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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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将尼克尔斯船长告诉我的关于斯特里克兰德的事，尽量按照发生时间的先后顺序理清楚，再进行记述。他们两位相识于我在巴黎最后见到斯特里克兰德那年的冬末。斯特里克兰德在遇到尼克尔斯船长前的那段日子是如何度过的，我并不知道，只知道他一定生活得非常困苦，因为尼克尔斯船长是在夜间收容所里同他相识的。当时马赛爆发了一场罢工，斯特里克兰德也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连勉强糊口的一些小钱也赚不到了。
夜间收容所是一栋用石头筑成的大楼，穷人和流浪汉只要证件齐全，而且能让管事的修道士相信他们本是有工作能力的，就能在这里免费留宿一个星期。尼克尔斯在等待收容所的大门打开时，注意到了斯特里克兰德，因为他身材高大，模样奇特，十分惹眼。人们百无聊赖地候在门外，有的人走来走去，有的斜靠在墙上，还有一些人坐在马路牙子上，把双脚伸进排水沟里。终于，在所有人都排队进入办公室后，尼克尔斯船长听到查看证件的修道士用英语和斯特里克兰德交谈。但他没找到和斯特里克兰德说话的机会，因为大家刚进入公共休息室，就走进来一个捧着一本大《圣经》的传教士，在屋子一端的讲台上开始布道。这便是这些流浪者寄宿的代价，他们必须忍受。尼克尔斯船长没能和斯特里克兰德分到同一间屋子，因此当第二天早上五点，他和大伙被一个高大结实的教士赶下床，把床铺整理好，又洗了脸以后，斯特里克兰德已经不见了。尼克尔斯顶着刺骨的寒风在街上溜达了一个钟头，来到维克托·耶鲁广场，那是水手们经常聚会的地方。他在那儿又见到了斯特里克兰德，后者正倚靠着一座雕像的底座打瞌睡。他朝斯特里克兰德踢了一脚，把他踢醒了。
“跟我去吃早饭吧，朋友。”他说。
“见鬼去吧。”斯特里克兰德不高兴地说。
我一下就听出这正是我那老朋友的惯用语，便准备把尼克尔斯船长视为一个值得信赖的见证者。
“一个子儿也不剩了吧？”船长又问。
“你给我滚开。”斯特里克兰德说。
“跟我来，我给你弄点儿吃的去。”
斯特里克兰德犹豫了一阵，然后从地上爬起来，和他一起走向一个施舍面包的救济所。饥饿的人可以在那里得到一块面包，但是他们必须当场吃完，不能带走。吃完面包，他们又来到一个施粥的救济所，每日十一点到下午四点，他们每人可以在这里领到一碗很稀的咸粥，但不能连续领取超过一个星期。这两个救济所相隔甚远，除非是饥饿难耐，否则没人愿意两头跑。吃完了早饭，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和尼克尔斯船长也就开始了奇特的交往。
他们在马赛相伴度过了约四个月的时间。如果奇遇是指出人意料或者冒险刺激的事，那么他们的生活可以说没有什么奇遇。他们把时间全用在解决生存问题上，他们得挣钱给晚上找个住处，还得买些吃的减轻饥饿。我巴不得自己有能力画几幅多姿多彩的画，好让读者见到尼克尔斯船长生动的讲述在我脑海中唤起的画面。他所讲的他们两人在这个海港的下层生活里的各种冒险，完全可以写成一本趣味盎然的书；各色人等逐一登场，足以帮助一位民俗研究者收集资料编成一本关于流浪汉的大词典。但是在这里，我只能用寥寥数段进行描写。尼克尔斯船长的描述留给我的印象是，他们在马赛度过了一段紧张、野蛮、多姿多彩、富于活力的生活。但是我所知道的马赛，是一座人群熙攘、阳光明媚、四处充斥着舒适的旅馆和被有钱人占据的餐厅的城市，这里的人慵懒安逸、无所事事——与他们二位的生活相比，显得多么平淡乏味啊。我真羡慕那些亲眼见过尼克尔斯船长所描述的那种景象的人。
