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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顾前面所写的关于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的文字，相信一定难以令人满意。我只记述了我所知道的事情，但我并没有写明白，因为事情发生的真实原因我并不清楚。最难解释的事便是斯特里克兰德为什么要做画家，这似乎是毫无道理的。虽然他的成长经历和生活环境一定能告诉我答案，但我却对此一无所知。从他的谈话里，我也找不到任何线索。假如我是在写小说，而非记述我认识的一个脾气古怪的人的真实事迹，我就会虚构一些能解释他的人生发生巨变的原因。我可以描写他在小时候就立志要当画家，但不能违背父亲的意愿，或迫于生计，毁灭了这个梦想；我还可以描写他憎恶生活的约束，热爱艺术，从而与生活责任不断产生冲突，来唤起读者对他的同情。这样一来，我就能把斯特里克兰德塑造成一个饱满而令人敬畏的人物。或许读者可以从他联想到普罗米修斯。如此一来，我没准能打造出一个为了替人类谋福利而甘愿受尽折磨的现代英雄形象，这是最能打动人心的永恒主题。
此外，我还可以从他的婚姻关系里寻找他做画家的动机。我构思这个故事的方法可以有很多种：比如由于他太太乐于结交文艺界人士，他借此认识了一些作家和画家，使他被埋没的艺术天分得以激发；或者是因为家庭不和睦，迫使他更关注自己的内心；又或者可以从爱情出发，他本就在心里埋藏着对艺术的向往，由于爱上一个女人，激情煽风点火，把小火苗变成燎原大火。但是，如果我照着这个思路去写，斯特里克兰德太太就要以另一副面目出场了。我不得不歪曲事实，让她变成一个喋喋不休、惹人嫌恶的女人，或者是性格偏执，不懂得精神追求。于是斯特里克兰德的婚姻生活成了苦海无边的折磨，他只有逃走这一个选择。然后我会更多地着墨于他尚存的同情和怜悯心，他不肯断然摆脱枷锁，这样我就能对他的两个孩子绝口不提了。
要想让故事更加扣人心弦，我还可以让斯特里克兰德在偶然的机缘里，遇到一个老画家。这个老画家在年轻时，或者由于贫困，或者为了追名逐利，结果虚耗了才华，当他发现斯特里克兰德拥有同他年轻时一样的才华和可塑性后，便对他施加影响，要他放弃安稳的生活，为神圣的艺术献身。我将着重描写这位成功的老画家如何富有和受人敬仰，但他向往的是另一种他已无力去寻求的生活，他希望这个年轻人能做到。我想这样写会更加突出讽刺意味。
但事实却是平淡无奇的。斯特里克兰德一走出校门就进入一家证券经纪人事务所，并且对当时的生活并无不满。直到结婚，他都一直过着属于他的该有的平凡生活：在交易所进行几笔不大不小的交易；喜欢德比赛马或是牛津与剑桥间的划艇比赛，至多不过下一两镑的赌注；在休闲时间里去练练拳击；把兰特里夫人[1]和玛丽·安德森[2]的照片放在壁炉架上；读一读《笨拙》杂志和《体育时报》，再到汉普斯特德去参加舞会。
我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有见到他，但这也没什么。这些年来，他一直在为能够掌握一门非常困难的艺术而努力奋斗，生活过得枯燥无味。他为了填饱肚子，被迫采用一些权宜之计，我认为这并没有什么好写的。即便我记录下他这段时期的生活，也无非是他所看到的在别人身上发生的各类事件。我不觉得这段时期的经历会影响到他性格的发展。如果他要写一部以现代巴黎为背景的冒险小说，那他或许积攒了足够的素材。但是他始终采用一种超然的态度对待周遭事物，从他的谈话中可以推断，这些年没有出现任何让他记忆深刻的事情。或许是他到巴黎的时候已经不再年轻，奇光异彩的世界对他构不成吸引力。说起来也许有点奇怪，他给我的印象不仅仅是讲求实际，而且不露声色。我认为他这段时期的生活是很有浪漫情调的，但他自己却看不到任何浪漫之处。也许一个人若想体味生活中的浪漫，首先得在一定程度上像个演员，能够跳脱自身，来审视自己的行为，带有一种既超脱又享受其中的兴味。但没人比斯特里克兰德更心无旁骛了，我不知道有谁能像他那样，有极其强烈的自我意识。
不幸的是，我不能描述他在登顶艺术高峰的路上，怎样披荆斩棘、历尽磨难。因为假如我能写出他怎样努力奋斗、从不言败，怎样果敢坚毅、摒弃悲观与失望，在面对艺术家最大的敌人——自我怀疑时，怎样坚持不懈、决不放弃，那么或许我就能在读者心中对这个单调乏味的人——我很清楚这一点——唤起一些同情。但对于这方面，我没有可供描述的事实根据。我从未目睹斯特里克兰德工作时的样子，而且我知道不单单是我，任何人都没见到过。他在艺术里的挣扎和斗争是他个人的秘密。如果他曾孤零零地在画室中和上帝的天使厮打成一团[3]，那么他决不允许任何人窥探他的痛苦。
在我讲述他和布兰奇·斯特罗伊夫的关系时，也因为所掌握的事实依据不足而苦恼。要想保证故事的连贯和完整，我应该叙述他们悲剧性结合的发展过程，但他们三个月的同居生活在我这里完全是空白。我不清楚他们的相处模式，也不知道他们如何交谈。一天毕竟有二十四个小时，而感情只有在极少数的时刻能到达顶峰，因此他们如何度过其余的大部分时间，我只能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了。
