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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没有任何人比萝丝·沃特福德对我更好了。在她身上既有男人的智慧，也有女人的任性。她创作的小说非常特别，读后让人久久不能平静。那天，我正是在她家里遇到了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太太。当时沃特福德小姐正在她的一个小房间里举行茶会，房间被挤得满满当当，大家都聊得很高兴，只有我安静而尴尬地坐着。大家三两成群地专注谈论他们各自的事情，叫我无法鼓起勇气闯入其中任何一群。沃特福德小姐是一位非常善解人意的女主人，她发现了我的窘境，就朝我走来。
“我想你可以和斯特里克兰德太太聊一聊，”她说，“她可是你作品的崇拜者。”
“她是做什么的？”我问。
我很清楚自己的孤陋寡闻，倘若斯特里克兰德太太是位很有名的作家，那么我在同她认识前，最好把情况先弄清楚。
沃特福德小姐为了给我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在回答时故意垂下眼帘，做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来。
“她时常举办午餐会，只要你别总是那么羞涩，随便奉承她几句，她就一定会邀请你去的。”
萝丝·沃特福德选择玩世不恭的处世态度，她将生活视为可供其写小说的一个机会，将世人作为她小说的素材。要是那些拜读了她作品并且欣赏她才华的人曾大方地宴请过她，那么她也会不时地将他们请到自己家里款待一番。人们对作家的热情崇拜令她觉得可笑，她轻视这种行为，但是她又乐于拿出知名女作家的派头同他们应酬。
我被介绍给斯特里克兰德太太，同她交谈了十来分钟。除了她的声音很好听以外，我没发现她有任何特别之处。她在威斯敏斯特有一套房产，房子正好面对尚未完工的大教堂。由于我的住所也在那一街区，因此觉得拉近了同她的距离。对于所有居住在泰晤士河与圣詹姆斯公园之间的人而言，陆海军商店无疑是将他们联系起来的纽带。斯特里克兰德太太向我要了地址，没过几天我便收到了她午餐会的邀请。
我的应酬并不多，因此欣然接受了这次邀请。我去得有些迟了，因为我害怕到得过早，所以干脆围着大教堂走了三圈。等我进去以后，发现宾客们都已经到齐了。沃特福德小姐也在其中，在座的还有杰伊太太、理查德·特维宁和乔治·罗德，和我一样都是作家。当时是早春时节，天气很好，大家都兴致勃勃，天南海北地谈着。沃特福德小姐在来之前很费了些踌躇，不知是该照她年轻时那样打扮得清淡雅致——身穿淡绿色的衣裙，手持一枝水仙花，还是展现出成熟女性的风姿——穿上高跟鞋和巴黎风格的女装。结果她在犹豫了好一阵之后，打扮得两种风格兼而有之，还戴了一顶新帽子。那顶帽子提高了她的兴致，我还从没听过她用那样犀利尖刻的语言议论我们都很熟悉的朋友。出格的言语是机智之魂，杰伊太太对此心知肚明，所以她一直用比耳语高不了多少的声音发表高论，足以使雪白的桌布上也泛起玫瑰色的红晕。理查德·特维宁口若悬河地发表着谬论。至于乔治·罗德，他深知自己的妙语连珠早已为众人所知，不必再费力卖弄，所以他每次张开嘴的目的，只是往里面添送食物而已。斯特里克兰德太太虽然说得很少，但她有一项可爱的本领，那就是总能引领大家围绕一个共同的话题展开议论；一旦出现冷场，她总能适时地说出一两句话，使谈话得以继续。斯特里克兰德太太当时三十七岁，身材较高，体态丰满。她算不上漂亮，可是相貌很讨喜，这或许是她那双透着亲善的褐色明眸的功劳。她的肤色有点不太好，一头黑发精致地梳拢在脑后。她是三位女士里唯一没有施粉黛的，但是同她们比较起来，反而突显了她的淳朴和自然。
餐厅的布置很符合当时的潮流和品位，十分素雅。白色的护墙板很高，绿色的墙纸上悬挂的是被镶在精致黑框里的惠斯勒[1]的蚀刻画。绿色的窗帘笔直地高悬着，上面印有孔雀图案。地毯同样是绿色的，上面印着在绿荫中嬉闹追逐的白色小兔，使人很容易联想是受到威廉·莫里斯[2]的影响。壁炉架上摆放着白釉蓝彩陶器。当时的伦敦一定有五百家餐厅的装饰风格和这里完全一样，虽然典雅且充满艺术气息，但略显沉闷。
我是和沃特福德小姐一同离开斯特里克兰德太太家的。由于当时天气宜人，加上她的新帽子令她情绪高涨，于是我们决定走路穿过圣詹姆斯公园。
“刚才的聚会很棒。”我说。
“菜肴让你觉得很可口，对不对？我告诉过她，要是她想让作家去她府上，让他们吃得好是最关键的。”
“你的建议太棒了，”我答道，“但是她为何要同作家来往？”
沃特福德小姐耸了耸肩。
“她认为作家很有趣，她想赶时髦。我认为她头脑简单，真是个可怜人，在她眼里，我们这些人都很了不起。无论如何，她喜欢款待我们，而我们对此也不反感。我就喜欢她这一点。”
如今回想起来，斯特里克兰德太太可算是那些热爱追逐名人的人中最单纯的一个了。那些人从汉普斯特德的最上流圈子，一直搜寻到切恩街鄙陋破旧的画室，只为捕获他们的目标。斯特里克兰德太太年轻时住在宁静的乡村，她所读到的那些来自穆迪图书馆的借书，除了带给她很多浪漫的故事，也为她灌输了关于伦敦这座大城市的罗曼史。她是真心热爱阅读（这在她的同类人中很罕见，因为其中的大部分人对于作家本人比对其作品更感兴趣，对于画家本人比对其画作更富于热情），她在自己脑中构建了一个虚幻的世界，让自己置身其中，从那里所获得的自由是现实生活完全无法给予她的。在她和作家来往以后，她感到过去只是能隔着脚灯遥望的舞台，现在却能叫她站上去了。她眼看着这群人粉墨登场，仿佛她自己的生活圈子也被扩大了，因为她除了款待他们，居然还能到他们闭塞的幽居里进行拜访。这群人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令她觉得可以接受，但她丝毫也不想依照他们的规则去调整自己的生活。这群人的伦理标准是古怪的，正如同他们奇怪的衣着、荒诞不经的言论一样，都对她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但却对她的人生态度没有产生丝毫影响。
“那么有没有一位斯特里克兰德先生？”我问。
“当然有。他在伦敦做事，应该是个证券经纪人，是个十分无趣的人。”
“他们夫妻感情好吗？”
“他们两个相敬如宾，要是你在他家里吃晚餐，你就能见到他。不过她很少请人用晚餐。他少言寡语，对文学和艺术完全不感兴趣。”
“为何可爱的女人总是同无趣的男人结婚呢？”
“因为有头脑的男人是不会同可爱的女人结婚的。”
我只得转移话题，因为我想不出反驳的话来，便开始打听斯特里克兰德太太是否有孩子。
“她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都在上学。”
这个话题已经说得够多了，于是我们聊起了别的事情。
[1]杰姆斯·惠斯勒（1834-1903），美国蚀刻画家。
[2]威廉·莫里斯（1834-1896），英国艺术家、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