当斯特里克兰德和尼克尔斯船长被夜间收容所赶出来以后，就到“硬汉比尔”那里住下来。硬汉比尔是一间水手寄宿旅店的老板，长得高大魁梧，有一双硕大的拳头，是个黑白混血儿。他为失业的水手供应食宿，直到给他们在船上找到工作为止。斯特里克兰德和尼克尔斯船长在他的旅店里住了一个月，与其他十几个人——瑞典人、黑人、巴西人——一起睡在两个房间的地板上。这两间屋子都空空如也，所以比尔才把他们安排在里面。他每天都把这群人带到维克托·耶鲁广场，因为凡是需要雇工的船长，都会到那儿去。比尔的妻子是一个又胖又邋遢的美国女人，谁也说不清她是怎么沦落到这一步的。寄宿者每日都要轮流协助她做家务活。斯特里克兰德给硬汉比尔画了一幅肖像，来替代做家务以及寄宿的费用，这在尼克尔斯船长看来，斯特里克兰德真是占了很大的便宜。比尔不但给他买来画布、油彩和画笔，还送给他一磅走私的烟草。据我所知，这幅画现在很可能仍被挂在若利耶特路附近某幢破房子的客厅里，估计能值一千五百英镑了。斯特里克兰德预备先搭船去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然后再转道去萨摩亚或塔希提岛。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想要去南太平洋，尽管我记得他一直梦想登上一座洒满阳光的绿色岛屿。那里碧波环绕，海水比北半球所有的海都更湛蓝。我想他之所以总和尼克尔斯船长形影不离，是因为尼克尔斯船长熟悉南太平洋的水域；而最后说服他到塔希提岛，告诉他那里是最舒适地方的，也正是尼克尔斯船长。
“你知道吗，塔希提岛是法国领土，”尼克尔斯船长对我解释道，“法国人办事没那么严格。”
我想我明白他话里的意思。
斯特里克兰德没有证件，但是只要能让硬汉比尔赚到钱（他一旦为哪个水手找到差事，就要拿走人家第一个月的工资），他就对此毫不介意。恰巧当时他的住客里死了一个司炉工，他就把那人的证件给了斯特里克兰德。斯特里克兰德和尼克尔斯船长想往东去，但是那时需要招收船员的船都是往西去的。斯特里克兰德两次拒绝了去往美国的货轮上的差事，还拒绝了一艘去往纽卡斯尔的煤船。硬汉比尔忍受不了斯特里克兰德的执拗，因为这让他吃了亏，便毫不犹豫地把斯特里克兰德和尼克尔斯船长给赶了出去。这样一来，他们又成了街头流浪汉。
硬汉比尔供应的饭菜算不上丰盛，因为他们吃完饭菜从桌旁站起来几乎同刚坐下时一样饥饿，但即便这样，他们仍有好几天对那里的伙食念念不忘。这回他们真正领教了忍饥挨饿的滋味。施粥救济所和夜间收容所都对他们关上大门，他们唯一的食物只有面包救济所给的一小块面包了。到了晚上，只要是能睡觉的地方他们全都来者不拒，不论是火车站岔道上的空车皮里，还是仓库后面的大卡车里，都是他们的栖身之所。但是天气太寒冷了，他们时常浑浑噩噩地睡上一两个钟头，就得起来到街上走一走，好让身子暖和起来。他们最不能忍受的是没有烟抽，尤其是尼克尔斯船长，所以他们便到小酒馆去捡前一夜闲荡的人扔掉的烟屁股和雪茄头。
“比这更差的混合烟丝我也用烟斗吸过。”他补充道，不无自嘲地耸了耸肩。他一边说着，又从我递给他的烟盒里拿出一把雪茄，把其中一支叼在嘴里，另外的则装进口袋。
他们偶尔也能赚到些钱。有时开来一艘游轮，尼克尔斯船长想办法和船上的计时员攀些交情，能给他们两个找到一份装卸的活儿。如果是一艘从英国来的船，他们就悄悄溜进甲板下面的水手舱里，混进水手中饱餐一顿。当然，这么做是有一定风险的，如果他们被船上管事的人发现，就会被他从舷梯上赶下来，要是动作慢一点儿，屁股上还得挨上两脚。
“只要能填饱肚子，被人踢上一脚不算什么，”尼克尔斯船长说，“我就从不为这种事生气，管事的人也要顾及船上的纪律嘛。”
一幅生动的图画浮现在我眼前：一个大副火冒三丈地高抬起他的一只脚，尼克尔斯船长头朝下从狭窄的舷梯上翻滚着滑下来，但他仍能像一个真正的英国人那样，对英国商船队的严明纪律拍手称赞。