我想只要光线还在，并且布兰奇尚能支撑得住，斯特里克兰德就不会停下手中的画笔。布兰奇见他这样沉湎于绘画，肯定觉得恼怒。在整个过程中，她的身份只是他的模特，而不是他的情妇，因为他根本想不到后者。除此之外，在沉默相对的漫长时间里，她一定多少心生恐惧。从斯特里克兰德的只言片语里我曾得知，布兰奇委身于他的一部分原因是她要报复迪尔柯·斯特罗伊夫，因为迪尔柯是在她被伤害到无路可走的时候才搭救了她。斯特里克兰德透露的秘密打开了许多扇凭空臆想的大门。我宁愿这不是真的，否则会让人觉得太过恐怖。但是谁又能丝毫不差地揣度人心呢？那些只盼望通过人心发现高尚情操和正常情感的人，自然理解不了。
当布兰奇发现斯特里克兰德的热情只偶然迸发，大部分时间都把她推得远远的，她心里一定痛苦极了。哪怕在那些激情的时刻，我猜她也清楚地意识到，他只是把她视为取乐的工具，而非一个活生生的人。对她而言，他一直是陌生人，她只好使尽所有可悲的手段来拴牢他，撒下舒适生活这张大网，却不知他毫不在意生活的舒适。她煞费苦心给他烹制合他胃口的食物，殊不知他根本不在乎食物的好坏。她很怕他一个人待着，总是不停地给予他呵护和照顾；在他的激情休眠时，她就千方百计唤醒他，因为那样至少能维持她把他控制在手的幻觉。没准凭她的聪明她会知道，她所铸造的锁链只能激起他打破束缚的天性，正如厚玻璃窗会让人手痒，很想拿起半块砖砸破它。但她的内心拒绝理智的忠告，迫使她朝着一条她已预见到的末路前进。她肯定极为痛苦，但爱情的盲目令她相信她的追求是可实现的，令她相信她的爱很伟大，若不能唤起他同样的爱作为回报，是万万不可能的。
不过，我对于斯特里克兰德性格的研究，除了缺少很多事实依据外，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失误。那就是由于他和女人的关系这样引人注目，我便如实记录了许多内容，但事实上这只是他生活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尽管它给别人的生活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但那也只是命运对人的讽刺。事实上，斯特里克兰德的真实生活除了梦想，便是大量充满艰辛的工作。
小说的虚构性正源于此。一般而言，爱情只是生活中诸多事务中的一件，可小说却偏要放大和强调它，赋予它极为重要的地位，这是违背实际生活的。虽然也有个别男人视爱情为生活的重心，但他们通常都是些索然无味的人。就算是对爱情充满热情的女人，也瞧不起这类男人。尽管她们会被他们奉承得暗自欢喜，但总不免产生一种不安，觉得这些男人很可怜。大部分男人即使在短暂的恋爱时期，也要不停地做些分散注意力的事：对维持生计的买卖倾注精力，或者投入体育活动中，又或者对艺术产生兴趣。大部分时候，他们会在不同的时间安排不同的活动，在进行一种活动时，就把其他的活动排除在外。他们有一种本事，可以在某段时间里专心致志地做一种活动，假如这种活动受到其他活动的干扰，他们就大为不悦。同样是热恋中的男女，二者的区别在于女人可以整天沉浸在爱情里，男人却只有部分时间支配给爱情。
性饥渴在斯特里克兰德脑中只占据很小的空间，一点都不重要，甚至可以说令他厌烦。他的灵魂所追求的是其他的东西。他也有激情涌动之时，会被欲望裹挟，迫使他放纵一下，但他恨透了这种剥夺了他自控能力的本能。我猜他甚至憎恨在放纵享乐时不可缺少的伴侣。在恢复自控力之后，他看着那个他可以发泄欲望的对象，会觉得不寒而栗。那之后，他任由思绪漂浮在天际，心中生起对那女人的嫌恶和恐惧，就像一只在花丛里飞舞的蝴蝶看到它顺利脱身而出的肮脏蛹壳一样。我认为艺术也是表达性本能的方式之一。在那不勒斯海湾金黄色月亮的照耀下遇见一个漂亮的女人，抑或是提香的名画《基督下葬》，在人们心中生发的感情是一样的。斯特里克兰德或许憎恶这种泄欲行为，尽管这原本是十分正常的。他认为比起在艺术创作中获得满足，这种满足的取得是粗野的。我所描写的这个人自私残忍、粗犷野性，但我又把他说成一个拥有极高精神境界的人，连我自己都觉得难以置信。但事实就是这样。
他几乎是艺术家里生活得最拮据的人，因此工作条件也更艰苦。他毫不关心大部分人都在追求的优雅而美好的事物和生活，也毫不在乎名与利。大多数人总是抵抗不住各种人情世故和诱惑，不得不做出让步，但在斯特里克兰德那里，诱惑是根本不存在的，使你无从称赞他抗拒诱惑的能力。他心里从没有对事情做出妥协和让步的概念。他在繁华的巴黎生活，却比住在底比斯沙漠里的隐士更孤寂。对于他人，他唯一的要求只是不被打扰。他心无旁骛地追寻梦想，为实现它不惜牺牲自己——这一点许多人都能做到——甚至还不惜牺牲他人。他始终活在自己幻想的世界里。
斯特里克兰德是那样令人嫌恶，但同时我也认为他是个伟大的人。
[1]原名艾米丽·布莱顿（1853-1929），英国女演员，以美貌著称，后嫁给爱德华·兰特里。
[2]玛丽·安德森（1859-1940），美国女演员，以美貌著称。
[3]此典故来自《圣经·创世纪》第32章。雅各与上帝的天使搏斗，最后天使承认他取得了胜利，并为他祈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