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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特拉斯医生是一个高大肥胖的法国老人，他的身形就像一颗硕大的鸭蛋，长着一双锐利又和善的蓝眼睛，目光时不时得意扬扬地落在他那隆起的大肚子上。他面色红润，头发花白，令人一见面就心生好感。他同我们见面的房子很像法国小城市的住宅，屋里摆放的两件波利尼西亚小摆设，倒与环境有点格格不入。库特拉斯医生用双手握住我伸给他的手——他的手非常大——热情地打量我，但我从他的目光中看到了精明。他和布鲁诺船长一边握手，一边礼貌地问候他的妻子和孩子们[1]。大家寒暄一番后，又聊了聊岛上的新闻，以及今年椰子和香草果的收成如何等话题，便进入我来拜访的主题。
我无法照原样复述库特拉斯医生的话，只能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述。他本来讲得有声有色，经我转述，定要大为失色，这是十分遗憾的。他嗓音低沉而富有磁性，同他的体型十分匹配。他说起话来十分富于戏剧效果，因此听他讲话就像在看一出戏，甚至比大部分戏剧都更加精彩。
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库特拉斯医生有一回到塔拉瓦奥为一个患病的女酋长诊治。他把那位女酋长描述得活灵活现。她很肥胖，在一张大床上躺着抽烟，被一圈黑皮肤的侍从围着。医生在诊断过后，就被带到另一个房间，款待以丰盛的饭菜——生鱼片、煎香蕉、鸡肉，以及一些他叫不上名字的东西[2]，都是典型的当地[3]特色食物。他在吃饭的时候，看到那些人把一个满眼泪水的女孩子撵出门去。他当时并没放在心上。他吃完饭，正准备登上马车回家的时候，看到她就站在不远的地方。她悲戚地瞧着他，不停地流泪。他向身旁的人打听这女孩的情况，得知她是从山上下来的，想请他去给一个患病的白人诊治。他们已经告诉过她，库特拉斯医生没有时间。他把她叫到跟前，亲自问她怎么回事。她说她是替爱塔过来的，爱塔曾经在鲜花旅馆工作过，她跑到这儿来是因为“红胡子”生病了。她把一张皱巴巴的报纸递给医生，他打开它，发现里面是一张一百法郎的钞票。
“‘红胡子’是谁？”他问旁边的人。
那人告诉他，“红胡子”是他们给一个英国画家起的绰号。这个人和爱塔住在一起，他们的住所离这里大约七公里，在山谷里。他根据他们的描述，知道“红胡子”就是斯特里克兰德。不过要想去看斯特里克兰德，就必须徒步过去，他们认为他一定不愿意，就把女孩子赶走了。
“说实话，”医生转头对我说，“我当时十分犹豫。要我在难行的山路上来回走十四公里，那可真够我受的，况且要是过去，当天晚上我也赶不回帕皮提了。此外，我对斯特里克兰德并无好感，他是个无所事事的懒汉，宁肯跟一个土著女人同居，也不肯像别人一样自己养活自己。我的上帝呀[4]，我那时怎么会知道，他有一天会成为世界公认的天才？我问那个女孩，他病得是否很严重，能否到我的诊所来看病，还问她他究竟得了什么病。她一言不发，我只好继续追问她，可能还冲她发火了，但她只管用眼睛盯住地面，不停地掉眼泪。我无奈地耸了耸肩。无论如何，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虽然我满肚子火，还是答应跑这一趟。”
等到库特拉斯医生抵达目的地时，他的怒火丝毫不比出发时弱。他走得大汗淋漓，又累又渴。爱塔一直焦急地等他来，已经走出一段路来迎接他了。
“在让我给任何人诊断之前，先给我喝点儿东西，不然我就渴死了，”医生叫道，“看在上帝的分上[5]，给我拿个椰子来。”
爱塔叫了一声，立即跑来一个男孩子。他三两下就窜到一棵椰子树上，把一只熟透的椰子丢下来。爱塔给椰子开了个洞，让医生痛快地喝了一顿椰子汁。那之后，医生给自己卷了根烟，情绪缓和多了。
