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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这些全是题外话。
我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写了第一本书，由于上天的眷顾，这本书一面世便颇引人注目，许多人都表示想同我结识。
在我刚被推荐进入伦敦文学界时，我的心情既热切，又羞涩，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难免仍有许多感慨。我已经很久没有去过伦敦，倘若现今出版的小说里的描述是真实的，那么那里真是变化很大了。文学界聚会的地点变了——汉普斯泰德、诺丁山门、高街和肯星顿已被切尔西和布鲁斯伯里取代。过去不到四十岁就受人瞩目是件很了不起的事，而现在只要晚于二十五岁出名就会被人耻笑。我想过去大家都羞于流露自己的感情，害怕狂傲自大的样子会招致嘲笑，因此都懂得约束自己。虽然我并不相信那些放浪形骸的文人雅士有多么洁身自好，但那时的文学界的确不存在像今天这样多的风流韵事。我们为自己的荒唐行为盖上一块体面缄默的遮羞布，并且不认为这是虚伪的表现。我们说话委婉含蓄，不会粗鲁莽撞。另外，女性在当时也还没有完全获得独立自主的地位。
那时我住在维多利亚火车站附近，我始终记得我必须乘车走很远的路，才能到那些殷勤好客的文人家去做客。由于羞怯心理作祟，我总要在街上徘徊好一会儿，才鼓起勇气去按门铃。随后，我忐忑不安地被领进一间高朋满座、空气闷热的房间。我被逐一介绍给许多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们对我的书所给予的溢美之词真令我如坐针毡。我明知大家都盼着我能表现得妙语连珠，但是直到聚会结束，我却连一句风趣的话都想不出来。于是我只得为大家端茶递水，把切得很难看的黄油面包送到他们手里，以此来掩饰我的窘态。我巴不得谁都不要注意我，好让我能够放松地观察一下他们，有机会聆听他们妙不可言的谈话。
我记得聚会上有很多身材高大、腰板挺直、鼻子高耸而且目光如炬的女人，衣服对于她们而言像是甲胄一般；同时，我也看到了一群身材矮小、好似小老鼠一般的老处女，嘴里吐出纤细的声音，眼睛滴溜乱转。她们那戴着手套吃黄油面包的习惯叫我又吃惊又好笑；她们还时常偷偷将弄脏的手指在椅子上抹来抹去，自以为可以瞒天过海，这也着实令我佩服。她们这样做自然有损于主人的家具，但我想在女主人去她们家中回访时，也一定会在她们的家具上如法还去。一些女士衣着时髦，她们声称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人因为写了一部小说就可以穿得很邋遢。如果身材匀称，为何不尽情展现它呢？一双漂亮的小脚若穿着时髦的鞋子，难道会影响编辑采纳你的稿子吗？可另一些女士认为这种打扮算不上庄重，她们穿着充满艺术性的纺织品，佩戴着具有原始风情的珠宝首饰。男士们的衣着则很少有比较出格的，他们尽力让自己看上去不像作家，希望大家将他们看成是阅历丰富的人。无论走到哪儿，他们都像是一家大公司的高级办事员。他们总喜欢露出些疲态来。过去我并不认识哪位作家，总觉得他们是很奇怪的一群人，在我看来，他们总有些装腔作势。
我记得他们的谈话总让我感到妙趣横生。只要他们中的一个刚转身离开，他们就能立即将他批得体无完肤，那幽默尖锐的话听得我目瞪口呆。艺术家相较于其他行当的人有一个突出优势，那就是他们不仅能够嘲笑朋友的外貌和性格，还可以嘲笑他们的作品。他们的评论犀利而精准，滔滔不绝，令我自叹弗如。在当时，谈话仍被视为一种需要费功夫练习的艺术，一句巧妙的回答远比锅下燃烧柴火的噼啪声[1]更受人青睐。格言和警句在当时还不是愚人用来假冒智者的工具，只消在高雅的闲谈中随便用上几句，就能制造妙不可言的效果。可惜的是，我现在已经想不起那些趣味横生的话了。我只记得谈起来最舒服和畅通无阻的话题，是他们谈到我们这个行业的另一面——进行交易的细节。在我们品评完一本新书的好坏之后，就会自然地开始猜测这本书卖出了多少本、作者拿到了多少预支稿酬，以及最后他一共能获得多少报酬。然后，我们还会谈到这个出版商和那个出版商，把他们中的慷慨与吝啬者进行比较。我们还会争论是应该把稿子交给支付稿酬丰厚者，还是交给那些善于宣传和推销的人。有的出版商不知该如何做广告，有的则非常在行；有的出版商很迂腐，有的则能够顺应潮流。接下来，我们还会谈到代理人和他们能为我们争取到的销路；还有各类编辑和他们所欢迎的稿件种类，每千字他们能支付多少稿酬，是及时付清还是习惯拖欠。这些话题对我们而言，全都充斥着浪漫气息，它赋予我作为某个神秘兄弟会成员的一种亲切感。
[1]出自《圣经》旧约传道书第七章，译文为：“愚人之笑声，好似锅子底下荆棘燃烧的爆炸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