他们在鱼市场里也总能打到零工。有一次，堆在码头上的许多箱橘子需要被运走，他们就去帮忙装车，每人挣了一法郎。还有一次他们很走运，遇到一条从马达加斯加绕过好望角而来的货轮，货轮需要刷油漆，一个开寄宿旅店的老板揽到这笔生意，于是他们被悬挂在船身的厚木板上，一连好几天给生锈的船身刷油漆。我想这项工作肯定激发了斯特里克兰德冷嘲热讽的幽默感。我问尼克尔斯船长，斯特里克兰德对这些困窘的日子做何感想。
“我没听他说过丧气话，一句也没有，”船长答道，“有时他会心情不好，但即便是我们整天都吃不上饭，也没钱在中国人的旅店里睡上一觉的时候，他依然像只蛐蛐一样活蹦乱跳。”
对此我并不感到惊讶。斯特里克兰德恰是一个超然物外的人，即便是在最令人丧气的时候也一样。这究竟是由于心灵的平静还是由于矛盾的个性呢，很难说清楚。
“中国人的茅房”是流浪汉们给一个独眼的中国人开在布特里路旁的小旅店起的名字，因为这家旅店又小又简陋。在这里，六个铜板可以睡在一张小床上，三个铜板可以睡在地板上。他们在这儿结识了许多和他们一样穷困潦倒的人，一旦他们遇到身无分文、夜间寒气逼人的时候，他们就二话不说找一个白天正巧挣到一法郎的人借几个铜板寄宿。这些流浪汉一点儿也不小气，不管谁手里有点儿钱，都乐于拿出来分享。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但都很讲义气，并没有因为国籍的不同而觉得生分。因为他们认为大家都是来自同一个国度的自由臣民。这个国度幅员辽阔，包容万众，它叫“福地”[1]。
“但是我想斯特里克兰德一旦真生气了，可绝对不好惹呀，”尼克尔斯船长回忆道，“有一次我们在广场上碰到硬汉比尔，他想拿回送给斯特里克兰德的证件。”
“‘要是你想要，就到我的住处来拿好了。’”查尔斯说。
“比尔是个孔武有力的壮汉，他不满意查尔斯的态度，不停地咒骂他，把一切脏话都用上了，这倒是值得听听的。查尔斯面无表情地听了一会儿，然后走过去对他说：‘给我滚蛋，你这只蠢猪！’他骂的话很平常，但他的样子可够吓人的。硬汉比尔立马闭了嘴，你能看出他害怕了。他掉头就跑，就像忽然想起自己还有个约会一样。”
尼克尔斯船长讲述的斯特里克兰德的骂人话和我写出来的并不一样。由于考虑到这是一本家庭读物，因此我认为稍微做些有悖真实性的调整，选择几个雅俗共赏的字眼更合适。
要知道，硬汉比尔受到一个不起眼儿的水手的侮辱，可不能轻易咽下这口气。他是个狠角色，借此建立了不少威信。起初一个住在他寄宿旅店里的水手告诉他们俩，比尔发誓要干掉斯特里克兰德，此后又有一个人对他们讲了同样的话。
一天晚上，尼克尔斯船长和斯特里克兰德正待在布特里路的一个小酒吧里。布特里路是一条狭窄的小街道，道路两旁是一间间平房，每个房子只有一个房间，如同热闹集市上的摊位，又像是马戏团的野兽笼子。每个屋子的门口都能看到一个女人。她们有的懒散地倚着门框，有的哼着小调，有的用沙哑的嗓音招呼着过路人，也有的萎靡地翻着一本书看。她们之中有法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日本人，还有黑人；有胖的，也有瘦的。她们脸上堆着厚厚的脂粉，眉毛描得黑黑的，嘴唇画得鲜红欲滴；岁月在她们脸上刻下的痕迹显而易见，那上面还有堕落放荡遗留的伤疤。她们有的穿着黑色内衣和肉色长袜；有的烫了头发，还染成金黄色，穿一件短款薄纱裙，打扮成小女孩儿的模样。从打开的门望进去，可以看到屋内的红砖地、大木床，以及摆在牌桌上的大口径水罐和脸盆。各色各样的人在街上来回游荡，有邮轮上的印度水手、瑞典三桅帆船上金发的北欧人、军舰上的日本人、英国水手、西班牙人、法国巡洋舰上俊俏的水兵，以及美国货船上的黑人。这条街白天看上去肮脏污秽，可是一旦夜晚降临，在小屋灯光的映衬下，竟生出一种罪恶的邪魅来。丑恶的淫欲充斥在空气里，令人觉得窒息和害怕，但是在这环绕你、刺激你的场景里，却蕴含着某种神秘的东西。你感到某种人类未知的原始力量令你反感，却又令你深深着迷。在这个地方，一切文明和体面都消失无踪，人们只能直面晦暗的现实，气氛是热烈而悲哀的。