“红胡子在哪儿？”他问。
“他在屋子里画画，他不知道你要来，你去看看他吧。”
“他哪儿不舒服？如果他还能画画，就能到塔拉瓦奥去找我看病。害我走了这么多该死的破路，难道我的时间没有他的时间宝贵吗？”
爱塔没有答话，就和那个男孩一起进屋去了。来找医生的那个女孩坐在露台上；一个老太婆背朝墙躺在她脚下，卷一种当地人抽的纸烟。医生觉得这些人行为古怪，不由得有些气恼。他走进屋子，看到斯特里克兰德正在清洗调色板。画架上有一幅画。斯特里克兰德围着一条帕利欧，背对门立在画架后面。他听见有人进来，就转过身，一脸不悦地瞧了医生一眼。他很吃惊，因为他讨厌被人打扰。不过更吃惊的该是医生，他倒抽一口凉气，像生了根似的站在那儿，眼睛圆睁着。他看到了完全出乎他意料的情况，被吓得不轻。
“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斯特里克兰德说，“你有事吗？”
尽管医生已经从震惊中回过神来，但仍费了很大力气才张开嘴巴。他来时的所有不愉快全都无影无踪，他感到——哦，对，我不能否认[6]——他感到心中涌出无限的怜悯之情。
“我是库特拉斯医生，我在塔拉瓦奥给女酋长看病的时候，爱塔派人来找我，要我来看看你。”
“她是个蠢货。我身上近来是有些地方觉得疼，有时有些发烧，但这没什么大不了，过几天就会好的。下次如果再有人去帕皮提，我会让他给我带些奎宁回来。”
“你不如自己照照镜子吧。”
斯特里克兰德看他一眼，笑了起来。他走到挂在墙上的镜子前，镜子是很廉价的那种，用一个小木框镶起来。
“有什么问题吗？”
“你看不出你的脸发生变化了吗？你不觉得你的五官全都肿起来了吗？你的样子——我该怎么形容才好？——就是书上所说的‘狮子脸’。我可怜的朋友[7]，难道一定要我为你指出来，才能叫你知道你得了一种可怕的病吗？”
“我？”
“你从镜子里就能看出来，你脸上的变化是典型的麻风病的病征。”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斯特里克兰德说。
“我也希望我是在跟你开玩笑。”
“你是要告诉我，我得了麻风病吗？”
“很不幸，这已是无可置疑的事实。”
库特拉斯医生过去曾给很多病人“宣判死刑”，但他每次都难以克服心中的恐惧。他认为被“宣判死刑”的人一定会拿自己与他比较，他们发现他无病无灾，享有生的宝贵权利，肯定又气愤又痛恨。可是斯特里克兰德却默不作声地瞅着他，那张已被恶疾扭曲的脸上没有呈现出任何感情波动。
“他们知道吗？”斯特里克兰德最后指着外面的人问，他们此刻正一反常态，悄然无声地坐在露台上。
“他们这些当地人很熟悉这种病的症状，”医生说，“他们不过是不敢让你知道罢了。”
斯特里克兰德走到门口朝外望了望。他的样貌一定非常吓人，因为外头的人见了他顿时哀号起来，声音越来越大。斯特里克兰德什么都没说，只呆呆地看了他们一阵，就回到屋里。
“你认为我还有多少时间？”
“这可说不准，有的人得了这种病能熬二十年。不过如果早些死掉，反倒是上帝怜悯。”
斯特里克兰德来到画架前，若有所思地看着上面的画。
“你长途跋涉才来到我这儿，带来重要消息的人理应得到酬谢。这幅画你拿走，现在它在你眼里算不上什么，但我想有一天你可能会乐意拥有它的。”
库特拉斯医生谢绝了他的好意，说自己来这里不是为了得到报酬，而且已经把那一百法郎还给爱塔了。但是斯特里克兰德坚持要他收下那幅画。之后他们一起来到露台上，看到那几个当地人还在悲痛地抽泣。
“别哭了，女人，擦掉你的眼泪，”斯特里克兰德对爱塔说，“这没什么大不了，我很快就要离开你了。”
“他们不会带走你吧？”她哭着问道。
当时在群岛上还没有实行严格的隔离措施，得了麻风病的人只要愿意，他就是自由的。
“我想去山里。”斯特里克兰德说。
爱塔站起来，盯着他的脸，说道：
“其他人愿意走就走好了，我不能离开你。你是我的男人，我是你的女人，如果你离开我，我就吊死在房后的那棵树上。我向上帝发誓。”
