推给下辖的江宁、上元二县。
供养黄册库的费用,被一层层挪移转嫁,最终尽数落到了江宁、上元两县头上。这两个县就在南京城外,离后湖最近。两县实在是推无可推了,只能含泪把负累扛下来,向基层征派。
这下子可苦了这两县的老百姓。
册籍有纸张笔墨支出,看守有匠工支出,修缮维护建筑有砖石支出,驳查有书算支出,还有炭食药等闲杂支出。而且,岛上干活的匠役民夫,由两县抽调充任,笔墨茶菜炭纸等诸项支出,由两县办税承担,连祭祀湖神所用祭品,都需要两县官府购买三牲。
甚至监生所用肉食,都是由都税司派遣专人在两县路上巡检,看到赶猪进货的屠户就上前强行抽税,赶走几头——你还别小看这个税,后湖三天就得用二百三十斤肉,可想而知这税有多重。
如果只是日常开销,两县咬咬牙也能熬过去。但每十年还有一次大规模的驳查,这期间产生的费用,比日常支出要翻几番,同样也得两县扛大头。
这比天塌下来还可怕。
咱们前文讲过,从宣德年开始,驳查时间越来越长,从起初三个月到六个月、一年乃至数年不完,成本也是直线上升。每次驳查一开始,江宁和上元两县真是连想死的心都有。
拿正德九年(1514年)的驳查举个例子。
当期黄册自正德八年十一月开始驳查,至九年五月,一共查出十四万户黄册有问题。
在这一年里,从上元、江宁两县雇用了书手四十人,每个月工食银一两五钱;册夫四十人,每月工食银九钱;纸四万八千张,笔两千支,墨十斤,以及官员七人、监生两百人的各项茶菜炭药的日常开销……总计是一千四百两的开支。
听着是不是还好?虽然超期,但毕竟在半年之内完工了嘛。
但你得知道,这半年查完的,仅仅是整个南直隶十八府州的黄册。它们分布在南京周边,最先运抵。至于北直隶和十三布政司的黄册,在路上还没到呢。
光一个南直隶,就要半年时间、一千四百两的驳查成本。全国得花多少时间?用多少银子?成本妥妥超过一万两。
上元县有一百九十五个里,江宁县有一百零五里,两县合计三万三千户税基,哪里扛得下这么重的负担?更过分的是,黄册库的费用属于杂泛徭役和杂税,两县的正役正税并不因此而减免,负担更上一层楼。
这个坐落于后湖的黄册库,赫然成了盘踞在南京附近的一只吸血鬼、骆驼背上最后一根稻草,致使“上元、江宁两县,民穷财尽,流移逃亡,不忍其荼毒矣……一应里甲,物业荡然”。有看不过眼的当地官员警告说:“若不通融议处,照旧独累偏造,则上元、江宁二县之民,靡有孑遗矣!”
朱元璋的初衷是想要减少基层负担,可实在没想到最后却起了相反效果。
其实大明一朝的正税并不算重,真正可怕的都是这些临时加派的杂税杂役。没有节制,没有计划,名目众多。上头无论有什么开支,最终一定会传递到基层,让百姓应接不暇,筋疲力尽。
黄册库之于上元、江宁两县,算是明代税赋弊端的一个典型案例。
两县的民力终究有限,凭你怎么敲骨吸髓,也只能榨取那么多。黄册库为了应对日益高涨的开销,想过各种主意,甚至还把主意打到了湖产上去。
比如黄册库会偷偷把湖产租给附近农民,自己收取田租。他们还曾正式向朝廷提出过申请,征集附近渔民进入后湖打鱼,将所得鱼鲜、莲菱等物的收入,用来修理黄册库。
可打鱼才能赚多少钱?碰到开支巨大的时候,还是只能靠顶头上司——南京户部——去四处“化缘”。
比如说弘治三年吧,黄册库做了一次清查,发现在库黄册七十九万二千九百本,其中六十四万七千两百本的册壳都烂了,需要重新装订。
这个是贮藏损耗,费用没法摊派到各地,只能黄册库自己出。
管事官员算了一笔细账。每本黄册,得用染黄厚纸两张,留出富余,一共要采购一百二十九万五千两百张,每张用银三厘;还有装订用的绵索条数,也要同等数量,每条用银一厘。再算上人工杂费,一共是四千五百余两。
黄册库出不起这笔钱,去找南京户部要。户部习惯性地踢了皮球,行文给南京吏、礼、刑、工四部,并南京国子监、应天府、都税司、上元、江宁两县,让他们“照例斟酌取用”。可是谁都没理睬,都以本部不敷为由,踢回给户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