在斯特里克兰德和尼克尔斯船长所在的酒吧里，放着一架自动钢琴，此刻正在演奏喧闹的舞曲。人们在屋子四周围桌而坐，这边有六七个水手已经喝得醉醺醺的，胡乱地叫嚷着；那边围坐着一群士兵。在屋子的中间，人们一对对拥挤地跳起舞来。留着络腮胡的肤色黝黑的水手使劲儿用他那粗硬的大手搂住舞伴；女人们身上只穿着内衣；不时会有两个水手站起身相互搂抱着跳舞。喧嚣的吵闹声震耳欲聋。所有的人都在饮酒，高声大喊，欢声大笑。一个男人往坐在他腿上的女人脸上狠狠印上一吻，英国水手中间立刻爆发出一片嘘声，更增添了屋内的聒噪。男人们沉重的大靴子踩出的灰尘以及他们口中喷射出的烟雾，把屋子弄得乌烟瘴气。空气闷热得不行。吧台后面有一个女人正在给孩子喂奶。一位身材矮小、脸部扁平且布满雀斑的侍者端着摆满啤酒杯的托盘，匆忙地窜来窜去。
没过多久，两个高大的黑人就陪着硬汉比尔进来了。他显然已有七八分醉意，是故意来找碴儿的。他一进门就踉踉跄跄地撞在一张桌子上，打翻了一杯啤酒。桌边的三个士兵立即和他争吵起来。酒吧老板走过来，要硬汉比尔离开。这个老板性格暴躁，从不允许客人在他的酒吧寻衅滋事。硬汉比尔的态度收敛了些，他有些害怕和酒吧老板起冲突，因为他有警察撑腰。比尔骂了句脏话，转身准备离开。忽然，他瞧见了斯特里克兰德，就摇晃着朝他走去，二话不说往他脸上啐了一口痰。斯特里克兰德抄起酒杯砸向他。跳舞的人全都不动了，在将近一分钟的时间里，酒吧里鸦雀无声。可是当硬汉比尔扑向斯特里克兰德的时候，大家好斗的本性又都被激发出来，酒吧里立马展开了一场混战。桌子被掀翻在地，酒杯在地上摔得粉碎。打架的人越打越凶。女人们到门后和吧台后边躲起来，路过的行人涌进店里来。咒骂声、挥拳声、叫喊声四起，十几个人在屋子中央扭打成一团。突然，警察到了，大家都不甘人后地往门外跑。当酒吧终于不再那么嘈杂了的时候，人们发现硬汉比尔昏倒在地板上，头上出现一个大口子。尼克尔斯船长拉着斯特里克兰德逃到街上，后者的胳膊在流血，衣服被撕扯得不像样子。尼克尔斯船长自己也因为鼻子上挨了一拳而满脸是血。
“我想在硬汉比尔出院之前，你还是赶快离开马赛吧。”当他们回到“中国人的茅房”清洗血迹的时候，尼克尔斯船长对斯特里克兰德说。
“这可比斗鸡热闹多了。”斯特里克兰德说。
我仿佛能看到他脸上的讥笑。
尼克尔斯船长为此忧心忡忡，因为他知道硬汉比尔有仇必报，而斯特里克兰德又两次使这个混血儿栽了跟头。等他清醒以后，斯特里克兰德是必须小心提防的。他不会立即出手，而是暗待时机。斯特里克兰德迟早会被人在背后捅上一刀，过不了一两天，港口的污水里就会有一具无名流浪汉的尸体被打捞上来。事发的第二天那晚上，尼克尔斯船长去硬汉比尔的旅店打听消息，得知他还住在医院；他妻子已经去看过他，据她说，他已发了毒誓，一出院就会要了斯特里克兰德的命。
一个星期过去了。
“我经常对人说，”尼克尔斯船长回忆道，“你要是想打人，就干脆打他个半死，这样你还能争取时间考虑一下后面该怎么办。”
那时斯特里克兰德总算交了一次好运。一艘开往澳大利亚的轮船来水手之家招收一名司炉，原来的司炉因为精神错乱，在直布罗陀海峡跳海自尽了。
“你一刻也别耽搁，立马去码头，我的伙计，”船长对斯特里克兰德说，“你有证件，在合同上签上名字就行啦。”
斯特里克兰德立即随船出发了。尼克尔斯船长在那之后再没见到过他。那艘轮船只在码头停了六个小时，就在傍晚起航了。尼克尔斯船长眼看着轮船烟囱冒出的黑烟越来越淡，船乘着寒冷的海风，逐浪向东而去。
我尽力把这些故事讲得活灵活现，是为了将斯特里克兰德的这段经历与他在伦敦阿什利花园的生活进行比较。那时他整日忙于股票生意，对于他的那段生活，我是亲眼见过的。但我心里清楚，尼克尔斯船长是个热衷于大吹牛皮的人，他对我讲的这些事可能全是他编造出来的。日后如果我得知斯特里克兰德从没见过他，而他对于马赛的熟知全部来自于一本杂志，我也一点儿不会感到吃惊的。
[1]“福地”（Cokaigne），一个想象中的国度，在中世纪欧洲传说中尤其著名。据说“福地”人过着富裕而安逸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